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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7日讯】 基因改造有机体（GMO）的争议未了，基因改造婴儿（genetically modificd babies, GMB）竟然已告诞生。据包括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媒体报导，第一批基因改造婴儿已经在美国诞生，且目前看来一切健康状况良好。为了医疗母亲的某种特殊不孕症，医生将健康女性的胞体浆（cytoplasm）注射到母亲的卵子中，但是由于胞体浆中除了蛋白质外，尚含有线粒体（mitochondria），而后者含有提供者的遗传物质，因此这批婴儿自始就带有父亲、母亲，以及提供胞体浆女性三人的遗传物质。
据美国方面的伦理专家表示，联邦政府不会同意或补助这种实验或医疗。但是由于该机构完全由私人经费支持，因此没有政府批准或不批准的问题。欧洲国家的反应还不明了，但是应该多数会倾向于反对。那么台湾呢？谈到台湾永远是一门大学问，而且铁定超过漫画水准。台湾这些年来已经快要耳不聪目不明变成神智不清了。这也不是什么新政府症候群，而是多年来僵化惰性体制所造成的社会集体低能（也就是个人可能很聪明，但社会很笨）。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以下仅能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谈一谈。
首先是基本困境，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时间资源不对称分配所造成的理性困局。简单地说，所谓的人类至少有两个意义：生物演化产生的智人（Homosapiens） ，以及社会演化所产生的人性人（human beings）。人类的社会文明经过至少两万年以上的演化，才在最后末端的两百年左右产生了某种“理性”因应人类生物特性的伦理价值观念与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尊严的概念。但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这一概念还是不断地受到无情的摧残。而基因科技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科技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它急遽地“缩短”了人类生物特性“自然改变”的时间（如果还可能如此改变的话），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两万五千年来让社会演化出“适应”新生物特性的伦理观念。如果用法理学的术语来说，它破坏了最低限度自然法所得以成立的基础，因此可能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伟大而聪明的人类，尤其是科学家们，当然希望透过“理性”来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透过“学术研究”。然而理性／学术可以像基因定序一般回答这些问题吗？
吊诡的是，一方面基因科技时代终将（或已告）来临，另一方面“无能的理性”还是得挑起这个重担（否则呢？），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难题：哪一种理性？这里先谈两点。第一，语言对外在世界事物的描述性（descriptive）运用，显然无法完全对应于指令性（prcscriptivc）运用。更术语一点说，我们不可能希望将对外在事物的描述，以YesNo的方式输入某种系统，而得出规范或价值判断。规范思考的本质是“类比式”（analog）的，这是笔者刚逝世的指导教授阿图．考夫曼（Arthur Kaufmann）的伟大创见（可惜能深入掌握的人不多）。这意味着第二，规范沟通系统势必要以某种尝试错误的方式，来“认知”描述沟通系统所提供的各种讯息。所谓的尝试错误，就是要能自我观察自身所预设的区分，透过讯息反馈与反思学习来调整既有的典范盲点。
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典范盲点是什么呢？麻烦就在这儿，因为盲点可能就是：“人性尊严”。这个经过血泪打拼、辛苦奠立的宪政国家体制典范，虽曾提供抵拒强凌众暴的理论，但是却未能成功地说明，为何财富不均是社会不正义，身高不一就不是。而偏偏基因科技除了继续制造财富不均外，更将进行“身体／基因”的“重分配”。而我的尊严一定应该分布在我的基因上吗？
再回到台湾。台湾的科学界其实高度重视相关问题，只不过可能有点“低估”了问题的棘手与风险。但是官方与相关体制就相当迟钝了。例如某位部会首长曾在记者会上以其“专业知识”公开表示基改食品没有问题，他却忘记了，没有任何部长或专家能以“他的”判断来取代消费者“知的权利”。以笔者曾整理的八大项基因科技相关立法规范问题而论，除了智财权／生技产业问题外，其他多半被“推”掉了。这也难怪，因为消防队眼中只有火。笔者担心的是，台湾的公共沟通、制度架构与认知系统，显然都有某种自我调整与学习能力障碍，因为面对新境况只能以媒体来界定议题，以利益来设定方案，而以便宜行事来解决问题。不过，也许这都是笔者杞人忧天，因为勇敢的台湾人怎会不知如何拥抱美丽新世界呢。
－－《中国时报》 （作者为台湾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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