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蒋抗日是谎言

【新纪元】被消抹的历史 191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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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0月23日讯】从1911年到1949年,那是一段让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忘却的38年,然而也是一段被有意无意涂抹、掩盖和淡忘的38年。

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胜利,一个最古老的国度建立了一个最崭新的天地—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此诞生了!

然而新世界的成长在内忧外患下异常艰难。从袁世凯的复辟到军阀割据,从苏俄的插手到中国共产党的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到14年的艰苦抗日,“中华民国”这闪光的四个大字,依然在地球上挺立。

共产党一贯“教育”中国人,1949年前的中国是黑暗的“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在共产党“逼蒋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才被迫抗日,“共产党才是中国的中流砥柱,抗日的先锋。”

然而墨写的谎言无法掩盖血写的事实。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里,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取得的成就,已经永载史册,光照后人。

政治篇|结束帝制 放飞民主
文 ◎ 文华


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结束满清267年的统治,完成人类史上第一次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转变。(维基百科)


没有流血漂橹、尸横遍野,千年古国以最文明、最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转变,中华民国的建立堪称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敲破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120天后的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的清朝入关267年来的最后一道诏书: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没有流血漂橹、尸横遍野,千年古国以最文明、最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此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了皇帝的立锥之地,不但袁世凯、张勋成了小丑,连那个“东方的红太阳、大救星、救世主”,也没敢再称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转变,中华民国的建立堪称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国父孙中山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制定了“军法、约法、宪法”的三道治理程序。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

1928年10月3日,通过《训政纲领》;1931年5月5日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将三民主义作为国家基本思想,确定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国家组织方法。

1947年,国民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宪法》,宪法序言寥寥几句就准确说明了制宪机构(国民大会),制宪权源(全体国民托付),制宪依据(国父遗教),制宪目的(国民福祉),制宪尊严(永矢咸尊)等法律要素。宪法规定了人民平等、人身自由、居住迁徙自由、工作与财产权利、意见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权救济、人权保障等基本权利,使中国人享有与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人民同样的权利。

然而正如台湾大学明居正教授所说:“一个国家要行民主政治,首先内部要统一,不统一是不可能行民主政治的;第二,不能有一个以破坏现状为目的的反对党存在,不管叫纳粹党或是共产党,有这样的破坏政党,民主就搞不成。严格地说,在国难当头、内有外患的条件下,当时国民政府无力完成真正的民主政治,国民政府只有到了台湾之后,才逐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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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篇|战火铸就的民国
讲述 ◎ 明居正 整理 ◎ 吴涔溪


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维基百科)


从1911年创建民国到1949年退守台湾,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历经北伐、剿共、抗日,战火连天。专长研究中共问题、国际关系、中华民国和两岸互动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带我们重温历史,把今天看得更明白。

国共第一次合作

面对袁世凯复辟和军阀割据的局面,孙中山回到南方建立广州政府,痛定思痛,一方面改造国民党,一方面建立军队,准备重新统一中国。这时候他得到苏联共产党的支援。当时只有苏联支持他,孙中山别无选择,但他提出条件,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必须服从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但共产党最后背弃了承诺。

于是国共一起北伐。日本眼看中国快统一了,它就难以入侵了,于是三次出兵山东,但北伐军绕过山东去打北京。日本人诱惑不成张作霖就炸死了他,张的儿子张学良很生气就归顺了中央。两年半北伐基本统一了中国东边三分之一的领土,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随后是黄金十年,但是日本人的侵略不断。


1927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接管位于汉口的英国租界。(维基百科)


巩固政权 坚决反共

中原大战后,蒋中正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手里收回了兵权,在国民党党内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广东势力较量中,蒋二次下野,直到1932年初才勉强重新掌权。当时蒋看到中国有个更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共产党。


(左起)冯玉祥、蒋中正与阎锡山。摄于1929年。(维基百科)


