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庄子的自由观对现代人之启发(上)

武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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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9日讯】庄子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里很少有民主成分,但是,他却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大约公元前369-286年)里的一位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最卓越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自由主义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几乎可以说无人能够超越。正因为如此,庄子本人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学者,一位很少探讨来世生活的哲学家,却在而后的时间里他被人推为教主,其唯一的一本书——《庄子》也在而后的时间里变成了《南华经》,别的的不说,仅就此而言,庄子就很值得人们研究。我的意见是,庄子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给人类提供的宝贵思想是人类单纯学术篮子装它不完的,以至于被宗教的神龛给供了起来。

(一)
和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伟大人物比较起来,庄子不是一位政治家,从有关现代学者对庄子生平的研究来看,人们都倾向于庄子“终生不仕”,没有一丝一毫当官的意向,好像是一位职业性的著述者,并且生活在一贫如洗的状态里。如果我用庄子的话来解读庄子的生平话,那么,庄子好像在努力保持他的天性,他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而给马挽上笼头,给牛穿鼻绳,这等人的行为,(“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便破坏了牛马的天性。庄子不仕、不穿官服,就意味着那像笼头、鼻绳一样的可以破坏他天性的东西被他彻底拒绝了。可见,庄子不仅仅是在做学问,而且是在实践自己的学问,所以,庄子的学术能够达横贯古今不是没有原因的。

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比较,庄子其所以被称之出世者,就在于他从事写作时,没有使自己所写的东西进入社会实用范围的任何打算,因此,他的著作和别人不同,可以被看成是一本哲学或者文学的寓言集;集子中,他虽然也提到了老聃、孔子、列子、惠子、师旷等人,但是这些人物在他的笔下已经是寓言故事中的人,可以说和上述真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书就做不了“教科书”,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人们自由解读;解读中就出现了两个极端:或者对之顶膜崇拜,视它为“圣经”;或者对之不屑一顾,视它为上不了档次的文学小品。依我之见,一本极其复杂、隐晦而且又深奥的书,被后人们自由解读,如果说庄子在写作时就不希望如此的话,那么,我可能误解了庄子的本意。

有鉴于此,我认为庄子的智慧不是“教导型”的,而是“启发型”的,正因为如此,庄子的思想带着破坏性,对于人们已经习惯视之为真理的东西非但是进行讽刺,而且是实行破坏,并且于破坏之后,没有想着去创造一种可以替而代之的新体系。所以,在庄子的指引下,人只能不停地走向真理,但绝对拥抱不住真理。《庄子》和《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不一样,它不面向大众,只适合于少数人研读,特别是对于中古时代那一代又一代追求功名之辈,它就更不适合了。就此,你去理解在中国实行了数百年之久的科举考试中没有《庄子》的任何内容,一点也不奇怪。情况尽管是这样,可是《庄子》一书在流通之后,总是和中国帝王们所追求的“无为而治” 的思想搅合一起,以至于中国历朝历代的英明君主们总是在捉摸它,玩味它,从未停止过。我们知道,庄子不想统治任何人,但庄子的思想在最高统治层和部分信众中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这样的现象就已经使我们对庄子思想的复杂性留下了一种概念。

(二)
在中古时代,社会对于具有破坏性质的思想持一种绝对排斥的态度,认为异端之害甚大,可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现代思想不是以某种思想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体系,因此,具有破坏性质的思想也因为失去了特定的要破坏之的思想对像而不再被视为异端,非但如此,当现代人的思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成分时,具有启发性思想之市场明显地就扩大了。因此,庄子的思想在现代,也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那种我可以称之为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我们中国的当下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在今天,官方虽然已经不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地抑制庄子了,他们调整了政策,似乎让知识份子“放开”讲庄子,但是,我以为其中还是有猫腻的,那就是,某些讲庄子的人可能有意或者无意的把庄子思想的自由成分局限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内,而故意回避庄子的自由在今天更多地可以解读为“现代自由”之部分。

在庄子所讲的“混沌开七窍而死”的故事之中(见《应帝王》),庄子把“道”、“无”或者“混沌”看作是世界的第一存在,认为它是绝对自由的,但是,当“混沌”因为开窍而成为有形之物时,它倒给死了。可见,“混沌”其所以自由,就在于它没有形体,没有“七窍”,一旦有了,它便受制于形的束缚而不得自由。庄子在书中多次叹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不就是说,我之不自由是从受形的一刻开始的吗?因此,我要解脱,获得真自由,就要去形、忘形。在这一篇小文章中,我不可能研究庄子的哲学思想,仅仅就庄子思想中那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有关的部分做一简单论述。

