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3月24日讯】近日来，中共草木皆兵，唯恐民众聚集，连民众在公共场所散步、记者在公共场所拍照都大打出手。多位知名人权律师及维权人士失踪，多位新闻记者遭到殴打骚扰。当记者质问中共外国记者究竟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竟赤裸裸的回答：“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对于抱有这种动机（指中共诬蔑的“ 闹事”）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中共喉舌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中国到底是不是法治社会？3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著名律师陈有西的评论文章《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则可以弃如敝履。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的，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陈有西明确表示，法律应当公正而无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即使是罪犯也不例外。他进一步指出，诸如“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等雷人话语层出不穷，展现了（中共）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法律的潜意识。
中共的倒行逆施不禁让人想起了周厉王的故事。周厉王好利，任用荣公建立自利型政府，大夫芮良夫极力进谏，说使不得：“周朝王室要衰落了！荣公这个人只喜欢独吞利益，却不知道大难将至。利益是天地百物生产出来的，荣公却要独吞，这危害还不大吗？天地百物都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统治者怎可独吞？荣公触怒了天地人这么多因素，却不考虑大难将至，听了荣公的教唆，您的王位能长久吗？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王者，是要他将利益公平的洒布朝野上下，使神、人、百物无不各得其正当权益。即使这样，王者还每天战战兢兢，唯恐有失公平，招来怨尤。所以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因为周文王广布利益而畏惧灾难，才使周朝延续到今天。如今大王学荣公独吞利益，这样做可以吗？一个匹夫独吞利益，都叫他强盗；一个统治者独吞天下利益，极少有好下场的。如果荣公被任用，周朝一定衰败！”
周厉王不听，暴虐骄侈如故，国人开始怨声载道。召公进谏道：“民不堪命了！”周厉王勃然大怒，找来巫师监控“诽谤”者，谁敢“诽谤”就杀头。于是国人的“诽谤 ”销声匿迹，国人在路上不敢说话，只敢默默目视，类似当今的“散步”、“围观” ，这样总不犯法吧！周厉王得意洋洋，告诉召公诽谤没有了。召公却说：“这是让非议更加厉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洪水积聚到一定程度溃堤，伤人必多；民怨也是如此。所以治水要决堤泄洪来疏导水势；治民要放松钳制使百姓畅所欲言。”周厉王不听，于是国人无人敢出声。三年后，国人一起暴动，袭击周厉王，周厉王仓皇出逃 “彘”地，共和十四年死在那里。
周厉王面对今天的中共，一定自愧不如。在周厉王统治下，起码百姓无声的和平散步，“道路以目”，是政府承认合法，无从镇压的。而中共这种“极品”连百姓最温和的表达意见方式都不允许存在，都要扼杀在萌芽状态。从六四游行、到上访维权、到如今的散步维权，中国百姓发现：百姓越是试图用“合法”方式维权，中共越是疯狂镇压，百姓的“合法”空间越是被压缩。到现在，连百姓在街头逗留、聊天，都可能遭到中共恶警的驱散、盘查、殴打，乃至牢狱之灾。毫不夸张的说，如今的百姓一出门就面临着“犯罪嫌疑”，不少维权人士甚至没出家门就被拘留逮捕了。
用人类的正常思维想一想，游行示威、上访、散步等等，不都是合法的吗？这在中共《宪法》里都不敢否认的。本来就合法的东西怎么一下子就变成非法的了？本来百姓依法行使的权利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百姓“惟恐天下不乱”了？想当年，游行的人多了，中共就匆匆炮制出所谓“暴徒”、《游行示威法》；上访的人多了，中共就编出什么“无理访”罪名；如今散步的人多了，中共又祭出“颠覆国家政权”、“敌对势力 ”的大帽子。至于中共镇压过程中的造谣施暴违不违法，中共炮制的恶“法”违不违法、有没有法律效力，中共是毫不在意的。《推背图》预言中共暴政“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在中共翻云覆雨下，中国百姓头上一顶顶莫须有的大帽子何时能摘下？中国百姓流淌的鲜血何时是个尽头！
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的百姓真是如同中共所说的在“违法”、在“犯罪”吗？就拿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来说吧，中共造谣媒体给法轮功扣上“×教”帽子，炮制出雪碧瓶都烧不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各级610非法组织随即大打出手。众多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随心所欲施以各种形式的迫害：开除、抄家、剥夺人身自由、精神侮辱、殴打、酷刑、监禁……乃至强奸、虐杀、活摘器官。据出逃国外的医生证人披露，中共命令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角膜，理由就是那些法轮功学员是“×教份子”、是“杀人犯”。