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毕生反共,他年轻的时候对社会主义有过一些憧憬,后来孙中山派他到俄国考察,考察回来后,他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全部破灭了,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绝不可行。孙中山在晚年不得已接纳了苏联共产党,孙中山认为自己比较平和中正,用我这么博大的胸怀应该可以融化那些共产党员,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国民党员,哪知共产党员不但没有被融化,反而把国民党很多人拉进了共产党,把国民党搞成了左中右三大派,令国民党更加衰弱。于是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发动铲共,那次杀共杀得很狠,酿成国共血仇,结束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

藉剿共统一中国 日共令国军腹背受敌

国民党的五次剿共,前四次都失败了,有两次是功败垂成,打到一半,日本人打进来了,国民党只好回过头去打日本,一次是九一八事变,一次是长城战役,剿共直到第五次才打赢,赢得非常彻底,共军就开逃,政府军就在后面追,一追追了368天,他们叫长征,其实是长逃,这当中少说有三四次,国民军眼看追上了,可以消灭共产党了,为什么没消灭呢?

当时中国只统一了三分之一,老蒋念兹在兹的是怎么样统一中国,所以他的策略就是赶着中共的军队走,三面包围留一路,就让你往那里跑,一跑进去我就追打进去,然后就收复云南、贵州等各地军阀的兵权、财权,拔掉当地的土官,一路统一过去。

这样一路追,追到云南贵州一带,老蒋在日记中很高兴的说,我现在找到抗日的根据地了,将来日本打我,我会丢掉东边的,因为日本太强了,丢掉时一定要有西边抗战的基地。起初他想拿云南贵州做抗日基地,后来发现四川盆地更好,最后是迁都重庆。当时国民党一面抗日一面剿共,国民党打日本时,共产党就趁机进攻国民党,所以日军和共军就起了实质上相互呼应的作用,国民政府就腹背受敌,那几年的历史大体就是这样。

只有融入反法西斯联盟才能取胜

中共一贯宣传蒋介石不抗日,是西安事变中共逼迫下才抗日的,这是弥天大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东北,蒋介石非常痛恨日本,在日记里一律称之为“日倭”或者“倭”,他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


保存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珍贵史料──“两蒋日记”,包括蒋中正日记共55册。(中央社)


但他同时深知双方力量的悬殊,中国军队远远不是日军的对手,1937年上海保卫战也证实了这点。两个月日本就把国军70%的兵力全部消灭,日本当时宣称,“三个月灭华”,它是有那个实力的。怎么办?为什么蒋介石迟迟没有对日宣战呢?一宣战,中国就无法从外国买到武器,一宣战,中国肯定打不过,打败了就得割地求和,卖国是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事。

老蒋认识到,中国抗日要想取得胜利,只能是持久战,只能融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直坚持到反法西斯联盟取胜的时候,抗日才能取胜。事实也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剽窃了老蒋的想法——论持久战,吹得神之又神,这个观念老蒋在1934年前就讲过了,我们不对日抗战则已,一抗战必然是长期抗战,也就是持久战。

西安事变 张学良坏了全局

到了1936年下半年,老蒋让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围剿延安,但共军用民族主义搞统战,张、杨的军队都受到蛊惑,主要是主帅动摇了。杨虎城的太太谢葆真是共产党员,她奉命下嫁做杨的工作,结果杨张共三家结成同盟,老蒋以为见面能说服张学良,结果一去被抓起来了。

当时最想杀蒋的是杨虎城和共产党,但史达林一听急了,他发电报说不能杀蒋。史达林认为,杀蒋后,中国就一盘散沙,没人抗日了。中国一投降,日本就要打苏联了。为了保住苏联,就必须保住一个能抗日的中国,就必须保住能抗日的蒋介石。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气坏了,又骂又撕又吐口水,但最终不敢杀蒋。于是共产党借机逼蒋签保证,不剿共,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然后就把蒋放了。

当时老蒋给张学良看了他的日记,反复讲“汉卿误我大局”。老蒋希望再拖个一两年,他说,我的中央军就在你们外面,我们一换防,中央军去打共匪,就解决问题了,你现在搞成这样,我被迫去抗日,但我们没有实力抗日,你原本不希望中国变坏,但结果让中国变得更坏。张学良看了老蒋日记后很受感动,主动提出护送他回去。后来老蒋食言,把张学良关了一辈子,但张学良不敢吭气,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下历史大错,现在很多人都明白老蒋当年的苦心了。