我好比“混沌”,有了形,有了七窍,就已经不自由了——这是第一义,但是,这第一义是天授予我的,不是我的自由选择,而我的生活中可以供我选择的自由是我对道的自由追求。庶几,我不是社会中独立的人,在我之前,道已经被先于我而出的“圣人”给宣布了,所以,就产生了我的第二次不自由。他的结论是:圣人不但没有帮助我解脱第一次不自由,反而给了我第二次不自由,于是,圣人之于我就好比是强盗了,所谓“圣人生而大盗起”的庄子名句就说的是这个道理。其解决之道是:“打破圣人礼法,放掉盗贼,天下就能获得太平”(“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

在放开言论方面,庄子是中国从古到今的第一人,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人们对于圣人毕恭毕敬,顶膜崇拜,唯独他喊类似于“打倒圣人”的口号,这需要多大的智慧、胆量和勇气啊!但是《庄子》没有打倒圣人,在庄子死后约150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把圣人中的圣人 ——孔子抬高到前无古人的地步,从那时起,到我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为止,中国在社会理论上还是被“圣人”统治的。就这样的事情看,庄子的非圣论的价值今天也没有过时啊!

想一想我们这一辈人,在青年的时候,把几个外国人奉为祖先,把几个肉囊囊的中国人视之为神明,好像他们就是我们人类的救世主,那是多么的幼稚啊!其实,那时的现实是地道的“圣人生而大盗起”,可在专制主义的高压政治下,我们中国普通人对于“圣人”不敢说半个不字,有多少个敢于说“不”字的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到目前,此一场灾难并没有结束,官场出现的不计其数的“大盗”和民间出现的众多“小盗”遥相呼应,把一个中国社会推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中国人对于“圣人”治理下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印象。近几年来,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虽然不敢再把自己直接装扮成“圣人”,可他们不就是还打着“圣人”的旗号来压迫我们吗?对照一下今天的政治现实,庄子说对了:真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世界上众多的民主国家里,公民只受法律统治,圣人统治人的事情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所以,民主国家虽然也存在着公民对于历史上的圣人们的尊重,可完全是公民自己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政治强迫性成分在内,就此去看,庄子要去除圣人统治的思想,的确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主张啊!

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在民主国家的周期性大选中,公民不是在选圣人,而是选能人。因此,即使有圣人出现,在此等国家中也没有他们可以行使的统治权力和统治方式。就这样的意义看,庄子思想所具有的积极性在于他把人内在的价值推到了极点,想一下子、一次性的卸载所有统治人的因素。庄子的非圣、去圣的观念核心是:不当圣人的礼法为法律。因此,解读庄子的自由一个焦点就应当在此立起来,千万不可以为庄子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把人类拉回倒没有文字的“结绳记事”的状态里去。庄子思想的彻底性还在于,他不仅对由圣人统治的现时社会进行了批判,同时还对没有产生圣人的上古时期唱了赞歌:“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胠箧》》)可见,在没有圣人的时代里,人民的天性没有受到损害,所以生活是幸福而安宁的。道理很单纯,人类的天性好比是自然状态里的牛和马,圣人出世后,马被挽了笼头,牛被穿了鼻绳,天性和自由一起丧失了。考虑到《庄子》是用寓言体书写的书,所以,对于它的理解就不应该局限于书面文字,而应当抓住他的思想整体;又考虑到《庄子》是古典作品,对于人类? ⅔械墓诺渥髌防此担举挥幸桓鍪俏颐窍执茕丝梢陨绡袒畎鹩摹?

就此,我可以做一个小结:即使中国真正地存在着“圣人”,我们的任务是去之、非之,何况那些假圣人、冒牌的圣人?

(三)
庄子生活在公元前3-4世纪,那是正是中国的天下大乱时期,想必强盗主宰着社会,可是呢?庄子作为一个学人,对于民间的盗贼(如书中多次出现的“柘”之类的人)却流露出了些微的同情或者说怜悯,没有把他们像同时代的学者那地看为世间的最大祸患,相反,他对“盗”分了类,指出最大、最危险、最值得反对的是“盗取”国家、“盗取”天下的人,他把他们叫“大盗”,和民间那种偷鸡摸狗的“小盗”区别开来。这样一来,庄子虽然不是要自觉地做一位道德的立法家,但他却事实是站到了一个很高的道德的角度来阐自己的思想的。此刻,他的思想的政治性是如此的明了:王者、诸侯都是“窃取”了国家的“大盗”!

