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导）75年前的今天，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事变当天，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叛乱，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历史证据表明，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对蒋介石剿共令阳奉阴违的亲共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而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共产党方面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俄的斯大林。蒋介石被扣押后，中共曾决议“审蒋”、“除蒋”；但斯大林知道只有蒋介石才能够领导全中国抗日，为了苏联的切身利益，解除日军对苏联的威胁，所以严令中共毛泽东不许杀蒋，并胁迫蒋介石停止剿共，要求中共在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
学者表示，西安事变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隳于一旦”；破坏了蒋介石抗日的战略部署；全面抗日的时间表被迫提前，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灾难；而起死回生的中共却在战争中趁机坐大。“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至今60余年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中共党员组成杨虎成的“智囊团”
1934年10月14日，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下，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挫败。不得不撤离江西，于1935年10月逃窜至陕甘苏区。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军剿共。
其时，这两支剿共军队已被中共大力渗透。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曾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实际上，杨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谢葆真就是中共党员，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而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初，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议，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1936年4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是，中共终与杨结盟。1936年6月，杨部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并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
“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当时20至30余岁，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俨然成为杨的“智囊团”。
张学良或为中共“特别党员”
1936年6月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虽由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团长，其实权却完全握在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手中。中共党员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少将处长，更是张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策划者之一。中共党员申伯纯即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对于改造思想，灌输联共抗日的主张却收效很大”。军官团学员就曾在西安事发前七天狂言“不要让蒋介石站着走出去，而应该爬着滚出去”。
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
而张学良本人在1936年6月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7月2日，中共向共产国际请示。前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显示，共产国际于1936年8月15日覆电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披露，叶剑英生前曾经对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的编辑宋黎（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有过交待，肯定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宋当时将叶剑英的这个谈话作了记录，并将记录稿封存在保险箱里，并交待“张学良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绝对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后再把谈话记录拿出来报告中央。”
叶剑英的谈话并不是孤证，张学良东北军的老部下、后来历任共军冀中军区司令员、晋绥军区司令员、铁道部部长等职的吕正操，1991年在纽约与张学良曾数次晤谈，他也对人披露“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张学良字汉卿，被尊称为张汉公）。吕正操还多次对人说，周恩来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写作组组长高文谦认为，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视张学良为军阀、汉奸，不可信任。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曾经因为中东铁路问题同苏联发生冲突，甚至兵戎相见。
由此可见，张学良当时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党，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只是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有学者表示，叶剑英的“肯定答复”最大可能是，张学良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特别”党员。台湾出版的《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中，张学良坦陈：“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
张学良私通中共 谋求苏联支持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透露，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多次赴上海南京与苏联使领馆官员密谈，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宣称愿与红军合作公开对日本宣战，希望苏联支持他。斯大林不信任张，不相信他有能力团结领导中国，但要利用张，故表面答应考虑，让张先与中共秘密联系。
早在1936年1月20日张学良与中共首次秘密会谈。毛泽东乐于利用张反蒋并取代蒋，毛好从幕后操控，故指示李克农答应张支持他取代蒋介石。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7月底张学良告诉俄国驻华大使波哥蒙络夫，他希望与中共合作反蒋抗日，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大使回答：“那是没有问题的”。
有报导称，张学良在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秘密接触谈判中，周恩来承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给莫斯科的密电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
1936年9月，张学良与中共正式签订了所谓《抗日救国协定》，达成消极剿共协议，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向中共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并且允许中共在西安设办事处，及秘密电台。
1936年11月25日，德国跟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使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受敌的局面，日本正从外蒙古南边向苏联中亚地区移动。条约宣布的当天，斯大林紧急命令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严厉告诫中共放弃反蒋政策，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领导全民族的政府。赶快做出方案来！” 但俄国与中共皆对张学良保密。毛泽东在明知苏联不可能支持张学良的情况下，继续鼓动张学良反蒋并欺骗他会得到苏联的支持。
张、杨计议“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说：杨虎城在当时已经被共匪渗透，……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透露，张学良曾与叶剑英密谈，告诉叶他准备发动政变。叶剑英于1936年10月29日电告毛：“有一个扣留蒋介石的计划。”11月5日叶离开西安返延安向毛汇报。苏联间谍特托夫（Titov）记录道：“叶剑英和张学良于1936年11月讨论了绑架蒋介石的计划，毛泽东却故意向苏联隐瞒，因他知道斯大林肯定反对。”张学良在行动前电告叶：“重要事相商，请速回”。但毛扣住叶不让他走，同时却回电称叶已上路。行动前一刻，张学良电毛：“拟采取行动”；毛接到电报后高兴地对秘书说：“上床，明早有好消息！”