假抗日 共军趁机坐大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日正式开战,一打就是八年。国民革命军好不容易统一的中国东部,一年内全部丢光了,丢给日本了,政府军节节败退,一路向西撤,主力部队在山西陕西,下来到湖北往西到四川,但国民革命军也留下很多游击部队,正规军脱掉军服就变游击队了。

同时共产党趁机发展自己的地盘。当时日本占领区变三家天下,国民政府收编共军变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来不抗日,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八年下来,共军兵力从3万人增加到100多万人,其中正规军90万到120万,民兵是240万到280万,总兵力360万到 420万之间,而政府军的兵力,正规军180万上下,民兵200多万,加起来430万,共军和国军兵力大概是1:1.1,非常接近。当时中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伪政府,它统治了19个边区政府的一亿人,中国当时四亿五千万人口,它统治了四分之一,中共在里面征兵、抽税,完全是个国中国。

国军浴血奋战 直到最后一人

抗日的主要力量是国民政府军。最惨的是上海一役,日本从北向南一路打过来,为什么选在上海回击呢?因为老蒋想改变日军的主攻方向,让它从东向西打,中国的地势由东向西地势渐高,仰攻就比较难打,所以把上海当作决战点,上海一役打了两个月,打掉国民政府70%的军队。当时谁最怕老蒋投降呢?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泽东,所以拚命逼蒋去抗战。老蒋态度很明确,不能随便抗战,但是一旦抗战就要一打到底,绝不停战求和。

上海那一战打掉的基本上是老蒋的嫡系兵力,那一役打完后,大家才发现老蒋真的抗日,其他军队才出省打仗,其中很有名就是云南的滇军出滇抗日,日本人大吃一惊:中国不是一盘散沙吗?原以为把蒋介石打完就胜利了,后来川军也出川作战,全中国都行动起来了,日本人目瞪口呆。

当时英国《泰晤士报》报导说,中国军队装备远远不及日军,但是打仗很英勇。举两个例子,第一,中国军队基本上是两三个人用一把枪,第一个人被打死了,第二个人拿起枪继续打,第二个人死了,第三个人再拿这枪再打。枪也没有日本人好,最好的是用桐油借款向美国买来的枪,其次是汉阳兵工厂造的枪,其他的鸟枪兽枪,只要能打出东西来的都用上了。第二,日军全部配备雨衣,而中国军队拿伞打仗,而且拿的还是桐油伞。

《泰晤士报》说,中国军人英勇抗战,屡屡看见一个阵地打得只剩下一个中国兵了也不退,最后全都死光了。丘吉尔就引用这话去鼓励英国人,当时全世界的人都敬佩中国人这种精神。日军在一个师里有重炮有坦克,而中国的一个师只有轻炮,也没有坦克,兵力远远不及。

抗日前面四年中国是独立抗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投入战争,有了盟国之后,中国的战局才慢慢改观,这跟蒋中正以前设想的一模一样。日本后来承认在陆地上打败他们的是中华民国,海上打败他的是美国,两个国家才把它打败了。

剿共失败的原因

抗日结束后,国民党开枪打共产党。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中央政府,有责任剿灭叛军。中共反叛中华民国,搞苏维埃政权,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当然要剿他,但是糟糕是,国民党剿共没有成功,反而被共剿了。在山东战败,在延安也战败。林彪打东北先败后胜,有几个原因。一是美国逼国军停战三次,每一次停战都给共军喘息;第二,苏联提供武器设备给林彪;第三,当时国民政府解散东北伪军,让他们回家,这些人从年少就进了军队,什么技能都没有,于是中共喊出一个口号“蒋家不要毛家要”,一下子几十万大军就过去了,林彪一下子变成七十万大军,林彪是军事天才,几个月就将这批乌合之众训练成了可作战的军队。


