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27日讯】“你好！欢迎！”她们说的是字正腔圆的汉语。墨尔本一栋花园洋房里，一对身穿中式服装的希腊老姊妹笑语喜颜迎出来，岁月深刻的脸庞，抹不去早已铭刻心骨的东方优雅。她们笑着自我介绍：“我们也是中国人啊！”
她们是三朵出生在中国天津的希腊小洋花的其中两朵，她们的大姊（Androniki Doucakis）如今已经离世。站在我们面前的二姊姊朱兰（Dimitra Doucakis）和妹妹玫瑰（Andromache Doucakis），人如其名，美如绚烂的春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兵连祸结的烽鼓硝烟里，她们的青春曾那样生动地的绽放过，仿佛惊鸿一瞥。早已湮没的历史画卷一瞬间如此真实的逼进眼前。
烽火战乱逼着她们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在中国大地上四处躲避，只想寻找一处相对安宁的屋角。他们如此热爱这片承载着丰富悠长文明的神州土地，以至铁马兵戈也无法驱赶他们离开中国。日本人来了，为躲避战火，他们一家人不得不离开上海，来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大连。接着，苏联红军来了，因害怕苏联共产党，为避免战乱，他们又离开大连，逃至北京。最后，毛泽东来了，他们一家人战栗不安，茫然四顾，偌大的中国再也找不到立脚之地。
“我们不是真的想离开中国。”她们说：“父亲选择去澳大利亚，因为他说澳大利亚离中国很近。父亲还说，当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回去。”
但父亲再也没能回去，家人纷纷亡故，梦渐渐老去。客心倦归，相去海山千万里，又岂是一梦之遥？最小的妹妹玫瑰，为了挣扎着再看一眼阔别六十年的故乡，去年以逾八十高龄之身，带着女儿和两个外孙女，飞回故土一一寻访旧地，无奈时过境迁，重寻无处。
“我们出生在那里，那是我们的家。”朱兰缓缓说道。那个家，那个优雅闲适的贵族之家早已在战天斗地的时代大潮里被彻底颠覆。新时代崭新的脚印又烦躁地踩下去，几乎连旧日的一抹痕迹也未留下。随着父母流落他乡的姊妹三人，没想到会在自由辽阔的澳洲土地上生根发芽，安了家。如风旋来的花种，曾经亲近的中华故土，如今只能在梦里千百次归去……
梦回神州 他乡说故乡
文 ◎ 夏墨竹、张茹 图 ◎ 朱兰、玫瑰提供
逃离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转眼一甲子岁月流逝，那些曾流淌在故乡的欢乐和悲伤，早已随着时代的翻转水流云散，然而朱兰和玫瑰这对希腊姊妹对中国故土的记忆没有淡薄。有着西方人外型，却怀着中华传统儿女之心，她们仍在等待中国没有共产党的一天到来。
环顾朱兰澳洲墨尔本的家，整座小洋房的家居布置一面是纯粹的古典西式风格，另一面是传统的东方陈列。墙上、桌上到处摆放着旧时的黑白相片，或古朴、或精致的中国家具及骨董大都是后来从香港等地辛苦收集而来。“我们喜欢中国的东西。”朱兰和玫瑰用汉语说道。
她们说，1951年逃离中国来到澳洲后，六十年过去了，中文几乎已淡忘，但仍会想起一些。她俩用中文称自己是“杜小姐”，爸爸是“杜先生”，妈妈是“杜太太”，曾经照顾她们的保母是“夏奶奶”，还有“阿妈”，做饭的还有“大师傅”……这些中文名字，六十年了，她们没有忘记。
你一句我一句，她俩英文叙述里夹杂着中文，仿佛悠长故事里藏着的颗颗珍珠。
烟草商致富，佣人帮工多
1911年因土耳其人的入侵，朱兰和玫瑰的父亲杜先生（Charles Doucakis）离开了希腊。她们的爷爷本来打算要送他去美国的一家银行，但后来他没有去，而是选择去了中国。17岁的他在中国开始做烟草生意，勤劳加上天分，使他很快成为当时的大烟草商，家资富有。
朱兰回忆说：“我父亲来中国时还是个小伙子，他只上到高中，但他学习非常努力，自己学习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烟草方面的知识。我父亲是一个烟草商，做买卖。他在中国结婚的，有了家庭，过得很愉快，他愿意留在中国，对他来说，那是他的家。我父亲是个乐天的男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我父亲是个好小伙子。”
“我们三个姊妹都出生在天津，”朱兰说：“那时我们在中国的生活非常好。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夏奶奶照顾我们，我们每天都跟着她。她跟我们说中文。我们家人都跟奶奶说中文，她像我们的第二个妈妈。”
