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5日讯】中国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大陆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已达1亿人以上，精神疾病总患病率高达15%。但是，排除那些正常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外，一些精神上十分正常的人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事例亦时见报端。
或许大家还记得2008年轰动中国的上海杨佳“杀警”一案吧？就在其死刑进入复核阶段时，他“失踪”四个多月的母亲王静梅突然现身，原来她这几个月都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所属的安康医院接受强制治疗。而事实上，王静梅根本没有任何精神疾病。2009年，上海访民姜祖国、河南开封访民江帆等在进京上访被抓回后，均被送往当地精神病院非法关押。
另据明慧网报导，中共自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以来，动用了恐怖和暴力打击等各种手段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甚至滥用强制精神治疗法，将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并强行注射强力抗精神病药物，导致其神经系统和肝脏功能严重受到损害，甚至致死。有关资料显示，至少有10人在这种迫害下死亡。
由上可见，在当今号称各方面均有长足进步的中国，中共仍将那些异见者、宗教信仰者、为捍卫个人权益的普通民众等，视为国家或者更确切说是威胁中共政权的“敌人”而肆意逮捕、虐杀。在中共采取的诸多手段中，就包括对上述所谓的“敌人”进行强制精神治疗，其最终目的是将其逼疯、逼傻，甚至逼死。那么中共何时开始对精神病学加以影响和控制，又于何时对威胁其政权的“敌人”实行强制精神治疗的呢？那些被视为“疯子”并被强行进行精神治疗的民众真的是精神上有问题吗？到底谁是真正的“疯子”？
中共对精神疾病的政治解释
中共建政以来，对于精神疾病，有过几种不同的政治解释。
毛泽东时期，中共认为，人们变成精神病患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头脑被注入了过多的自私想法，所以他们变成了疯子。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精神疾病的根本因素。也就是说，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会把民众变成疯子，这些制度对人有不良的影响。那时候的中国政府认为，在中国，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办法就是思想教育。
从70年代末开始，中共修改了对精神疾病的定义。中共认为，那些表现出不同思想意识或不同政治思想理念之人，如果做了“违法”之事，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存在精神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是非法的。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里，原因仅仅就在于他们的政治观点与中共是相违背的。
90年代中期后，中共又声称“气功可导致精神失调”。
基于上述看法，中共逐渐对精神病院的管理和治疗等加入了政治因素，并实施控制。
对精神病治疗的政治控制
1898年，一名叫约翰．克尔（John Kerr）的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在此期间，中国精神病学受到外国的影响极大，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影响，而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对这方面的影响和控制几乎没有。
中共初步实施政治控制时期（1949至1963年）
中共建政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在各个方面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影响，在精神病学方面也不例外。1954年，中国成立了神经精神科学会，并开始发展自己的治疗方法，形成了主要以政治教育、中医治疗和劳动教养为主的治疗模式，而西方的治疗方法则成为辅助模式。
中共完全控制时期：文化大革命（1964至1976年）
文革期间，许多蒙冤入狱之人都患上了精神疾病。有资料称，1979年时，中国已经有4600多名“监狱精神病患者”，三分之一的人已坐了十多年监狱， 其中有不少80岁以上的老人。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完全被政府控制，所有的决定，必须通过革命委员会才能解决。革命委员会负责每一所精神病医院的管理，一所医院由军方代表、政治干部和群众代表、医生、护士以及其他他工作人员组成。政治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了解释、诊断、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唯一标准。当时的患者要几人一组，进行自我管理；要参加劳动以及文化体育活动；还鼓励他们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兴趣等。
中共将异见者等纳入强制精神治疗范围（1977年至今）
文革结束后，卫生部、民政部和公安部的领导仍然对精神病医院具有管辖权。中国大陆兴建了更多的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并发展了一些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如音乐治疗、行为训练、监护程序、工作站治疗和家庭管理等等。
1987年，特殊的精神并医院“安康医院”成立。有三种人会被送到安康医院，一种是“花痴”；一种是“政治疯子”，即那些呼喊“反动口号”、写“反动标语和信件”并发表反政府言论的人；还有一种是“武疯子”，即那些专门打骂他人，欺负妇女、老人或小孩子，破坏公共财产等的人。中共认为，第一种人会危害周围之人但造成的损害不是特别大；第三种人可能危害他人的生命和安全，但危害比不上第二种人。而第二类人则会危害政权，因此危险性最高。是故，中共对于第二种人的“治疗”尤为关注。
