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道)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表明要加强中小学的国民教育，并计划将《基本法》列入考试的试题，有关注团体担忧两项政策将对中小学生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甚至变相令他们被迫接受政治灌输。
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提出“教育局会邀请课程发展议会检视中、小学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进一步加强国民教育内容，使这个课题成为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预计可于2013至14学年推行。”
公民教育联席成员、香港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副教授梁恩荣指出，以国民教育代替公民教育，有几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在名词上已和国际社会脱轨，违反国际和国家教育趋势，“国民教育本身的概念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它不能令香港人冲出中国，看一个环球的视野，只能集中在一个国家中……为何我们要用一个狭窄的概念呢？我担心有很多东西会遗漏。”
学者：国民教育狭隘排他
但梁恩荣认为观念上的问题更为严重，国民教育和目前全球化的多元公民背道而驰，非常狭隘，有强烈的排外性。“国民教育如果很极端的时候，可以造成很多的排外、排他性、民族主义等等，有鉴于此，所以我们觉得有需要用人权教育、世界公民教育来平衡它。”他续说，“所以国家认同有潜在的危险性，如果没事的时候就没事，但是有事的时候，可以因此而造成很多民族杀戮，历史上出现很多民族仇杀，都是这样来的。”
梁恩荣表示，国民教育可以追溯至香港回归前。中英联合声明后，港英政府于1985年公布“公民教育指引”，已经开始引入介绍中国事务的教育。到1996年，公民教育的新指引出现，当中有几项重点，包括民主教育、人权教育、国民教育、法治教育和全球教育。当时他有份参与该份指引，和其他学者一样担心国民教育的危险性，因此加进民主人权的教育与之平衡。
主权移交后，港府在2001年发行一份刊物，将国民教育突显出来，反而将之前有关人权民主等教育置于该刊物的附录中，之后对国民教育的概念日趋强调，直到现在。他说：“所以97之后，趋向于加强国民教育越来越多。”他估计，今次政府再次加大力度的原因，“回归十几年（政府）可能都仍然觉得国民教育做得不够，我想这是政府的想法，但是它完全没有留意这样的做法带来的效果破坏性多过建设性。”
国民教育恐变愚民教育
他认为国民教育应该推行，但是有几个前提，“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我们想培育良好国民，什么叫良好国民？是一个愚民？是一个不会思考的人才是好国民？或者我们需要有一个批判思考。”
梁恩荣担忧目前所谓的国民教育是一种政治洗脑，“如果不是洗脑，起码都是一种宣传，原因在哪呢？举个例子，现在电视上整天在七点、六点播的那种形式的国民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歌功颂德式的国民教育，只讲中国好的一面。”他续说：“不好的方面我们就避开不去处理……从一个严谨的公民教育角度看，如果我们只是将好的一面，歌功颂德式的一面，跟学生讲的时候，是有可能成为灌输的情况，是洗脑。”
应培育有承担的爱国者
他指出，国民教育应该是培养一位有批判思考的爱国者，“就是他爱他的国家，但同时他对他国家不好的地方会指出不妥，他愿意承担国家有问题的地方，我们不是坐视不理，而是愿意去承担，指出不妥，和它一起建设。”
对于施政报告建议将《基本法》做成试题库，让学生回答，梁恩荣批评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我们学法治，是学法治精神，我们不是要他们去做律师，我们不是要他们懂条文，但是我们要他们认识法治背后的精神，说到精神，就不是用这种试题库来教，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只会令学生更加闷。”
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也批评政府此举教坏学生，“这是最离谱的，我们知道过去内地要考毛语录，结果怎样呢？就是令到学生为了要通过考试，所以一定读，一定要拿到分数被视为正确的答案，从小开始就要学习说大话在考试中，从小就为了要迎合政府的想法，去填它们想拿到的答案，这其实是对公民教育最重大的损害，学习基本法不要紧，但是一定要配合人权的概念和国际基本人权公约，让大家有批判性的思考才能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