三姊妹会说很多种语言。在家里她们跟父亲说希腊语，跟母亲（Elizabeth Doucakis）说法语。在上海居住时，她们上的是法国人办的学校。在大连时，她们上美国人办的学校。她们在学校里学英语，也学日语。“中文曾是我们的第一语言，因为我们出生在那里。”朱兰和玫瑰说。
母亲是出生于埃及的希腊人，来中国时不会说中文和英文，但她会说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玫瑰说：“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上海的中国厨师，我们叫他‘大师傅’会说意大利语。因为他曾经在一条意大利船上做过厨师。‘大师傅’每天早上来到母亲的卧室，先用意大利语问候，然后问母亲，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在中国认识的这些中国人都非常好，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中国男人。”
虽然她们的家是当时的巨富，家里佣人帮工很多，但三姊妹从小就知书达礼，心地善良，现在从她们身上依然能看出中国传统大家闺秀的风度和气质。玫瑰说：“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对佣人要礼貌客气，因为这些人都是帮我们的。那些佣人在我们家都很开心。”
三朵小洋花，亲昵中国保母
三姊妹如花似玉，性格各异。二姊朱兰说：“我们三姊妹非常不同。我很固执，像个男孩子。因为我是老二，父母很想要个男孩，结果我还是女孩，老三又是一个女孩。我姊姊很活跃，但很认真，不淘气。”她指著身旁的玫瑰笑了，“我的这个妹妹是个很安静的女孩。我父亲很信任我，让我来照顾我的俩姊妹，因为我像个男孩，很调皮，我父亲把我打扮成男孩，留着短头发。我们三姊妹每天去上学，因为我的姊妹都是很听话的女孩，所以我父亲每天还要另外教我。”
玫瑰也笑道：“二姊是很淘气，还会爬树，总是有主意。”
不过，谈到现代的女孩，姊妹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好女孩。我们弹琴、唱歌，那真是一段好时光。现在的女孩太疯，太淘气。一个男人怎么能娶这么淘气的女人？”
还有一件儿时趣事，朱兰到现在还记得：“夏奶奶是北京人，她有一个儿子叫二元子，四岁，很淘气。那时我三岁，妹妹两岁。她儿子带我俩去我家的酒窖，那里有世界各地的烟。二元子给我们烟抽。夏奶奶到处找我们，后来在酒窖找到了我们，一看，我们正在抽烟！”朱兰笑着用中文说：“二元子特坏。”
当然也有不好玩的时候。“有一次夏奶奶休假，来了另一个阿妈代替她来照顾我们。”朱兰回忆说：“这位阿妈在领我们去公园之前带我们去了屠宰房，因为她的丈夫在那里。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妹妹还小，大概两岁，我三岁。太可怕了，很多血水在地上……”
天真无邪的三姊妹渐渐长大了，后来负责照顾她们的保母也是一位中国人，她们总是提起这位中国“阿妈”。朱兰说：“‘阿妈’是我们的朋友，对我们非常好。她非常聪明，虽然她没上过学，但她有世代家族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我还记得，我的小猫病得很重，我们请医生来给它看，医生开药，说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什么时候吃……我问阿妈，我的猫会不会死？她答说，会死。很快小猫死了。她讲的是事实。有一次晚饭我吃了饺子，睡不着觉，我告诉阿妈，我睡不着。阿妈说，不要在睡觉前喝汤，太多的水，不行。”
玫瑰笑着点头：“我们有哪儿疼了，阿妈很聪明，知道怎么办。”朱兰接下话茬讲述道：“我妹妹小的时候，她耳朵边长了个疖子非常疼，我母亲带她去看医生，吃了药，但没有好转，还是很疼。后来有一天我父母出去吃晚饭，阿妈赶紧到我们的卧室来，带着一个圆圆的黑东西。她告诉妹妹说：‘等妈妈回家亲吻你晚安的时候，你给妈妈亲这边脸，因为我要在你那边贴上这个膏药。你不要告诉他们，我不想让你妈妈知道，她会生气的。’然后她把膏药贴在妹妹耳朵边。第二天一早，阿妈来把膏药揭掉，疖子治愈了，不再疼了。我母亲很高兴，但她不知道这是阿妈照料的缘故，后来我们长大了才告诉母亲的。”
路边美食诱惑与文化洗礼