一位访民述说：当他遭到中共截访恶徒当众施暴，路人欲发声制止时，中共恶徒一句 “他是法轮功！”就让路人眼睁睁的看着暴行发生。访民不由得感慨：“这一招真灵！”据明慧网报导，佳木斯监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即所谓的转化），于2011年2月成立了“严管队”，2月21日开始暴力转化。仅六天后，年仅47岁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迫害致死，十二天后，又把年仅4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云刚迫害致死，紧接着，3月8日半夜一点多，法轮功学员刘传江也被佳木斯监狱害死，在十五天之内佳木斯监狱连续虐杀三位法轮功学员。三监区大队副教导员王志勇经常在重犯人面前叫嚣：“炼法轮功的就应该往死里打，打死就对了！”中共倾尽全力给法轮功扣上大帽子，不就是要让法轮功学员成为“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的受迫害对象，不就是要为中共血腥残暴的迫害犯罪找借口吗？在历次运动中共对民众犯罪时，中共玩的都是这种伎俩。
中共不敢让人们知道的是：恰恰法轮功不许自杀、杀生；恰恰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恰恰那些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之徒，和邪党一起犯下了滔天大罪。
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功法，以“真、善、忍”指导修炼，对炼功人心性要求很严。《转法轮》原着明确禁止炼功人杀生，李洪志大师在讲法中明示“自杀是有罪的”，真修的法轮功学员保持着慈悲祥和的心态，根本不可能做自杀、杀生之事。很多人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了法律依据，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2日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法轮功就是×教”的说法。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话和《人民日报》的文章都不是法律。因《宪法》明确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它机构、个人均无立法权。所以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均无特权对任何团体、个人定性定罪。而1999年10月30日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仅是对“邪教”的认定与处罚，根本没有涉及法轮功，更没有说“法轮功是× 教”。所以依据法律，直到今天，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中共流氓集团却偷换概念，凌驾于法律之上，打着“合法”的幌子对法轮功持续了十二年系统性的、灭绝式的迫害犯罪。
中共邪党经常用“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来诬判法轮功学员。殊不知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刑法术语—“犯罪构成四要素”，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犯罪，是要有条件的，即：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不合乎中共就认定他是犯罪，中共喉舌如姜瑜以思想定性定罪的“动机”论更是非法。“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必须是破坏了明确的、特定的、而非笼统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注意是“破坏… …实施”，不是一般违法），致使达不到立法目的，且情节严重。这么多年来，法轮功信仰者，无论他们上访也好，出版、印刷、复制宣传品也好，打条幅、发光盘、喷标语、传《九评共产党》、劝退党也好，他们破坏国家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了？如何实施破坏行为？破坏的程度又是怎样？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后果？面对这样的质问，公检法的执法人员要么哑口无言，要么恶狠狠地用文革话“这是反党、反革命” 来搪塞。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所有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诬判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因为你压根找不到那部所谓“实施”遭到破坏的“国家法律”！犯罪构成四要素，本来是缺一不可，现在竟然缺了三个，而各地的公、检、法系统竟有条不紊地、忠实地持续执行了迫害政策十二年，你说荒唐不荒唐？可怕不可怕？中共设计出这个空泛的“口袋罪”出来，不就是为了执法犯法，披着法律外衣随心所欲的非法迫害法轮功吗？
不管是警察、街道办、协警还是什么部门，也不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执行任务等，只要他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已经构成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中，对照中国相关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抢劫罪、盗窃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搜查罪、诽谤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暴力取证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等十四项之多。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指挥迫害的元凶首恶更是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滔天罪行，在国际被告上了法庭。西班牙国家法庭判江泽民有罪。阿根廷国家法庭对江泽民发了逮捕令。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六零五号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台湾立法院和多个市议会通过了立法，禁止中共的人权恶棍来访。越来越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正在用实际行动制止这场不得人心的迫害。
