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07日讯】乌有之乡正是温家宝批判的文革遗毒的乌合之众，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打着保毛旗号，维护一党独裁和特权的当权派。
看五月的中国局势，由重庆带动的唱红潮已渗进北京，有人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老歌星李谷一也在红歌会上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人民网”专辟《红歌》栏，找一些男女老少排队出镜唱红歌，笨拙而粗俗……唱歌，在今天中国舞台，也许不必太认真，为时尚趋之若鹜者，并不少见。
但是在敏感的思想界，一单动了刀枪的事件却是非同小可。五月二十四日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马宾等五十一人的公诉书，指控茅于轼为辛子陵着《红太阳的陨落》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要求法院审判茅于轼、辛子陵二人的罪行。据说已征集上万人签名。更有极端者声称知道茅家地址，要上门给他点厉害看看。
茅于轼批毛，质朴而独到
茅于轼文章五千余字，四月底发表在浙江一个“财新网”的博客上，即有三千跟贴及新浪等网站转载，随后被屏蔽。这篇文章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本刊特地全文刊出，供关心者仔细研读。
公诉书在附录中列举了十二点茅文的罪状。可以说茅于轼全面谴责了毛统治下一系列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这原是三十年来无数学者专家和当事人加以揭露和证实的事实，八十年代的李锐、九十年代的李志绥、新世纪的张戎就是以他们驰名中外的著作将毛的真相公诸天下，成为批判中共极权主义的里程碑。这些书和近年在香港出版的许多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著作，包括《墓碑》和林彪“四大金刚”的回忆录都为茅于轼文章提供了大量证据。
《开放杂志》坚守不批毛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的原则，二十多年来发表过大量揭露和谴责毛的文章与资料。都是茅于轼文章的注脚。
那么，茅于轼文章有何独持之处令毛派们咬牙切齿？作为一位专业编辑，我认为，要从文字上评判茅文的价值：那确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批毛文章。它引用大量事实，却不必像学术文章那样，事必加注，行文累赘；它有鲜明的批判性，却不是个人情绪肤浅的发泄。文字不动声色，“……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其冷血性无与伦比。其心理的阴暗实在令人吃惊。大家都说，毛泽东有超高的智慧，没人能学得了。但是更没人能学的是他的冷酷无情，没有起码的人性。”这判断比那些学理分析更令人印象深刻，也比一句“杀人魔王”更有力。
文中对毛与斯大林之比，也很精彩。茅于轼说，斯大林清除异己，杀人就是目的。毛的目的不同。是“让人受到极大的侮辱与痛苦”，孤立你、折磨你、羞辱你、让你喝痰盂的脏水，打伤不让治疗、让你“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自杀时还要“喊毛主席万岁”。茅说，毛整刘少奇、周恩来就是这样“精心设计”的。
其实，何止刘周，彭德怀死得更惨（本刊曾发表过老作家刘真的纪实报导）。诸位想想，对自己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尚可下此毒手，芸芸苍生更是命贱若何！毛那不怕打核战人口死一半还有一半的名言，其冷酷心态与茅文所叙完全一致（难怪吓坏了苏东西欧左派）。
常言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茅于轼以八十二岁高龄写出这样不愠不火，却字字到位，丝毫不炫耀文采和理论，令人沉痛而沉重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极有借鉴意义的范本，一种质朴真实的文风。
真假毛派同流合污开倒车
反观毛派的公诉书，网上已有不少的嘲笑。他们这篇东西，首先就是文风不正。上来就给茅于轼扣一顶“汉奸份子”的帽子，依据是茅主张“放弃十八亿亩土地红线，鼓动政府向帝国主义交出中国的粮食主权”，是“经济汉奸”。又说茅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按毛派逻辑，中国己没有一个好人，官员和知识份子，不是走资派就是汉奸。江泽民和俄国签约，永远放弃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又该当何罪！违背马列教旨，大量引进外资，岂能和一位学者主张进口粮食的意见相提并论？
公诉书为毛大唱赞歌的言词和“乌有之乡”一贯所为无异，人们已见怪不怪，根本上是一群丧失理性和部分丧失人性者的自我陶醉而已。他们神经发作起来，连大批党国元勋怎么死的也忘记了。那些脑子惨遭洗劫灌满石浆的文革遗毒者，温家宝也不表同情。
但是，在非毛尚未被当局认可的当前时局，自鸣得意的毛派和挂羊头卖狗肉的毛派同流合污，又是值得留意的动向。公诉书对毛后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改变与进步只字不提，却把矛头针对“人民的敌人”，说他们“完成了对人民大众的抢劫，造成普通民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以至大量下岗、失业、卖淫……他们的“敌人”究竟在哪里？在中南海还是各级党委？辛子陵教授已被“谈话”，限制自由，加之薄熙来受到几位常委的捧场，国内外都感到担忧，是不是文革可能重临中国？
今日中国不可能重返文革时代
五月十六日，笔者接受《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访问时，对此着重谈了两点意见，认为中国再度发生文革是不可能的。文革产生的第一个条件是，中国已出现了一个神化的独裁者毛泽东，他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将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变为现实，如废止国家和党的职能，代之以个人的赤裸裸的专政。今天个人独裁已变为一党独裁，无论江泽民、胡锦涛怎样集权，他们显得无能、保守，而没有似毛那样疯狂的迹象，他们也不敢搞个人崇拜，连政府内正常的领袖像都不敢挂。
文革产生的第二个条件，是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极为落后而封闭。大跃进运动的荒谬，文革的造反大破坏，说明一九四九年后的革命带来的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不仅离欧美国家更远，也大大落后于邻近的香港台湾，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完全是封建帝制的复活。毛才可以将数亿愚民玩弄于股掌之上。我家乡十万人的城市没有一台电视，全国没有一个律师。但是，今日中国由于采取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在物质文明上，已和先进国家同步发展，虽然有很多人民不满的弊端，但是和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官与民都不可能接受文革毛那种极端独裁与残暴的方式去处理国家面对的问题。
换言之，无论毛派如何兴风作浪，重返毛时代是绝不可能的事。茅于轼被告案，相信也不可能被受理。当局拒绝批毛，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谋略。我不相信，中国男盗女娼的大小官僚们愿意回到毛淫威之下的清教徒生活中去，坐拥豪宅名车的千万党员会为一个早已消失的理想牺牲个人的一切。那些已经吃香喝辣享受各种特权的知识人，更不会接受毛式的文化专制，回到五七干校去喂猪。
必须警惕和抗争的，也正是当局以保毛为旗号维护一党专制的欺骗行径。左拥右抱唱红歌，今日中国社会的虚伪特性无所不在。近看视频，一位司马姓毛派，高谈保毛，骂茅于轼批毛是最大的强拆，拆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也是被迫害的拆迁户……几近语无伦次。而据传中央党校讨论习近平关于党史要保密的讲话时，有人说，现在强调个人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可谓异曲同工。
（2011-5-30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