1945年9月上党战役,阎锡山部队在长治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借机进攻,阎锡山部队10个师遭全歼,长治被中共攻占。(维基百科)


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处人员从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国军胡宗南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进攻。(维基百科)


东北、徐蚌、平津战役,国军连连失败,北平的傅作义被共军策反,五十万大军没开一枪就投降了。三场大战后,国民政府在大陆就待不住了,党内讨蒋声四起,老蒋第三次下野。老蒋一下野,中枢无人,垮得更快,李宗仁代理就准备投降,就这样离开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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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篇|云蒸霞蔚的民国教育
文 ◎ 王净文


西南联大(办学时间1938~1946年),中国抗战时期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而成。(维基百科)


辛亥革命行动的本身,就是在启迪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民国建立之初从扫除文盲做起,人才辈出,即使在抗日硝烟中,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又是诺贝尔奖摘果的金秋时节,然而大陆人对此早已心灰意冷,不过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中国离诺贝尔奖台并不是那么遥远。民国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假如他们当年不回国,很多可能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了。

清华物理系的开创者叶企孙,“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P.W.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年),1921年他就用X射线法获得全球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值,时年23岁。1926年他成为清华老物理系的唯一教授,当时该系老师、职工和学生总共只有10人,他一人就给学生上20多门课,为大陆培养了首批物理人才。


中国教育家、近代物理先驱叶企孙(1898~1977年)23岁时就用X射线法获得全球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值。(维基百科)


吴有训,1922年跟随导师A.H.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1892~1962年)攻读博士学位,成功验证了对近代物理学发展具有转折点作用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6年回国后,康普顿因此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赵忠尧,1930年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R.A.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年)的实验室做博士论文时,他率先观测到正电子并发现反物质。两年后他的同学C.D.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1905~1991年)公布了关于这一结果的进一步研究,从而获得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森在晚年承认,他的获奖归功于赵忠尧。

还有师从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周培源,师从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年)研究核物理的施士元,为世界电机工程开拓了新方向的萨本栋,曾参与研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等等。


周培源(1902~1993年),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流体力学家。(维基百科)


萨本栋(1902~1949年),电机工程学家及教育家。(维基百科)


“中国居礼夫人”吴健雄(1912~1997年)。(维基百科)


中国为何不再出大师呢?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钱学森,晚年多次质问前来探望的中共领导: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再也培养不出世界级大师呢?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的话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是美国科学家,不是中国科学家。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科学家的必要条件。”

令人心酸的还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的一番话。他出生在河南农村,是家里的独子,1951年12岁的他只身到香港读书,这一走就成了永别,父母在大饥荒里都活活饿死了。央视记者曾问他:“如果妈妈没有送你出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记者以为他会讲教育改变命运、感谢妈妈的话语,崔琦却说:“我宁愿妈妈没有送我出来,因为家里有个儿子情况会大不一样。如果我留在农村,或许我一直不识字,父母也许不会饿死了。”不过现实可能会让这位善良的儿子失望。

如今大陆人普遍认识到,今日中国科技的落后,不是经济落后,而是制度缺陷。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一个金钱至上、急功近利的学术界,一个连诺贝尔网站都屏蔽的国度,怎么可能产生诺奖呢(诺贝尔奖)?

言论自由的出版业

回忆当初的民国,《临时宪法》确立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上称袁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都不能将这些不和谐音消除。然而90年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行贿罪判处12年徒刑,执行总编辑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们敢于讲真话。相比之下,中共还不如袁世凯。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大影响力的官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这些民营出版社,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出版业,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是民营的《大公报》,尽管有打压,但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些党派报纸都不是当时的主流。

那时在金融业也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企业上基本也是民营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被称为“纺织大王”、“棉纱大王”、“火柴大王”、“化工大王”的民营企业家,整个民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