为什么中共在历次运动中要镇压合法的百姓？《九评共产党》揭示了中共的邪教本质和流氓本性。中共是不折不扣的西来邪灵，它窃国和治国的手段都是极其龌龊邪恶，见不得人的，践踏了人间一切法律，突破了人类一切道德底线。中共邪教要树立自己的极端权威，强化对中国人深入毛孔骨髓的精神控制，就要不时制造敌人。中共叫干啥中国人就得干啥，包括批判自己的亲人；中共要打倒谁中国人就得打倒谁，连手举《宪法》保护自己的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邪党从来没想遵守什么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从来没想让百姓有什么合法的安全感，中国人任由中共摆布宰割才是邪党想要的。在邪恶党文化看来，百姓认为自己合法这本身就是“挡箭牌”，是在抗拒中共的宰割，是没与中共保持一致。极端狂妄的中共邪党决不会容忍这种现象，一定会定性百姓的合法为非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百姓坚持自己清白合法这本身就彰显了中共的非法，让中共庞大的镇压机器师出无名，舞弄一党专政强权的中共怎能不恨之入骨，非欲除之而后快。
同时，中共之所以热衷于镇压合法百姓，是因为中共流氓打着“柿子挑软的捏”、“ 稳赚不赔”的如意算盘。在中共看来，如果中共镇压合法民众都能“合法”，那中共镇压“非法”民众更是“合法”，中共干什么也就都成了“合法”，中共邪教的“合法性”通过镇压这种大规模的血祭仪式得到了强化。在中共看来，镇压合法民众可以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人人自危自保的恐怖状态下，民众会自我限制，谨言慎行，远远避开对中共有现实威胁的思想行为，所谓“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中共执掌国家公器、堂堂政府，却从未改变过流氓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心态。在中共看来，合法民众往往怕戴上“非法”帽子，遭到中共更残酷迫害，因此逆来顺受，自诬自贬，就算被害死前还在认罪认错、乞求中共开恩，中共镇压起他们来更加无所顾忌。在中共看来，镇压合法民众从不怕镇压失败，就算镇压难以为继，中共也没有失去权力之忧，一个“平反”就解决问题了，本来合法民众的存在就不威胁到中共，而被骗的民众却会对中共“平反”感激涕零。在中共看来，中共自身不创造财富，中共权贵集团要挥金如土、享乐腐败，钱从哪里来？暗盗明抢的理由从哪里来？不就是将民众本来合法权益指为“非法”吗？没有民众的“非法”帽子，哪有贪官的享乐？可只有“非法”的“一小撮”，够中共塞牙缝吗？中共就要不断的制造“非法”，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正因为镇压合法民众成本如此之低，获利如此之大，中共才乐此不疲。要说起“动机”，中共的镇压动机不是什么道义，不是什么法律，就是这个东西，酷吏要升官，贪官要发财，黑衣土匪要发奖金，白衣屠夫要盗器官，中共邪教要管人的思想。败物败类就是靠迫害发家的，乞求邪党和邪恶之徒放下屠刀，无异于断了它们的权路财路，它们能答应吗？法轮功坚持不懈的反迫害才让邪党和邪恶之徒心惊胆颤，意识到作恶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而大大收敛了邪恶本性。
为什么中共在历次运动中能镇压合法的百姓？为什么中共喉舌姜瑜凌驾于法律之上，轻易就找到了镇压的理由——“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中共邪教实际上是运动治国，是用邪党一言堂抹黑一批群众、绑架其他群众，再利用群众斗群众，根本就没把依法治国当回事。邪党凌驾于法律之上，通过邪恶党文化的不断灌输，通过中共喉舌的不断造谣，对民众实施精神控制。邪恶党文化让民众错以为与中共不一致就是“罪”，错以为积极参与迫害犯罪就是“党性强、觉悟高” 。仇恨宣传让民众错以为被迫害者真的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无须怜悯；错以为“×××不除，家无宁日，国无宁日”，非得赶尽杀绝不可。在正常社会，信什么与不信什么、主张什么与不主张什么，这是人的思想自由，没人会占领什么“思想阵地”，而邪党却从根本上否定了思想与中共不一致者存在的权利，中共党文化从未给民众留下选择中共还是不选择中共的选项，而是存在的就得是符合中共的，不符合中共的就是不允许存在的，今天中共统战你、不消灭你，明天照样消灭你。民众也就默认了对待被迫害者“像严冬一样冷酷，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传九评、劝三退，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摆脱了精神控制，起来反对中共的迫害，中共的邪恶迫害也就走向了穷途末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天理昭彰。不让别人活的中共，最终自己难逃灭亡的命运。《九评》为中国人提供了认清中共的途径，三退为中国人提供了抛弃中共的选项。只有破除党文化这个魔咒、解体中共这个邪党，中国人才能分清真正的是非善恶，才能有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停止充当邪党的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