【大纪元3月23日讯】
–制度外收入
从80年代中期的“创收”开始，中国人的收入不再单纯。曾湘泉发现，制度外收入现在差不多占到大多中国人的一半。这才是中国人富裕的真正秘密。但这种制度外的收入，最大的问题就是：规则没了。
曾湘泉教授承担的北京市九五社科规划项目求求北京市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对策研究，结果他的研究报告写成了：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
当我们坐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办公室，与这位学院院长用接近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讨论他的这项研究后。我的结论是：曾湘泉这一研究完成了一项学术上的创建，但结果却使他的“对策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曾湘泉发现了什么？简而言之：中国人的收入特别是高收入的那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工资制度内的收入；另一部分是工资制度外的收入。这后一部分收入，“始于80年代中期，发展于90年代初期，膨胀于90年代中期，持续于90年代晚期”。这一“制度外”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收入分配制度成为中国人富裕的最大秘密。
曾推算，制度外的这部分收入，从80年代占到中国人收入的1/3，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半，在相当的部门和单位的个人收入分配中，占到主导地位。
但是，这一部分收入是没有进入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统计年鉴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影响中国人30多年的工资制度，开始于1955年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级别、建立统一工资标准。第二年，全国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工资制度进行改革，然后形成30个级别的干部，对应于这些级别又配以各种水平的工资标准。即使其他的机构、团体和社会体系也以30级体系为标准模本而制定相应的工资标准。这一制度，此后30多年虽然经过几次调整，但一直保持下来。
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一套30级的工资标准，其级与级之间的差距一直在缩小。有计算表明，1956年我国干部的最高与最低工薪的差距为31倍，次年即降为27倍，1959年又降至17.6倍，1985年降到10倍。
曾湘泉解释说，在80年代中期，随着工薪级差的缩小，已经显示我们的工资制度失效的迹象。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对其劳动报酬的支付，要有公平公正的前提。而我们如此之小差距的工薪收入，已无法体现劳动的真实价值。也在此时，制度外收入开始出现。
曾说，制度外收入的出现，始于政府为调动单位和个人积极性的“创收”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这一政策在工薪级差极小的现实下，对员工激励带来了重大效应。同时，这一政策也是国家为了解决中国人收入过低而采取的现实策略。
说到这里，曾停顿了他的逻辑推导与叙述，有了一些个人的抒发与感慨。
“这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运作轨迹，事实上就是制度外牵引！”曾说，“这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动力机制。”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曾不断地被电话被来人打断他的叙述。他说，我真想找到一个安静地方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制度外经济学》。
曾子玮的“制度外”收入发现，给我们观察中国这十多年的变化提供了一种能够概括性地观察角度，但是这于他需完成的“北京市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对策研究”却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曾湘泉的研究仍然只能利用统计年鉴里的资料，换言，按曾的发现，这只是制度内的收入，没有制度外的收入资料——而这一部分收入占到了相当人数的一半以上。如此局面，曾的研究结论当然面临难题。因此，曾提出：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
制度外收入带给这个国家的困境并不完全是研究者的困境。曾说，“最大的问题是，规则没了！”如此一来，社会的整体性失范将不可避免。曾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借鉴美国的方式，每年三月，公民向国家申报个人的收入状况，无论制度内还是制度外都一并报了，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规范的体系。
其实将这一问题讨论到这一层面，曾湘泉说，他过去的结论——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也许要重新思考。是制度内收入溶入制度外，还是制度外最终进入制度内，也许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谁溶入谁，我们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曾说，“而这种制度的建立，又有赖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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