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3)一九五七，恶梦开始

第一章、一九五七，恶梦开始

一、辐射全国的“阳谋”

1955年11月，我调到重庆市五一技工学校（即现在的重庆市五一技师学院）任教务科长。

1957年初夏，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全国各个媒体都在大造舆论，人民群众也在纷纷议论。

5月的一天，学校党支委会讨论如何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是一份内部档，上面要求先党内，后党外分别传达贯彻。我是党支部宣传委员，副校长兼支部书记崔振杰指定我在全体党员大会上宣读这个讲话。

讲话的基本内容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提出要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一次整风。毛泽东指出：“房子要经常打扫，否则会积满灰尘，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上灰尘的，也应该经常打扫……”因此，整风的目的，正是为了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对我们党的侵蚀。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就是用“延安整风”时的那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进行整风。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要求大家对党要以无比热爱的心情，帮助党整风，要求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讲话谈到运动的步骤是：先把问题放出来，放深放透，然后进行大辩论，明辨出是非来，最后进行整改。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我宣读的，所以我印象极深，它内容生动幽默，诚恳动人，感动着每一个热爱党的人。我本人从小参加革命，是党把我培养长大的，我把党的恩情比作母亲，把伟大领袖毛泽东比作大救星、大恩人，难道我能看到我们的党沾染上灰尘而无动于衷吗？难道我能对伟大领袖的讲话有半点怀疑吗？

党内外传达和动员之后，分部门进行酝酿座谈。我主持的教务科和其他部门一样，绝大部分同志表示要热烈响应党的号召。1957年还处在建国初期，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党的恩情深。有谁不愿意帮助党整风，洗掉党身上的灰尘呢？不过还是有少数人思想上有顾虑，怕给领导提了意见后，领导会打击报复给小鞋子穿。

在部门领导碰头会上崔振杰提出：“对少数有思想顾虑的同志，各部门的领导可以采取深入座谈讨论与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式，消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积极的投入到运动中去。”这样，全体教职员工基本上都动员起来了。

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在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大鸣大放”的高潮，群众的确都被“运动”起来了，我们单位也开始“大鸣大放”了。此时，一切工作都要为政治运动让路，几乎天天都在开座谈会，每个人的思想都活跃起来了，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可以对任何一个领导人提出批评。写大字报，随便张贴。到处都是一片民主自由的气氛，人们到处都谈论著党和领袖的伟大。社会名人，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先生兴高采烈地说：“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

那时，根本没想到这是叫做“引蛇出洞”的“阳谋”。

二、我校的“引蛇出洞”

一天，市劳动局赵时曙局长（兼党组书记）亲自前来学校“蹲点”，抓“鸣放”的典型以推动运动发展。赵局长特意布置了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推出一个名叫周人文的教师，在大会上作“鸣放”发言。

周人文按赵局长的安排“鸣放”，他把学校存在的问题归纳成“十大问题”。他有理有据地在大会上“鸣放”了一通，使与会者大受启发，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很多人纷纷要求发言。

最后，赵局长对大会作了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大会开得很好，对周人文老师大加表扬，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认为不足之处，就是“放”的范围应该扩大，希望大家对“三个主义”以外的问题都可以“放”，这样才能把问题“放”深，“放”透，整风才能整好，整彻底。

周人文的这个发言，标题叫做《学校存在的“十大问题”》，顾名思义，是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具体意见，其中既没有涉及到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更没有触及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敏感问题，即赵所说的“三个主义”以外的问题。当时，处在建国初期，社会阴暗面还没有怎么暴露出来，提意见者，往往大都是针对单位或具体的领导人。

周人文提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只是看问题主观片面了，他的发言得到不少人的赞成。

然而，谁都没想到，这是赵局长设下的“引蛇出洞”！

这位大受赵局长表扬的周人文和那些真正向他学习，给领导提了意见的人，后来统统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分子。

当他们醒悟过来得知受骗上当之后，已追悔莫及——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在劳改营命丧黄泉，而那个大露锋芒的青年教师周人文，最后也死在劳改营内。

1957年，人们还相当单纯，对这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完全没有认识。如果是50年后的今天，人们或许不会再上这个圈套。所以有人说，党的政治运动把人教“聪明”了，教得人人说假话，教出一些见风使舵，整人害人的投机分子来。

三、“阳谋”让我中箭落马

赵局长的到来，的确进一步把群众“运动”起来了，当然，也把我“运动”起来了。

我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一方面要接受来自群众对我的批评，另一方面，我对我的顶头上司崔振杰也有很多意见。这次“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都接受群众这面“镜子”，对照自己，清洗自己身上的灰尘。不是说“只有把问题放深放透，都摆出来，通过大辩论，把是非理清楚，以后整改吗”，因此，我决定给崔振杰提点意见。

崔振杰是山东莒县人，他与我同是南下干部，又是山东老乡。开始，我们关系比较好，他对我这个青年干部印象较好，曾经多次当面夸奖我，说我年轻，聪明有才华，才二十多岁就是十七级干部，以后很有发展前途。他对我说，他接触到的年轻干部中，最欣赏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孙毓成（劳动局秘书，57年被打成右派）。他曾多次向我说，他这个人最善于培养干部。言下之意：他就是“伯乐识千里马”。他还直接向我许愿，以后可以当教务副校长。事实上，崔也的确器重我，培养我，把教务副校长的工作叫我去干。(笔者注：崔振杰自1956年至1981年任重庆五一技工学校校长兼总支书记长达26年，该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他亲手提拔的，有人说五一技校从车间班组长到校级领导干部都是崔振杰的“子弟兵”。)

然而，我是个不识“抬举”的人，这或许是性格决定了命运吧？我的天性不是当驯服工具的材料，我是个有鲜明个性的人，喜欢独立思考，性格直爽，不善于隐藏自己的观点，不会见风使舵，迎合领导的好恶。与崔的看法有矛盾时，往往与其争执得面红耳赤，非要争论出个是非来不可。

例如，在写学校期末工作总结报告时，崔主张大写成绩，对学校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我主张对上级要实话实说；他不准在《工作总结》中写阴暗面，我当面说他对上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又如，对学生助学金的使用上，崔为了迁就少数学生的无理要求，怕学生闹事，决定把助学金按学生人头每人发给3元钱，在校务会上讨论时我坚决反对，争执得面红耳赤，我当面怒斥他违反政策。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当时我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外加思想单纯，书生气十足，认为党教导我们要服从真理，对任何事情要问个为什么，不能当“奴隶主义”，即使是上下级关系，在探求真理的权利面前也是平等的、民主的，所以，我觉得工作上的争论是正常的事，认为拍马屁是旧社会可耻的行为。

现实生活中绝非如此！

我的“犯上”引起了崔的忌恨，崔认为我看不起他，说我与党唱对台戏。我满不在乎，完全不知道得罪了领导的厉害，更不知道眼前有一个“阳谋”正等待着我自己钻进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