玫瑰从小喜欢绘画和设计，也喜欢充满创造性的烹饪艺术。她最喜欢吃的中国食品有饺子、炸酱面、拉面、豆腐等；朱兰最喜欢吃的是饺子、大饼，还有馅饼。她们说，还从来没尝过臭豆腐，因为妈妈不让我们随便吃路边卖的食物。
玫瑰回忆说：“我们住北平时，年纪还小，没有那么多零花钱。我们三个姊妹总缠着妈妈，吵着要吃外面卖的一种味道很好的面条。妈妈每次都说不行。后来我们实在忍不住，跑过去看人家厨师做面条。只见那位厨师两手抓着面团，在案板上甩来甩去。那天非常热，厨师光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挥汗如雨。我们眼看着他把面团在胸前甩几下，然后再把面团甩到光背上，前后这么甩。我们看呆了，回到家再也不跟妈妈说要吃那种面条了。”
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出生成长的朱兰和玫瑰，与同样古老的中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们赞叹中华文化美不胜收。玫瑰感叹：“中国历史那么长，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希腊也是，中国比希腊还古老。中国的天坛，还有颐和园实在太美丽了！中国人非常客气礼貌，非常平和。”朱兰说：“中国人做事很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快、快、快，那个时候不忙。可能因为我们出生在那儿，我们非常喜爱中国，那儿是我们的家。”
大连家产被日本人“接收”
居住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大连，她们一家人如履薄冰，那段记忆让她们刻骨铭心。朱兰说：“我们在大连的时候，我们很害怕，不过什么也没发生。有一次，我母亲和朋友在公园里说外国话，被特务听到了，报告给日本人，说这两个女人在谈论时局。日本人就把我父亲叫去营房质问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父亲不会回来了。我们一直等，一直哭，很害怕。不过后来父亲还是回来了。日本人告诉父亲，他们很不高兴，让父亲一定告诉母亲去公园不许再乱讲。”
朱兰还曾在大连见到过溥仪，“他当时是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有一天我们上学正在外面玩，这时我们知道溥仪经过这里，我们都要低头鞠躬，不允许看，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她们一家在大连有一处北部海滨的房子，她们住在公寓第八层。当时苏联共产党要来了，她们在苏联红军来之前离开了大连，举家逃至北平，“我们很害怕苏联共产党。”朱兰说：“从大连到北平，日本人只允许我带钢琴和我的小白猫离开大连，我母亲被允许带上少量珠宝，我父亲非常害怕，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家里，他说只要能走就行，他只带走一些收集的邮票。我们一家从公寓里出来，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就像离开公寓去购物，几乎什么都没有带，房子和家具就留在那里，日本人不让我们带。我还记得我们家里有两尊非常美丽的中国佛像，还有中国地毯、瓷器、骨董……我们的房子就这样没了。”
朱兰说：“我们去了北平，日本人已经在那里。我们当时很害怕，我们作为敌人被其他人管制。我记得那时我父亲在臂上戴着一条红色带子，上面写着希腊的‘希’字。我们很幸运，活了下来。日本人抓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抓希腊人。”
抗日胜利，短暂的幸福时光
抗日战争胜利，是朱兰和玫瑰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时隔六十年，她们依然记得和平夜1945年8月15日的情景。朱兰回忆说：“我们有两个朋友，他们是两兄弟。他们一人有一台收音机，日本人没收了一台，没想到还有一台留下了。每天晚上，父母都会到他们家听新闻，然后打打牌。那天晚上，又到了听新闻的时间。父亲说，唉，今天不听了，天天都差不多，我们打会儿牌就回家吧。晚上回家，我们睡不好觉，因为那天晚上到处都是日本音乐。我们一无所知，还觉得很奇怪，怎么那么多日本音乐呢？