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自从2007年三月六日和七月五日尤其是七月五日被政府（监狱当局）现场指挥罪犯暴打头顶昏迷后，没有给于治疗，造成后遗症，经常出现头皮发麻、涨痛、怕光、怕风、怕噪音、注意力高度分散、稍作思考就会出现脑疲劳，眼皮耷拉、昏昏欲睡。我三番五次地提出验伤、治病的合理要求，监狱当局不予理睬，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将17室变成了棋牌室、茶馆店，每天吆五喝六、嬉笑怒骂、高谈阔论、争吵斗殴。监纪监规在监狱当局的故意默许下荡然无存。每天的强噪音成了折磨我的有力手段，随着我不断的抗议越演越烈，实在无法忍受时只能钻进被子减少噪音的入侵。
终于有一天强盗发了善心，王队长通知我：同意让我治疗，17室承包队长狱警小蒋找我谈话提出：想治病必须穿上囚衣，在得到我同意的回答后，告诉我下午2时带我去看病。
小蒋带我到了医务室，他让我等在外面，独自进去与医生嘀咕了半天，然后叫我进去，没等我阐诉完病情，就终止了诊断，配给我的几粒药片不仅与殴打后被关禁闭时服用的一模一样，而且是变了色、长了毛的，准备寄给我家属购药的一张处方上写着楠叶半斤，其余什么都没开，我明白又被政府耍弄了一次。
小蒋告诉我允许我与家中打一个电话，他替我拨通电话后继续将手放在按键上，在不到二分钟的整个通话过程中，始终没有离开电话机的按键，当我被带回17室时，小蒋继续与我妻子通话，污蔑、诽谤、倒打一耙地诉落我在监狱里的“不良”表现（这些事情都是出狱后妻子告诉我的）。
回到监室后，我依旧不肯穿囚服，意味着仍然不屈不饶，对监狱当局而言对上无法交差，对自己毫无颜面，穿制服的警察又不便赤膊上阵，使用暴力。利用罪犯唱主角是最佳选择，除了继续让17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宛如茶馆店、棋牌室、自由市场，保持高分贝的噪音对我进行折磨外，罪犯的逐步加入趋于表面化，室长裘宝兴一改不要事的形象，开始每天对我的工作进行检查，要我从扫半间到扫全间，地上毛发都不许有一根，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要我跪在地上用抹布揩地板，这种侮辱性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拒绝，整个监室罪犯如同捅了窝的马蜂，气势汹汹地涌到我面前，自古邪不压正，罪犯的嚣张气焰吓不倒我，我勇敢地面对罪犯的拙劣表演，整个罪犯群僵在那里不知所措，承包队长小蒋适时出现，替他们及时解了围。
小蒋在房间里开现场“调解”会，在政府导演、支持罪犯的“调解”会上，道理不言而喻一边倒，我根本不需要辩解，小蒋蛮横地决定:要我按照监纪监规的要求，服从管理，包干完成监狱当局庇护下的室长贴在墙上的劳务要求，如果我屈从这个决定，就等于认可自己的罪犯身份，首先在精神上已经受制于人。如果不肯屈从，就会遭受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和肉体伤害，在监狱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唯一有效的反抗手段就是绝食。
监狱里的伙食很差，除了逢年过节，晚饭从来不开荤，我绝食的第一天晚上，17室迎来破天荒的伙食改善，全室罪犯故意当着我的面津津有味地吃着红烧肉，严树隆拿着分给我的一份肉，劝我不要跟自己的肚皮过不去，我讨厌这种两面三刀，主动当政府说客的可耻形象，根本不予理会。
上海市闸北区维权冤民杜阳明201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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