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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8日讯】在北京市西四环公路边一块布满黑沙土的空地，有十余间简陋得几乎经不起风雨的矮房，挤着16个班共1004名小学生，快乐地上课。
课室传出充满稚气的朗朗读书声，跟北京的任何一所小学没有两样。但是，这里的学生身份却大不一样——他们是“非法学生”，因为他们的学校是非法学校。
●眼见就快搬迁新校址却还没着落
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周锐鹏报道，今年才39岁但已苍老得像个老头的“校长”易本耀皱着眉头说：“业主要收回这块地盖厂，我们6月就得搬。”
已经是4月底了，但这所“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新校址还没有着落。
如果易“校长”无法找到新校地，这千余名小学生就得失学。
●教导进京的农村子弟学费廉宜
听起来荒唐？但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北京市政府“依法”不必管这群孩子，而公安机关更是本来就“依法”应该取缔这群孩子就读的学校。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绩后的奇怪现象。城市经济日益发展，吸引着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城谋生。北京这种“外地来京”流动人口大约300万。跟着父母而来的适龄就学儿童估计将近10万。北京在过去短短几年里已涌现二三十所像“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非法流动学校。
“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经费是由地方政府自己筹措的，因此，每个儿童只有在他的户籍地入学才可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经费。”易本耀解释，如果这些随父母从外地到北京来的孩子要在北京当地的学校就读，就必须缴纳“赞助费”或“借读费”。
“赞助费”或“借读费”是多少？一学期少则1500元人民币（约300余新元），多者可达万元。
“这些孩子的父母负担不起。”易本耀说：“他们只能到我们这里，一学期300元。”
●学童在弥漫尿粪味的窝棚里学习
“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尽管简陋得令人看了心酸，但它却备受学生家长的热爱与支持。
它的历史从1994年开始。第一间“课室”是北京郊区一个菜园里的窝棚。
学校的“创办人”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
1993年，李素梅从河南只身到北京。她跟着亲戚卖菜，做小生意。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原来在家乡当民办学校教师的少妇发觉，亲戚的孩子已经到了入学年龄却无学可上。
在亲戚的要求下，她在菜园里重操旧业。
1994年9月1日，9个民工的孩子伏在泥凳上跟着李素梅念第一个拼音字母。
空气中飘着菜园的尿粪和垃圾味，但其他民工却闻风而至，纷纷带着小孩来报读。
●从九个学生到近两千名
第二学期，学生增至20人。第二年，又猛增至60人。在一个窝棚里，分成学前班和一、二、三年级，李素梅忙得喘不过气。她向在家乡粮食局当职工的丈夫求助。
易本耀不久进了京。但是，5年之后，他已被磨成一个“老头”。
写得一手漂亮硬笔字的易本耀能说出“创校”8年来每个学期的学生人数。那是一串令人振奋的数字：从9个学生到20个学生到60个学生到136个学生……1998年第一学期是506个学生，第二学期已增至897，然后，1999年976个学生，去年1266个学生，今年1976个学生——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汉满蒙回各族都有。
他说，“学校”现在有三个校区，另两个校区有900多名学生，包括156个初中生。
它是北京最大的流动学校，不仅学生近两千，教师也达116人。但易本耀言语间没有半点自豪，有的只是一丝苍凉和辛酸。
今年上半年“收入”学费将近60万元人民币，但易本耀把帐一算，还得“寅吃卯粮”：房租须交清一年47万9000元，教师薪金支出半年需30几万元，光是这两笔，上半年财政收支就出现巨大赤字。
好在许多学生家长都乐意交清一年的学费。这样，到了年终，学校还可望“结余”三五万元。
●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关注
尽管像个“弃儿”，“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还是有人关心的。1996年，《华声月报》的记者流着热泪发了第一篇报道，远在洛杉矶的80高龄华侨任玉书女士含泪寄来20万元人民币。
今天，学校的白墙漆着“任奶奶你好”几个大红字，易本耀的“办公室”挂着“任奶奶”的大彩照。
不过，那年的报道也“害”得学校很苦，在一年里被驱逐了三次。
易本耀曾经在满脸惊骇、号啕大哭的全校学生面前被押上警车。不过，警察随即又觉得于心不忍，放他自己步行到警所。
他的破房门口也曾经有怯生生的小孩来问：“易老师，我们还能上学吗？”
易本耀说，学校不能开银行户头，现金都寄存在北京几名热心人士合组的“董事会”那里，以备迫迁时应急。
他形容自己在从事着“良心事业”。不过，学校前途茫茫。他的妻子李素梅说，只要这些孩子能得到适当的就学安排，“学校”封了、她失去教职了，也值得。
李素梅说，这些孩子特别懂事，也特别独立；住得偏远的小孩，能自己每天转几趟车来回。
下课休息时间，几百名孩子兴奋地跑出课室，或坐或趴，在沙地里嬉戏。他们没有愁苦。他们也不知道学校是取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逝世的著名贫民教育家陶行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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