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中国的国情分析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先生和一位叫胡联合的最近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关于“三权分立”的文章，引起线民热议。这篇文章叫“西方国家有多少搞‘三权分立’的？”胡鞍钢考证，在西方，只有美国实行了三权分立，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制。他得出结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搞在西方国家也很少采用的“三权分立”。他还批评说，那些极力鼓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模式的人，实际上是要改变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一片冷嘲热讽。有的说，看了这个东西，终于明白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了。有的说，胡鞍钢等官方智囊近年来丧尽良知，成为反对中国实行民主自由的急先锋。有的网友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议会制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搞的制度，中国何不试试？在我看来，胡鞍钢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他其实想说的是，“三权分立”不能搞，议会制也不能搞，谁想搞，谁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不能改变的。
胡鞍钢号称是华夏杰出人物的代表，学于工科，成就于经济学，据称是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如今他又跨足于政治学领域，不知是否有更大的政治追求。他今天斩钉截铁地否定三权分立，可是在2003年时，他曾主张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方分离，权力应当分解和制衡。胡鞍钢为何出尔反尔，外界并不知道，但人们知道，许多知名学者近年来像他一样出尔反尔。
胡鞍钢的出尔反尔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关键智囊到底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还是向后退？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到了关键时刻，选择却是另一回事。九十五年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想要做皇帝，就有两大关键智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人就是才高八斗但却对现代政治一无所知的政客杨度，和美国现代政治学权威但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Goodnow）。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对这两个智囊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的作用，有着相当精彩的考证和描述。
用唐德刚的话说，杨度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先共和后帝制、思想反复、不无宰相野心的小政客。他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也叫“六君子”，包括严复与刘师培两位当时的学界泰斗，迎合了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伙同欺父误国的“太子”袁克定，最后终于酿出一场恢复帝制的丑剧、闹剧和悲剧。
而古德诺则是一个具有一流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的美国政治学者，但却是像牙塔中天真单纯的书呆子。他从纯学理角度对东方政治制度大胆发言，但对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中国政治一无所知。他奉袁世凯之命作《共和与君主论》，被解释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被华文媒体广泛宣传，后来变成杨度等人推行帝制的“圣经”，对袁世凯称帝发生了无法估计的影响。而古本人最后因助袁倒行逆施而蒙受恶名，在美国政坛的似锦前程被一笔勾销，最后含恨终生。
唐德刚说，当时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可惜的是，智囊们看不清历史方向，一味趋炎附势，最后不仅误国，而且害己，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坏名声。同理，中国走向民主法治，也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大方向。今日的智囊，无论是地产的，还是外来的，如不爱惜羽毛，助纣为孽，甘当专制的御用文人，最后一定会被历史记载并清算的。
袁世凯晚年作帝王梦，一失足成千古恨。大智囊杨度和古德诺，受累于“成千古恨”的袁世凯，在史书上恶名不绝。这样的前车之鉴，对现代杨度和现代古德诺，应有启示作用。究竟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还是错误的一边，或许值得现代智囊们深思。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