民国从建立之初就首重教育,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再到1934年新生活运动,教育一直是民国的百年大计。中国直到 1902年才出现新式学校,1922年出现大学,即使在14年抗日硝烟中,国民政府依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当时军队都把房子、粮食优先保证供应给学生和老师,甚至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军阀都重视教育。1939年四川军阀刘文辉曾下令:“凡是县政府大楼修得比学校好的,县长马上就地正法。”据统计,在 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大师。比如由于日军轰炸而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而成的“西南联大”,不但培养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学上的顶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译家何兆武,还有在美国的国学大师何炳棣、社会学家杨联升等。

1999年中共建国50年之际,给23位科学家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无论是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还是邓稼先、朱光亚等,这些人基本全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单只在1920年代,中国物理学家就取得了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1933 年间,就有16项。

教科书里被植入的木马病毒

除了尖端科技外,当今大陆的普及教育也是远远落后于民国。拿学校教材为例。1904年民营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系列《最新教科书》,横跨所有的学科,非常完整系统。1922年又推出了更成熟的《新学制教科书》。这些书籍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全球文明世界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从形式到内容,都跟国际社会和孩子的需求非常吻合。大陆很多老人感慨地说,民国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水平都比文革时的高中生强,其中教材占了很大因素。

中共执政后,把大量共产党的“党文化”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塞进了每个中国人幼小的心灵。举例来说,翻开大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的《语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是啊,我是中国人,这是理所当然、无需论证的,不过马上就是一句“我爱五星红旗”,于是被要求背课文的孩子们都记住了,爱五星红旗就跟我是中国人一样,无需证明,每个人都必须做到,木马病毒就这样被悄然植入了每个中国人心中。

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认为人类的文明史不应该被简化为权力争斗史。2006年秋季,一套按照新文明史观、由苏智良教授主编、历时6年、曾试用3年、并通过了严格审查程序的新编高中《历史》教材在上海全面投入使用,然而仅仅一年后这本教材就被废止了。面对这样的悲剧,有识之士感叹,为什么一个行政部门就能够这样轻易地枪毙众多编写者的心血呢?是什么让培养兼具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识的“新公民”梦想“碎落一地”呢?

主角、配角和“群角”

大陆历史学家傅国涌在多年研究辛亥革命后发现,以前他的视线主要集中在辛亥杰出人物上,如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等主角,后来发现,没有隆裕太后等配角的妥协,也不会有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最后他发现,每个人都在参与历史,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普普通通的个体,他们起到了“群角”的关键性作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应该结束满清帝制了。

“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傅国涌如此总结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经验。

公民教育是最关键的

其实,辛亥革命行动的本身就是在启迪和培养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不过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民国精英、出生在四川的晏阳初。 1920他留美回国后,立志不做官不发财,要将终身奉献给劳苦大众的教育。他针对千百年来佝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贫、弱、愚、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假如没有战争,他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会有更好的成果。即使这样,据1980年代统计,定州(即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当年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良种鸡等,至今仍然广受农民欢迎;中共1970年代普遍推行的“赤脚医生”计划、1990年代的村官直选等政改试点,无不是在重复当年的定县经验。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农村建设,也大量借鉴了晏阳初的经验,不过由于他对中国农村改造实行的是以教育为主的改良方针,这与中共推行的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大相径庭,加上他是基督徒,与无神论的中共格格不入,因此很多大陆人只知道“南陶北晏”的陶行知,而不知晏阳初。

晏阳初对农民的教育中,最强调的是公民教育,他认为,“公民教育在于养成国人的公共心和合作精神,使他们无论在什么团体,都能做一个忠实而有效的分子;同时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掘出一个公民的批判力和正义心,使他们都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

百年后对照这个标准,我们自认是团队的好成员吗?我们坚持了公义良知吗?这都是现实留给我们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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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民国“黄金十年”
文 ◎ 齐先予


1928年的上海外滩。(维基百科)


在大陆官方的灌输中,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

虽然已经消失了一轮甲子,但最近大陆又开始流行一个时髦词:“民国范儿”,意指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无论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散发着一种当今大陆人所没有的高雅气质,令人向往。

国民政府于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金陵沦陷为止,各方面建设发展被称为“艰苦建国的十年”,西方则誉为“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