值得说明的是,在我们中国虽然很少有人把庄子视为造反派,但是,庄子的思想不是一次性地在而后所有造反的旗帜上书写了反抗的文字吗?从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直到孙中山革命,朱、毛造反时,庄子的文字也没有被抹掉啊!几乎所有的造反者都不认为自己是“强盗”,都宣布统治者是“大盗”。
1989年春夏之交,闹学潮时,邓小平指责学生们是“社会动乱”的“制造者”,好像是“盗”,但是,学生们认为邓小平政策才是“动乱的根源”——这也可以接受庄子的解读:原来,国家并不是人民的,它被“大盗”“窃取”了,变成了“大盗”们的私器。可见,“大盗窃国论”的庄子思想包含着如下的价值:叫人民要像“防盗贼”一样地防“当政者”;与此相关的是,庄子同时也把当政者置之于被监督的位置之上了——这是自由主义一项重要的原理,相对于把治国者视之为圣人的思想有着明显的积极取向。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的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家”,因此,保持自由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防止或者预防“大盗”对社会、国家和人民的侵害!可惜,如此重要的思想在以随意的寓言方式表述时,它的价值就免不了打折,以至于在今天那些为官方说话的文人们的口里,庄子变了味,好像是要钻到宇宙某一个角落而不肯露面的隐者。

正是发现了上述一点,我在研究庄子时,才在现代人都注意之的庄子对于执政者的批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侯”的思想里看到了一个建设性的空白之基础;所以,我的意思是只要庄子不被我们曲解,现代国家监督的原理可以建筑庄子此基础之上的。

庄子是要剥掉蒙在国家上面的道德性包裹的外衣,使国家的本性赤裸裸地暴露于国人的观察中,但是,那是古代,国家体制只能被文化与道德包裹却是一个由历史决定了的过程,因之,庄子在抨击此过程中倒使他自己变成了想挡车的螳螂了。对庄子个人来说,这好像是一场悲剧,可是庄子看问题哪里是从“我”出发的啊!他要让人类幼稚的眼睛看见用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他以为,那真正值得人类观看的是没有形体、不可以分辨的“道”。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庄子真正的忘“我”了!

在《齐物论》中,庄子用如何辨别“正味”“正色”的方式揭示了一条真理,那就是所有为人视之为“正”的东西,都是观察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得来的,所以,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比如毛嫱、西施是美女,人人都爱看,但是,她们美丽的角度是人取的,对于鱼、鸟和麋鹿这三者来说,她们就是敌人了,没有一点是好看的,看见之都给吓跑了(“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子的言下之意无非是说,对于显学而言,国家是礼器、公器,体现着仁义,维系着道德的准绳,但那只是显学的观点;也无所谓“正”,而站在他的立场看,国家无异是被“大盗”“窃取”了的物件,如同一件私器。

问题是:国人若是单单落入显学的窠臼,那么,思想必然就会趋于僵化,而在庄子那里,思考——对问题的持追问、思考就势必造就成一连串的思想风波,于是人类最怕的思想僵化的局面就不容易形成。特别是,当人们若是对思想的风波做进一步的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思想自由的真谛了。庄子不是像现代的学者们那样喊自由的口号,而是运用讲述隽永的故事,启迪人的自由意识。在上一个世纪的开始,一些学者把庄子说成是“颠覆者”,仅就“颠覆”一事而言,庄子的确要颠覆那种僵硬的“正”的东西,可问题是在庄子思想的体系里,“正 ”的一面有翻过来看的价值的话,那么庄子就翻,不是一般的翻,而是翻天覆地式的翻。

要一句话概括庄子,那就是除了道,一切都要翻。因为一切物都是道之外化的产物,都有一个在哲学上站不稳的性质。我们大家想一想,当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是那样喜欢庄子,以至于作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写文章时引用庄子的东西要比马克思的熟练得多,但是,他却不叫普通人读庄子,并且用“封建主义”来吓人。原因是他怕庄子思想之价值在被普通人解读出来之后,他那“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市场了。因为毛的思想是死的,而庄子的思想是永远活泼的东西。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没有最终地闯过思想自由——这一关,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庄子自由而又大胆的批判精神,不应该向目前国内的那几张“ 名嘴”一样的避开社会现实问题而空谈庄子,以为庄子的价值就是武装人的嘴皮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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