据悉，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上访者以及法轮功学员等，均被视为患有第二种“精神”疾病之人而被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
安康精神病院的特殊治疗
安康精神病院与监狱有相似之处，二者唯一不同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惩罚方法。在监狱，警察们经常使用手铐惩罚犯人，但在安康医院，病人则被捆绑在床上。如果病人不听话，医生就会增加药量，使病人长期处于半醒半睡状态。还有一种惩罚方法是进行肌肉或静脉注射，静脉注射是相当痛苦的，注射之后病人的舌头会肿胀。另一种惩罚方法是“电动蚂蚁”，也就是电击治疗。在普通医院，当病人遭受电击治疗时，严禁其他病人观看，但在安康医院，这种治疗方法已经不再是治疗疾病或拯救生命的方法，而已成为医生们用来保持控制的刑罚。当他们想用这个方法来惩罚病人之时，他们会同时惩罚几个人，并叫所有的病人站在一旁，观看受惩罚人的痛苦情形。在这里，病人完全无人权可言。
精神病院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帮凶
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以劳教，数百万学员被非法地关押在洗脑班和精神病院。大陆多家精神病院成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
在“法轮功人权”组织向联合国提交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就有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并被施加电刑等各种摧残手段，以及被强行注射或喂食不明药物或其它毒害流体（如大量灌食烈性酒甚至粪便等）的案例。这些受害者，仅仅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就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一些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身体其他系统紊乱，致残、致疯、致死者不在少数。有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学员被送回了家，但也因为不明药物的摧残而失忆、失语，有的甚至变成了植物人，有的很快死去。
比如，山东省淄博市齐鲁石化公司计算机工程师、32岁的苏刚于2000年6月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精神病院被强迫灌食过量的药剂致死；27岁的顾朋于2001年在河北省保定市一家精神病院遭受酷刑致疯；此外，青海省、湖北省和山东省等地共十二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因被注射不明药物而致死、致残。
据多个人权观察组织不完全统计，约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行注射抗精神病药物，并被施以电刑及长时间捆绑、灌食等虐待，业已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其中许多人被长期监禁于医院，甚者达两年以上，全国各地至少有二百多所省、市、县、区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
在2008年11月3日至21日于日内瓦召开的第41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中共的药物摧残问题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迫害──强制精神病院关押的迫害，被重点提及并专门讨论。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与世界精神病学会（SP）也曾于2004年4月拟去中国，调查中国精神病医院在官方指使下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事实，但此行受到了中共的阻挠。
2010年3月日联合国第十三次人权理事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法轮功人权”组织联系了四名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过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证人身份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他们是前花城出版社美术编辑室副主任、艺术家王惠敏女士，高级中医美容师房思邑女士，工程师郭居峰先生和现居荷兰的刘洪昌先生。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受的迫害将揭露中共用损害中枢神经的化学品残害法轮功学员心智的罪行。
谁是“疯子”？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等是身为人本身最为向往和渴望的。因为除了物质需求，人也有着同样重要的精神需求。但在中国，自由不仅是奢侈品，而且也是被独裁者视为危险的思想。如果民众获得了自由，那么独裁的统治就将无法维系。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共为了维系自己的专制统治，不断迫害那些追求真理与自由的国民，逾8千万中国人被害死。可怜的中国人似乎连真正自由的滋味都不曾尝到过。而那些被中共关进精神病院的所谓的“疯子”正反衬出真正的疯子恰是中共自身。历史上，哪个以暴力为手段维系的政权摆脱了覆亡的命运？！
老子曾曰：“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亦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已经愈来愈疯狂的中共还能蹦达几天呢？上天早已判定了其命运。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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