民国电影《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人物气质,还有那首被郎朗在白宫弹奏、据说是胡锦涛最喜欢的革命歌曲:1953年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大陆著名画家陈丹青评论说:“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低廉的物价、房价

在大陆官方的灌输中,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元。”那时上海市公安局的巡警月薪10至 13元,巡长16至18元,而一般工人的月薪在20元左右。当时在上海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便宜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那时的物价也很低廉。1929年拿了 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外加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每块银元可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就可换一个鸡蛋。 1927年的上海,14元可买一石200斤米,3.30元可买一包44斤面粉,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 0.14元……


壹圆银币“船洋”,1933年。(维基百科)


在上海租房,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元;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再看金价,汉口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教师工资是警察的3倍以上

1922年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的12元。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月工资13 元,而在1926年底国民政府为兴办教育,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中学教师的月薪多在60至 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

那时的店员工资,如汉口的悦昌新绸缎局,一般在10至40元之间,一日三餐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 1股,全体职工3股。

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技术工人、小学教师、护士等,月收入超过50元,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月收入一两百元以上,而教授月收入高达400元。

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49年之前,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不仅是免费教育,还可获得教育部的20元助学金,这20元除了够自己花费外,还可补贴家用。不过受共产党的鼓动,学生们还上街高喊“反饥饿,反迫害”。中共接管之后,助学金立刻没有了,伙食下降到可怜的程度。

突飞猛进的黄金十年

这一切的得来却是不易的。当时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不到30%,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各省之间连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样。1928年民国统一度量衡时发现,吉林的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从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这南京十年里,中国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然而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人口也奇迹般地出现了从1911年的4.1亿增加到1936年的5.3亿和1949年的 5.4亿。

早在1919年2月,孙中山写就了《实业计划》一书,后来此书和《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合称为《建国方略》,在其指导下,民国政府很快带领中国人走上了黄金十年。

据统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亿3082万,到1920年,增加到1759家,资本总额5亿62万元。1914至1920 年间中国现代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3.8%,特别是钢铁、采矿、水泥、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出现了一些大型企业。1931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交通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开辟了长1万5千多公里的12条航线。

有调查显示,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1934至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世界平均为163斤,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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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篇|日本苏联对民国的伤害
讲述 ◎ 明居正 整理 ◎ 吴涔溪

“弱国无外交”,中华民国建国的前38年,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中,尽管跻身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在外交上,除了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外,在用外交阻挡日本对华侵略以及苏联暗助中共上是不成功的。

尽管中国最后成为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中华民国当时在外交上,除了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外,在用外交阻挡日本对华侵略上是不成功的。总体说来民国外交并不理想。

满清末年,中国国力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孙中山革命后,国力下滑至全球的十二分之一,美国今天占不到世界十二分之一,这从一个侧面看到当初中国的强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71年间中国打了十几场败仗,每一次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大片领土不说,很多权力都被割让出去了,背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其中最明显是《辛丑和约》后,各国可以在天津北京驻军保护大使馆,那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

一战时北洋政府参战。当时西方各国回家打仗,日本趁机出兵山东,借口是日本对德国宣战,要打德国在青岛的土地。一战后中国人不肯在巴黎会议上签字,我也是战胜国,怎么胜利了土地还被抢走了?当时各国逼我们签字,消息传回国内,酿成五四运动。后来华盛顿会议也没有真正解决日本对山东的侵入,当时各个都看到日本的侵华野心,但都无力阻止这个亚洲第一强国,1894至1895年它打败过中国,1904至1905年它打败过俄国,1914至1918它打败过德国。 1922年,英美法葡萄牙比利时等签了九国公约,意思是不让日本随便插手中国,但没什么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把日本入侵告到国际上,告了半天,大家都反对日本,但没人敢动手制裁,结果日本更加速侵略,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1932至1937年不断在华北制造摩擦。当时中华民国的外交基本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北方下来苏联的力量,外加其培植的共产党,另一个就是牵扯中国生死存亡的日本问题。

