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金靖综合报导）据胡润研究院第二次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称，“2010胡润百富榜”发布后，12年中（1999-2010）登上百富榜的富豪人数上升至 1882位，其中98.7%的上榜企业家在带领企业健康发展，“问题富豪”只有24位，仅占上榜总人数的1.3%。报告刚一出炉，立即引起民众对“问题富豪”标准如何界定的质疑，评论认为，许多没被定罪的富豪不一定没“问题”。
胡润研究院将“问题富豪”分为三个类别：一、在狱中的（18人）；二、已出狱的（2人）；三、尚未宣判的（4人）。
20位被判刑的（包括在狱中的和已出狱的）富豪的罪名共有52条，平均每人2.6条。其中行贿是上榜富豪入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资本市场相关问题、诈骗和挪用资金等。其中，牟其中和明伦集团的周益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8位被判刑的平均期限为11年。45岁是问题富豪被判刑时的平均年龄。他们平均40岁出问题，43岁被发现，45岁被判刑，56岁被释放。
“胡润”指出，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家电和零售行业依次是问题富豪最多的行业，其中地产行业有9人，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有4人。报告认为，事实上，房地产和基建行业，是最需要动用资本杠杆和政商关系的行业了，制造出来的亿万富豪是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界定“问题富豪”标准有偏差
有媒体人士认为，上述24位“问题富豪”，是以法律上的定罪来定义的。事实上，以法律上的定罪来定义“问题富豪”是有问题的，许多没被定罪的富豪不一定没“问题”。
如“胡润”所说，正遭受调查的企业家代表有荣智健(中信泰富创始人)、黄俊钦(新恒基集团创始人)、张扬(国中控股前主席)等人。荣智健去年辞任中信泰富主席一职，在此之前，香港证监会对包括荣在内的中信泰富高管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之后香港警方也曾到中信泰富进行过搜查；黄俊钦于2008年11月26日晚因涉嫌经济犯罪，曾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而张扬6年前就曾接受上海警方调查，2009年又被指非法挪用国中控股资产3亿元以偿还个人债务。不过现在看来，这些人物似乎均无大碍。
曾被调查过的企业家，代表人物是黄善年(舟基集团创始人)、李经纬(健力宝集团前掌门人)、刘晓庆(北京晓庆文化艺术公司创始人)、沈家燊(华燊燃气创始人)、严晓群(斯威特集团创始人)等。黄茂如(茂业集团创始人)和朱孟依(合生创展创始人)曾被传遭到有关部门调查，据称没有确切证据，现在也安然无恙。
“胡润”同时还列举出，还有一部分是下落不明的一个群体，代表人物是陈金义(浙江金义集团创始人)、陈顺利(特种纤维控股创始人)、宋如华(托普集团创始人)、仰融(华晨汽车创始人)、张新明(金业煤焦化创始人)等。陈金义负债逾 8,000万元，于2008年中神秘失踪；宋如华在托普集团数十亿元的信贷黑洞和违规担保损失被曝光后远走美国；仰融于2002年5月突然出走美国，2009年有媒体报导他想回国再创业，但此后便没了下文；张新明被称为山西前首富，2010年10月份被曝光利用旧证件潜逃国外，下落不明。
有网民指出，还有一部分是“胡润”没法统计的：其实绝大部分富豪由于“太子党”、“官二代”的特权身份，即使问题再多，也不会成为“问题富豪”。例如江绵恒，江泽民的大儿子，他的胃口很大，官商通吃，他是上不了“问题富豪”榜的。
据知情人称，一九九四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收购上海市经委创立的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接着在上海办中国第三大电信公司“中国网通”，从申请审批到银行贷款，整个程序全是违规操作。银行贷款就是由江泽民一手扶植起来的前上海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宝代款给江绵恒的。再接下，他与台塑大亨王永庆的儿子王文祥合作在上海成立宏力晶微电子公司，由前建设银行行长、江泽民家中的宾上客王雪冰第一个出手批出数十亿元的人民币代款给江绵恒，接着，上海中银行长刘金宝不甘落后，也批出十多亿元贷款给江绵恒。
据天涯论坛爆料，前政治局常委罗干的侄子罗韶宇与其妻子赵洁红共同以53亿人民币身家，位居重庆本土富豪第二位。1997年，利用罗干的特殊关系，罗韶宇以三万元起家，垄断防弹运钞车生产市场，挖掘了“第一桶金”。
2009年12月16日，背负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等十余项罪名的岳村等40人涉黑案在重庆案发。岳村团伙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涉案金额上亿的高利贷）背后放贷金主为重庆东银房地产实业公司，东银集团是罗韶宇家族旗下企业，据业内人士透露，东银借助岳村的势力搞定拆迁户，作为回报，其土石方工程交给岳村做。东银集团以“之所以借钱给岳村，是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够在重庆正常经营，而不被当地的黑恶势力所困”为由轻松过了法院这一关，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共治下强权颠倒黑白的“魔力”。天涯论坛网民调侃，罗干的弟弟叫罗刚，罗韶宇不用说“我爸是罗刚”就PK掉“我爸是李刚”了，有罗干罩着，当然他也不会上“问题富豪”榜的。
买对了政治靠山，再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远东经济评论认为，腐败在中共政府和商业界几乎无处不在，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缺乏有效的调查机构，加上媒体被中共严厉控制，又使中共党内外的腐败行为很难被发现和受到惩罚。
香港的商业犯罪专家维克斯(Steve Vickers)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进行商业犯罪的机会急剧膨胀，而管理和监督方面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远东经济评论说，政治专家认为，中共进行腐败调查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出于打击犯罪的目的，而且是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共内部以将高层统治者的亲信打倒作为在权力争夺中获得有利条件的一个手段。
而中国的商人则通常通过贿赂中共官员而获得政治上的保护，从而避免因为逃税或者侵吞公共财产而被中共调查。贿赂常常可以为中国的商人带来利润丰厚的房地产交易、政府合同，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国有企业，甚至可以购买中共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位。中国的商人都清楚，如果买对了政治靠山，他们可以让中共取消对他们的调查，同时封杀媒体对他们犯罪行为的报导。
中国对违法的中共官员的调查是以中共党内“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开始，而“纪委”可以选择将腐败的中共官员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刑事调查，还是仅仅在中共党内进行批评了事。因此对于中共腐败官员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在政治上搞好关系，他们总是可以避免被调查或者在最坏情况下被调查也不过是被“纪委”在腰上拍了一巴掌而已。
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公开披露的腐败案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这常常是因为被调查官员或者商人的政治靠山出了问题，有时是因为这些腐败官员和商人的犯罪行为太过严重，已经威胁到政治靠山自己政治上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