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新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中，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施展的“吸金大法”，已实质积聚一定的能量，经济上透过吸纳东亚地区国家的资源，建构一个以它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政治上则采取伙伴外交和大国战略，透过各种双边对话、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极力拉拢周边国家，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这个结果除了让它因为综合国力增强，有机会变成亚洲新兴霸权之外，也累积了它追求一个全球性霸权的信心。
只是过去这种以政治经济为发展核心的战略作为，在旧世纪以前，却受到美国以武力为中心的“新干涉主义”的牵制，在“人权外交”与“民主和平论”的攻势下，亚洲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让中共在全球扩展的过程中，一直难以迈开步伐。于是这次在“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会中，中共找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地一起唱双簧，由他继续畅言“亚洲价值论”，把反美、反霸权的旗帜交给马哈地，自己反而擎起“全球化”这个曾被它批评为美国霸权主义统治世界的新兴意识形态工具，并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声言中国无法自外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
这种矛盾的战略，看似一种双重悖论的关系，但中共全盘接受“全球化”的概念，又没有完全放弃“亚洲价值论”，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就是在立足中国大陆，加速中国市场开放的同时，透过马哈地的嘴巴宣扬“亚洲价值论”，战略上既能够持续强化亚洲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力，巩固它在亚洲的势力，并可进一步傲视全球，让中国的势力随着国力的增强，逐步向全球的板块移动。当然，这样的战略作为，也正是建立在“全球化”概念中所内含的两种价值论述来进行操作。
就“全球化”所内含的第一种价值观而言，它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体系向外扩展的过程，随着知识经济与资讯科技的发展，全球的时空已经被压缩到很小的的范围，所谓的“地球村”正是建构在时空压缩的基础上，让主权的主张变成过时论。第二种价值观则是相反的认为，在全球化的扩展过程中伴随的“本土化”运动，也在全球各个地区产生一种认同的政治、被承认的政治，于是一些地区的基本教义派，就不断的以本土性、地方性的主张，向霸权主义所宣扬的现代性进行挑战。
当然，这两种价值观所呈现的特性是，越是贫穷落后的边缘化国家，越会倾向接受第二种价值观；越是富裕跻身强权之林的核心国家，则越是接受第一种价值观。九○年代以前，中共选择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接受第二种价值观，坚持主权不可让渡性和人权不具普遍性的主张，试图连结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条反美的统一战线，以突破西方所建构的“东方主义”的框框，进而瓦解美国长久以来对它设定的战略围堵。然而在面对美国既围堵又交往的两手策略下，中共的这种“后殖民”论述，并无法引起全球的共鸣，反而自限于跟资本主义国家对立的境地。
新世纪开端，中共既没放弃第二种价值观，却逐步接受第一种价值观，试图向西方的意识形态靠拢，在自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藉由经济力量拉拢西方国家，一方面消弭西方国家对它的敌对意识，解构美国在东亚地区所建构“泛亚太主义”；一方面又以反对美国建立单极的霸权体系，主张建构多极化国际体系的制度，用以分散美国霸权在全球地缘上的势力范围。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结构美国霸权的智略，比过去强调主权的价值，对全球更具有吸引力。
最近它更抓紧机遇，除了为加入ＷＴＯ和西方国家不断进行谈判，并透过谈判宣扬它的理念之外，也藉由争取举办二○○八年奥运的机会，展示它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东亚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自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以来最严峻的经济情势下，从去年开始中共就利用国家力量，不断的炒高大陆股市，最近更透过对内开放深沪Ｂ股的买卖，再次展现它的“吸金大法”。这种作法，一旦全球的财富均被它吸纳，就可从容接收美国因经济不景气所释放出来的国际经济权力。
因此，从“博鳌亚洲论坛”所绘出的中共在新世纪的全球战略构图，就形成一种“立足东亚，依托亚洲大环境的和平发展，再联合环太平洋经济圈的经济实力，纵横于美洲与欧洲，帮助第三世界的崛起，打破美国与欧洲垄断全球、独霸全球的战略构想”。而这一幅地缘战略构图，对台湾而言，也正是台湾新政府在选择接受全球化第二种价值观，坚持自李登辉时代以来的“本土化”路线上，最大的挑战。
（作者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客座教授，原载中国时报）
相关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