民国政府成立后,就和列强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如收回内河航行权、关税协定权,自主关税等,这些都谈成了,最后谈不下来的一是威海卫,一是香港,两个都是英国占领。等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再提出建立平等关系问题,美国首先放弃所有在华特权,其他世界各国跟进,1943年重订平等新约,基本上我们是平等和各国来往了,但是威海卫和香港问题还是未解决。

抗战后期,日本在中国有120万日军,本土只有20万上下。在讨论怎么结束对日战争时,美国犯了重大错误,误以为120万日军会抵抗到底,苏联也不断宣称假如苏联不参战,日军是打不下来等等。于是美国和苏联签下雅尔达密约。当时苏联就开条件,要将日俄战争前割让给日本的土地全部拿回来,同时还要向中国夺取利权,美国基本同意了。

于是到1945年8月6日美国丢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日本透过苏联表示想跟盟军求和,苏联压下这消息,马上全面侵华,史达林把西欧最有经验的150万大军送到西伯利亚,声称要进入中国打日本。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丢下第二个原子弹,四天后日本投降,苏军这时150万大军分三路进来,共产党这时候分七路配合苏军打东北,关东军部队就是这样败在苏军和共军的夹击中,而政府的军队也无法回到东北,东北实质上还是会丢掉的。

蒋中正见此局面大吃一惊。中国人浴血抗战14年,眼看胜利了,结果还是把东北给丢了。苏联那时候让老蒋去签约,老蒋死都不签,就请美国调停,美国逼苏联退兵,苏联大概拖了大半年,但是退兵时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把东北所有战略要地交给共军;第二,把关东军的武器全部交给林彪,从此林彪一跃而起,后来内战一打,国民政府就全面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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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篇|两岸迥异 路在何方
文 ◎ 王华


台湾实现了国父孙中山的理想。得益于民主制度,在过去30年里,台湾外汇存底超过4,0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四。(摄影/王嘉益)


与南北宋朝同时存在着辽金西夏一样,中国历史在1949年后又开始发叉分支。谁才是中华民国正宗的传人呢?

2011年10月9日周日,中共当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辛亥百年纪念活动,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文中只字未提“中华民国”四个字。

第二天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发表演说呼吁,大陆当局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并强调台湾实现了在中国无法实现的孙中山的理想。他说:“我们很高兴,也很骄傲的向大家报告,今天台湾所实施的自由、民主、均富的制度,对得起国父当年的革命,也对得起为我们国民革命,牺牲、奉献,不知道有多少千万人的努力。”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2011年7月4日参观“孙中山先生与美国特展”,仔细观看有关国父孙中山的历史文件。(摄影/林伯东)


同是纪念辛亥,一边不提“中华民国”,一边不提“辛亥革命”,奉行马列的中共谎称自己是孙中山的正宗传人,以博取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而实现了国父理想的人却不愿强调自己的传人身份。大陆历史学家辛灏年评价说,辛亥革命产生了中华民国,过生日不提母亲的孩子,哪怕有隐衷,也不太妥当吧?这位因深切感受到中共背叛了辛亥革命而专程来到海外宣讲的大陆作家,不但写出了《谁是新中国》以驳斥中共的谎言,还把自己的名字高尔品按辛亥年的谐音改成了“辛灏年”。

民族、民权上的两岸迥异

在民族主义上,中共大肆标榜自己是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正宗传人,不过就在辛亥百年前夕,大陆网民贴出了一系列历史图片,曝光中共在1931年成立卖国政府的丑行。当时正值“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后的两个月,中共不是说外敌当前,如何跟随国民政府抗日,反而伙同苏联,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出卖中华领土和主权、分裂中华民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卖国政府不光有国旗、国徽,还有货币发行,货币上印的是外国人列宁的头像。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共躲在后方不抗日,反而不时破坏国民政府的抗日行动。

很多大陆网友痛骂说:“中共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卖国贼!它比日本入侵东北建立的‘满洲国’伪政权还要坏,满洲国也没敢把日本人头像放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啊。中共还有脸纪念辛亥革命,呸!”