西安事变爆发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介石拒绝，两人大吵。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介石前往训话。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次到西安，并调动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11日晚，蒋介石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照计划进行绑架行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行动部署上，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归东北军担任；西郊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在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都由杨虎成指挥十七路军执行。
12月12日晨6时，张、杨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发难，张学良派了四百多人进攻蒋介石的住地，蒋的卫兵奋起抵抗，死亡二百多人。蒋介石刚做完早操，正穿衣服；听见枪声连续不断，蒋跑进后山，最后在一个荆棘丛生的岩穴里被抓住，身上只穿着睡衣，鞋丢了，背受了伤。跟蒋一道越墙而逃的随从被打死。
中央要员在陕同时被十七路军扣于西京招待所的，计有内政部长蒋作实、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钱大钧、陈调元、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卫立煌、邵力子、马占山等多人，陈诚当时且战且走，最后在西京招待所缴械，是最后受制的一人，而邵元冲则于枪战中不幸遇难。
张学良随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
南京国民政府剿抚并用
南京国民政府12月12日获知西安事变消息后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澳籍记者、曾为张作霖父子谋士的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中共决意杀蒋
1936年12月12日兵变当晚，中共惊喜交集，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并立即派周恩来前往西安，要周恩来说服张学良“执行最后的措施”（即杀掉）。为促使张学良早日杀掉蒋，毛于13日电张谎称“我们已经与共产国际安排，详情将随后告知。”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的基调是“审蒋”、“除蒋”。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透露，12月12日，毛获悉张学良扣留蒋后头一封致苏联电报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毛恳求莫斯科卷入：“请你们赞助我们”，“用大力援助中国”。他拐弯抹角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毛很清楚他的目标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装作他也是在捉蒋之后刚听说，向莫斯科保证中共“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欲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杀蒋，此电被斯大林扣发。
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切身利益挽救了蒋介石一命
斯大林一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给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表示，张学良份量不够，不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斯大林问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是你们允许中国事件发生的吗”？斯大林还追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明曾要求处死蒋介石，但王明说电报是克格勃外事部的阿特尔起草的，结果阿特尔立即被逮捕，随后被枪决。
季米特洛夫写信给斯大林称：“尽管我们的警告，中共事实上介入非常深，与张学良的关系十分友好。很难想像未与毛共合作，张学良敢冒此险。”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电毛谴责绑架蒋介石：“客观上唯有损害反日的团结，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电报命令“中共必须坚决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事端的立场”。
毛接此电时狂怒，随后毛扣下这份电报，并对周和张学良保秘，毛继续操纵杀蒋。毛后来称莫斯科十六日的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称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发。毛19日还对政治局说：“国际指示还未到。”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叛变”，是日本汉奸；认为事变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并公开支持蒋介石。
历史学家辛灏年表示，1935年8月以前，苏俄一心要的是颠覆新中国——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1935年8月后，当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切身利益挽救了蒋介石一命。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表示，张学良获悉苏联反对他扣蒋后，他便决定保障蒋的安全。西安事变后，中共保持沉默三整天后才发表声明，只字未提支持张学良任元首，相反确认南京政权。张学良意识到保护自已的唯一途径便是保护蒋介石，并将自已交由蒋处置，因为南京政府许多人恨不得杀了他，确实有不少人试图暗杀他。
有报导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中正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在当时中国弱而日本强的情况下，越能延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中国越有利，这是蒋介石一直无法说出的苦衷。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12月14日当苏联公开谴责政变后，张学良来到蒋介石扣留处，站在蒋面前沉默流泪，并对蒋说他“意识到绑架是一种愚蠢和有病的思考行动”，并要秘密释放他。12月16日南京向张学良宣战，并轰炸了张学良在西安城外的东北军。蒋介石立即向外递送一信息，要南京停火；于是南京停止了军事行动。 12月20日，莫斯科电毛：重申“必须和解争议”，直到这时，毛才将电报转周恩来，要他帮助“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12月23日，宋子文、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谈判，蒋拒绝与周直接谈，即便被告知若不见周恩来，就不可能释放，蒋仍然拒绝见周。莫斯科知道，可以用一种方法让蒋介石见周恩来。12月24日，博古来西安转达莫斯科同意让蒋经国回国，周恩来才被允许于圣诞节进入蒋的房间，周告诉蒋他的儿子经国将回国。最终，蒋介石承诺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协议内容，但拒绝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蒋介石让周恩来到南京直接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蒋介石在宋美龄及张学良陪同下，由四架军机护送，由西安飞抵洛阳。26日，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央党政军人员均在机场迎候，蒋中正座车经过市区时，万人空巷，市民夹道欢呼，其情况之热烈，实为空前所未有。
1936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 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1995年离台，张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101岁。
张学良在1956年应蒋介石之要求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痛陈：“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西安事变后果
在西安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历史学家辛灏年表示，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俄的斯大林。西安事变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
由西安事变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气，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一场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将士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而中共毛泽东实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中共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一书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毛泽东则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里解放了出来。”
时政评论家曹长清表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辛灏年表示，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至今60余年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