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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7日专栏】 把杰出的东方文学家鲁迅与杰出的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放在一起﹐也许会给人牵强的感觉。然而﹐如果从知识分子应该讲良知的角度讲﹐二人皆是各自民族的伟大良心。我把两人放在一起﹐也是因为在读书时﹐看到他俩对民族主义的论述竟是惊人的一致﹕民族主义是懦夫与独裁者的面具和避难所。
鲁迅先生的话﹐国人大都熟悉﹕“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显然﹐鲁迅很清楚爱国主义容易滋生专制性的狂妄和党同伐异﹐更容易成为群体性的懦弱和虚荣之面具。
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评述﹐虽然在词语上没有鲁迅这样激烈﹐但是在智慧的冷静中更有尖锐的穿透。他在自白式的著名文章《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陈述的理由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者常常就是保守的。他指出﹐爱国主义起码有二个方面的特征﹐容易导致文明向野蛮的退化。第一﹐制度建设上﹐爱国主义容易成为强制性的理由。他说﹕民族主义常常是通往集体主义的桥梁﹐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把所有资源置于政府的管制或命令之下﹐以多数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恰好与自由制度背道而驰。第二﹐爱国主义容易导致言论自由的丧失﹐导致在辩论中不尊重对手的自大和霸道﹐因为爱国者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祭起国家﹑民族﹑群体等整体利益的大旗压迫别人服从和沉默。他说﹕那些经常以“某种理论出自某国”作为否定性论据或肯定性论据的论辩﹐根本不是真正的辩论﹔或者“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想﹐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辩论。”例证太多了﹐如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鼓噪之被德国人接受﹐就因为他的煽动起了狂热爱国主义激情﹐他被作为拯救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如萨达姆的称霸海湾的野心和对抗世界主流文明的无赖行为﹐都声称是捍卫伊斯兰民族的圣战。
我想补充的只是﹐当共产主义极权已经不可挽救地颓败之时﹐爱国主义已经越来越沦为专制者们抗拒自由民主的普及化的最后借口和政客们的工具﹐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重要借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另一个角度讲﹐爱国主义从来就不能﹑现在更不能作为自由秩序和普遍正义的伦理基础。而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已经无助于人之自由的获得和扩展。
2001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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