相反,国民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匮乏、军事上绝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直带领中华民族持续不懈的抗击外来侵略。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从此成为全球五大强国之一。

在民权主义上,中共自称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大代表选举。不过用百姓的话说,人大选举就是装像、骗人,参选者也都抱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目的就是为了揭穿中共假民主真独裁的骗局。很多候选人一公布参选就被官方严密监视,并遭到官方暗中指使的黑社会成员暴力恐吓殴打。本刊在229期封面故事“大陆民权现状纪实:独立参选与连环爆炸”中做了详细介绍。

在台湾,尽管美国、英国等很多西方民主国家还没有实行“一人一票选总统”的民主制度,但台湾实现了。虽然台湾国会上还不时传出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的笑谈,但正如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说,这些争议“最终还是诉诸司法;我们没有看见暴民,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是的,在权力争夺的卑鄙龌龊中,我仍然看见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生:台湾已超过发达国家

在民生方面,两岸的对比也十分鲜明。得益于台湾的民主制度,在过去30年里,台湾平均年均经济成长率稳定达到8%。台湾已无任何外债,累积外汇存底超过4,0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四。

2011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IMF)表示,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台湾每人平均国民所得已逾3万5000美元,高于英、法、日、韩等国。而大陆只有7000多美元。2011年5月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报告指出,台湾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6名,其中民间经贸竞争力更排名全球第3名;2011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WEF)称台湾竞争力为全球第13名,其中有8个项目为世界第一。

当然大陆也有很多世界第一。美国出了一本书“中国的世界第一”,里面罗列了700多条,不过大陆民众也列出了一些中国的世界第一。如中国高等教育“世界第一”,在校生从1998年的628万增加到现在的1400万,然而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不及非洲的乌干达,目前逐年下降至不及GDP的3.48%;中国采煤业“世界第一”,但是以生命为代价的。2004年的中国每百万吨死亡率为3.96,比美国多100倍。中国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也是世界第一,尽管中国只拥有全球1.9%的汽车,但死亡事故却占了全球的15%。2005年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比日本高100倍。

这样的对比清单还很长。用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的话说:“中共不敢具体阐述辛亥革命,因为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再一次走向了转折点。一百年前滋生辛亥革命的土壤,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更多民众的革命意识一旦被唤醒,中国就可能发生巨变。”

中共背叛了辛亥革命

胡锦涛在讲话中先是高度肯定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功绩,但马上接着说:“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最后他的结论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辛灏年评价说,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只是为了对其的否定。中共称辛亥革命失败了,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结束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君主帝制,辛亥革命当然是成功了,它开创了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光辉起点。不过,走向共和是个漫长而艰钜的过程,欧洲很多国家都走了几十上百年。

中共把辛亥革命说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错误概念。全世界只有民主自由革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思为了给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找理由而编造的说法。

中共称孙中山搞的是旧民族主义革命,自己搞的才是新民族主义革命,用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定义是,“新民族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灏年称这又是一个谬误。“这是很荒唐可笑的话,共产党不反帝啊!列宁和史大林的俄国是新沙皇帝国,共产党它反吗?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就已经废封建殖君宪了,哪需要共产党来反封建呢?”

批判保共改良 完成辛亥革命

面对海内外那些希望中共改良的朋友,辛灏年谈到他的心路历程:“当中共开始那个旨在‘长治久安’的改革开放时,我们那些‘老三届’就在心里说:‘晚清的洋务运动又开始了!’当1989年学生运动时,我们在心里暗暗地担忧:‘晚清的戊戌政变又要发生了!’六四那天凌晨四点,我和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千多师生们,一起在合肥市的主要大街上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我生平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家人问我:你怕不怕?我说:开始很怕。但是等我喊过了,我已经喊出来了,我就不怕了。这是真心话。”

历史证明,“改良必然诱发革命”,寄望于中共改良跟期待晚清改良一样,是注定行不通的。辛灏年在各地讲演中呼吁,“推翻共产专制统治,鼓励新的民主革命,并且将它与百年前的中国国民革命接轨,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

本文转自246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4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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