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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2日讯-7-21 1】 20世纪遗留的问题
我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三个方面的转变过程。这三个方面的转变是：(1)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进一步到现代经济的转变；(2)从农业社会到城市化社会的转变；(3)面临着从自然经济(后期是孙冶方所说的“现代自然经济”即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但实现三个过渡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按照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规定，在20世纪末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现在看来，这一点也没有能够实现。21世纪还要加紧开拓。因为时间拖得越久，体制内部的张力就会越大。
21世纪还要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环节上狠下真工夫。
第一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放小”的工作进展得比较快，大型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的动作现在也比较大。但是，即使从已经改制上市的电信部门、石油部门看，也只是搭起公司制的架子，离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还有相当的差距，更不要说还没有实施改制的电力等部门了。国有企业财务好转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有诸如注入资金数额巨大、“债转股”停息倒账，以及石油价格上涨等客观条件的改变等。可是有些人却由此产生了错觉。在一些人看来，既然国有企业已经脱困，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有进有退地调整国有经济的措施，好像又有所淡化。
第二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现在地区间的差别很大，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所需要采取的配套措施没有出台。2000年初曾培炎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讲到的，促进民间投资，要全面地清理过去的各种规章制度，明令取消对民营经济各种各样的歧视性规定，这项任务没有完成。因此，民间经济和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由于国有企业大量职工下岗，社会保障体制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过去发展乡镇企业时大量的集资等问题，引起了群众的激愤，出现了一些事端。有些论者认为这些是由于改革太快造成的。我的看法相反，显然它们是因为改革的进程不够快造成的。例如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就是由于城市改革进程不够快，没有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办法，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引出的问题却很大。因此，一部分农民的经济状况恶化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社会问题。
第三是政治改革。
1986年小平同志就已经提出来，政治改革不能太落后于经济改革。但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快的解决，所以张力就比较大。江泽民总书记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提出在加快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十五大又提出了一个总的方针，就是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看这个任务要在21世纪完成。
据我观察，有些地区，比如沿海地区，从经济层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进入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时代，但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积累的问题很多。而且越是进入了市场经济，如果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改革没有跟上，矛盾的尖锐程度就越大。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浙江考察，那个地方从经济上说是全国最大的亮点，但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说，它的问题仍然很多。我发现干群关系好像还不如前两年。前两年我私下跟小老板交谈，他们大致上是满意的，现在他们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提高了，对政府办事不力很不满意。也许我们有些官员觉得很不痛快，认为私营企业家的翅膀硬了，就对政府的工作说三道四了，是对政府权威的一种挑战。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本来官员为大家办事，受纳税人监督本来是自己的职责。社会上有强烈的呼吁，法治一定要快些建立起来。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应当在21世纪初期解决，不能拖得太久。
21世纪面临的新挑战
由于21世纪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20世纪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挑战又将到来。
目前可以预见的挑战至少有两项。
第一项是WTO的冲击。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各种报刊和各种会议上所强调的好像都是长期利好的一面，而没有说我们怎样做才能把短期冲击转变成为长期利好。现在许多部门、许多地区、许多企业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并不等于说已经拟定了应对挑战的有效办法。实际上，不同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在认识程度上的差距很大。至于说到措施，差距就更大了。
我们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现在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垄断。实际上它们的这种垄断地位是很脆弱的。一旦向国际上的惯例看齐，受冲击的程度还很难预料。这里牵扯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在加入WT0以后还能保持多久，它们不靠这种垄断权能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监管机构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二项是新经济的冲击。
前些时候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其实，这方面的冲击虽然会很大，但是并不是太难解决的。只要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能够适应，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是完全能够迎头赶上的。最近我去香港看国际电信联盟的四年一次的亚洲展，跟电信界的朋友有很多讨论，比如说，他们也承认，我们深圳华为这个民营企业在光通讯技术上是在世界前列的。可见中国人不是不能干，问题在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环境常常抑制了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体制环境，把我们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
20世纪末期以IT等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网路经济时代的社会组织将是网路式的，不是层级式的。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都面对着所有的单元。本来市场经济就是对层级制社会组织的一个冲击。这一关我们就没有过。现在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从企业组织的“扁平化”到整个社会的网路化，要求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不能适应这种状况，起码新技术发展不起来。新的技术要在新的社会组织下才能顺利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农业经济时期，当使用非常粗笨的工具时，可以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而机器大工业就需要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大军；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自由意志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久前我在全国政协的21世纪论坛上主持过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对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不应当强调“亚洲价值观”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然后听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午餐讲演，我想他一定会谈这个每会必讲的题目。使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亚洲价值观”。相反，贯穿他整个讲演的只有一条，就是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从接班人的选择到投资，都要考虑如何发挥每个个人的创造性。后来在政协的组织委员会总结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
我到了新加坡，问我那些新加坡朋友怎么看。我的这些朋友，有企业界的，有经济界的，还有属于精英集团的。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正作出极大的努力去适应21世纪的新经济。我国大多数地区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初步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即使一些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进地区，也还没有建立法治和其他的现代社会体制。我们原来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层级制社会，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来管理。很难设想在网路社会还按原来的方式进行管理。21世纪将是一个非常有生气，非常动态的社会。适应不了这种状况，社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各种紧张关系。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要加以适应。
如何面对挑战
新世纪第一件事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要加快国有经济的改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让非国有经济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以形成一个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同时，还要加快金融体系改革，要重视金融微观组织的构建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按照市场经济的理念实施金融监管。第二个层次就是法治。
在纪念改革二十周年的时候，有人约我写文章，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有一天，在我似醒非醒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狄更斯在《双城记》最开头的那一段话，“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这就是说两个方面的情况、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努力的程度。
——2001年07月13日 中国宏观经济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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