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听到大门外‘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我想，哎呀，是不是日本人来了，要把我们抓起来。我们都非常担心。打开门一看，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他啊啊说不出话来。我想，糟了，是不是日本人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孩子。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原来是他听到了新闻，日本投降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
朱兰感叹说：“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自由了！没有日本人了，没有战争了，像天堂一样！那时我们经常在家开party。我们在北平见到了美国人，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三个降落伞在使馆区着陆，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日本人仍在那里，但他们不被允许再杀任何人。我们在中国最高兴的就是美国人来了，我们自由了，可以去任何地方。那个时候，我父亲还请来所有希腊裔美国士兵，在家里开party，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他们都是从战场回来的。后来我母亲还收到这些士兵们的母亲发来的感谢信，感谢我母亲照顾了她们的儿子。”
玫瑰也说：“这些士兵都非常年轻，非常好。他们很喜欢来我们家开party。我们跳舞，玩游戏，就像一家人一样。”
“1945年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朱兰说：“只是这段幸福时光很短暂。到1949年毛泽东来了，我们又开始恐惧，我们又有麻烦了。”
毛泽东来了，恐惧填满日子
朱兰说：“日本人和共产党来了，我们都害怕，共产党更令人恐惧。日本人还有他们的原则，共产党没有任何原则，他们可以杀人没有任何原因，包括对外国人。我知道日本人杀了很多中国人，俄国人也杀了很多中国人。但共产党是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这真是一场噩梦。我们很幸运，但是很多人都被杀死了，包括我的一个意大利朋友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共产党枪毙了，很令人伤心。还有英国大使馆里一位职员妻子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很好的意大利人，他也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枪毙了，我们不知道任何原因。共产党不经审判枪毙人，当然让我们非常恐惧。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把你带走。毛泽东来的时候，我们在北平，那时我们已经长大很多了。我们知道共产党来了会夺走你的财产，因为这些也曾发生在苏联人身上。他们是共产主义，他们有不同的思想，而我们是资本主义。那时候，每天晚上我们的男仆总要来跟我们说晚安。我们家一共有六个捅火棍。我就对他说，每天晚上你把那个捅火棍，放在我父亲、母亲、我姊妹还有我的床下，这样让我心安一些，因为我很害怕共产党，不想让他们进来。”
朱兰说：“我们很怕，我妹妹总是透过窗户看外面的飞机装卸炮弹。那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一些小的飞机在这里降落和起飞，他们就在我们的窗户外面把炮弹装上飞机。我对父亲说，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我父亲也非常害怕，他带着四个女人——我母亲和三个女儿，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父亲就去找英国大使馆，问他们我们能否暂时来大使馆居住。所以共产党来的时候，我们逃到了有高墙的英国大使馆，直到共产党进城。共产党进城后，我们才回到自己的公寓里。”那时北平已经被更名为北京。
