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新成立的“博鰲亞洲論壇”中，高舉“經濟全球化”的旗幟。施展的“吸金大法”，已實質積聚一定的能量，經濟上透過吸納東亞地區國家的資源，建构一個以它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政治上則采取伙伴外交和大國戰略，透過各种雙邊對話、戰略伙伴關系的建构，极力拉攏周邊國家，營造一個和平与發展的環境。這個結果除了讓它因為綜合國力增強，有机會變成亞洲新興霸權之外，也累積了它追求一個全球性霸權的信心。
只是過去這种以政治經濟為發展核心的戰略作為，在舊世紀以前，卻受到美國以武力為中心的“新干涉主義”的牽制，在“人權外交”与“民主和平論”的攻勢下，亞洲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陰影總是揮之不去，讓中共在全球擴展的過程中，一直難以邁開步伐。于是這次在“博鰲亞洲論壇”成立會中，中共找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一起唱雙簧，由他繼續暢言“亞洲价值論”，把反美、反霸權的旗幟交給馬哈地，自己反而擎起“全球化”這個曾被它批評為美國霸權主義統治世界的新興意識形態工具，并主張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及聲言中國無法自外于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
這种矛盾的戰略，看似一种雙重悖論的關系，但中共全盤接受“全球化”的概念，又沒有完全放棄“亞洲价值論”，正是“項庄舞劍，意在沛公”，也就是在立足中國大陸，加速中國市場開放的同時，透過馬哈地的嘴巴宣揚“亞洲价值論”，戰略上既能夠持續強化亞洲國家的認同与凝聚力，鞏固它在亞洲的勢力，并可進一步傲視全球，讓中國的勢力隨著國力的增強，逐步向全球的板塊移動。當然，這樣的戰略作為，也正是建立在“全球化”概念中所內含的兩种价值論述來進行操作。
就“全球化”所內含的第一种价值觀而言，它被認為是一种資本主義体系向外擴展的過程，隨著知識經濟与資訊科技的發展，全球的時空已經被壓縮到很小的的范圍，所謂的“地球村”正是建构在時空壓縮的基礎上，讓主權的主張變成過時論。第二种价值觀則是相反的認為，在全球化的擴展過程中伴隨的“本土化”運動，也在全球各個地區產生一种認同的政治、被承認的政治，于是一些地區的基本教義派，就不斷的以本土性、地方性的主張，向霸權主義所宣揚的現代性進行挑戰。
當然，這兩种价值觀所呈現的特性是，越是貧窮落后的邊緣化國家，越會傾向接受第二种价值觀；越是富裕躋身強權之林的核心國家，則越是接受第一种价值觀。九○年代以前，中共選擇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接受第二种价值觀，堅持主權不可讓渡性和人權不具普遍性的主張，試圖連結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條反美的統一戰線，以突破西方所建构的“東方主義”的框框，進而瓦解美國長久以來對它設定的戰略圍堵。然而在面對美國既圍堵又交往的兩手策略下，中共的這种“后殖民”論述，并無法引起全球的共鳴，反而自限于跟資本主義國家對立的境地。
新世紀開端，中共既沒放棄第二种价值觀，卻逐步接受第一种价值觀，試圖向西方的意識形態靠攏，在自行“和平演變”的過程中，藉由經濟力量拉攏西方國家，一方面消弭西方國家對它的敵對意識，解构美國在東亞地區所建构“泛亞太主義”；一方面又以反對美國建立單极的霸權体系，主張建构多极化國際体系的制度，用以分散美國霸權在全球地緣上的勢力范圍。這种在意識形態上結构美國霸權的智略，比過去強調主權的价值，對全球更具有吸引力。
最近它更抓緊机遇，除了為加入ＷＴＯ和西方國家不斷進行談判，并透過談判宣揚它的理念之外，也藉由爭取舉辦二○○八年奧運的机會，展示它所具有的經濟實力；尤其是在美國經濟不景气，東亞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自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以來最嚴峻的經濟情勢下，從去年開始中共就利用國家力量，不斷的炒高大陸股市，最近更透過對內開放深滬Ｂ股的買賣，再次展現它的“吸金大法”。這种作法，一旦全球的財富均被它吸納，就可從容接收美國因經濟不景气所釋放出來的國際經濟權力。
因此，從“博鰲亞洲論壇”所繪出的中共在新世紀的全球戰略构圖，就形成一种“立足東亞，依托亞洲大環境的和平發展，再聯合環太平洋經濟圈的經濟實力，縱橫于美洲与歐洲，幫助第三世界的崛起，打破美國与歐洲壟斷全球、獨霸全球的戰略构想”。而這一幅地緣戰略构圖，對台灣而言，也正是台灣新政府在選擇接受全球化第二种价值觀，堅持自李登輝時代以來的“本土化”路線上，最大的挑戰。
（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与戰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客座教授，原載中國時報）
相關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