“我们受到监视，不能出国。屋子里不允许有美元。他们（共产党）会把你的美元卖掉，不允许你把美元带进来。而且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得到允许。共产党叫我们的佣人给他们报告情况。每天晚上我们的佣人必须要到营房，告诉共产党，今天谁来我们家了，我们今天去过哪儿。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佣人告诉我们的，他们很好。”朱兰说。
三姊妹住在北京时，玫瑰的男朋友Krut Sandell先生是一位住在天津的瑞典人。朱兰说：“他很爱我妹妹。他想每周末都来我家看望她，但有个共产党的警卫在他那里。每个周末他都得对警卫请示，警卫就问：‘你又要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快点娶她，这样不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接着很不耐烦地给他的文件盖个章。1950年，他们俩终于在北京结了婚。”
玫瑰回忆道：“我们结了婚，一起回到天津。警卫很高兴，对我丈夫说：‘你终于不用去北京了，我们也不用给你盖章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还比较自然，还没有那么共产主义化。当地人还放鞭炮迎接我们，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外族婚礼，见我们来了，他们都拍着手说来了来了。这样的场面我真没想到。”
玫瑰和丈夫在天津居住下来。共产党规定，他们的佣人必须是党帮忙找的，而且不准辞退。“他们领我看了看各个房间，到了厨房，我看到一位厨师，当时一看到他，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是以前妈妈曾经辞退的厨师，他经常拿家里的东西，对人很不好，有一次，他还手举着刀子追我阿妈，我妈妈就把他辞退了。现在他竟然就站在我的厨房里。我告诉我先生，我先生也没办法，我们辞不掉他。他在我们家里，厨房里的东西总是短少。”回顾当年情景，玫瑰心有余悸。
“有一次，我想做一个蛋糕，家里有很多东西，足够做一个很大的蛋糕，但后来他端到饭桌上一个非常小的蛋糕。他解释说，材料不够，只能做这么大。我们家的后院很大，种了很多蔬菜水果，还有苹果树，我看到他在后院偷偷卖我们的蔬菜和水果，我觉得非常伤心，又不敢说。我妈妈见我哭，就安慰我说，不用捱太长时间，等共产主义没了，一切都会正常的。”
被共产党抢劫一空，却不准离开
二十世纪初，中华大地上灾祸连连。先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接下来是日本侵华战争，后来是国共内战，最终共产党夺权。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朱兰和玫瑰一家在中国大地辗转流离，都没有想过离开中国，那片土地给他们带来太多美好的回忆和人生的辉煌。直到共产党来了，父亲意识到这是比日本人和俄国人更令人恐惧的恶魔，他们别无选择，为了保命，只好离开。“毛泽东来了以后，我们都走了，如果不走他会杀了我们，他杀了很多西方人，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朱兰说。共产党的嗜杀给朱兰留下了惨痛的回忆，甚至六十年后当玫瑰回中国旅游时，朱兰还很担心妹妹的安全，几乎每晚都会给她打电话，问她平安，担心她会被杀死。
朱兰说：“与共产党相比，日本人还是讲原则的。在大连时，他们想要我们的房子，他们的长官经常来我们家，很客气地问，我们想要你们的房子，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搬走？父亲就找房子，找不到房子，我们就继续住在那里。他们会一直来问，一直在等，但并没有把我们赶走。”
玫瑰说：“共产党来了，我们家失去了一切，生意、房子和钱。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也失去了一切。父亲有一位美国朋友，他逃到香港的时候，我和丈夫去接他，给他订了酒店，但他说住不起，他的钱都没有了。我们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住。他在中国的最后日子还是家里的佣人给他买食物，他才活下来。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样，被抢劫一空后，不是杀掉就是赶走了。我们还是幸运的，父亲把一部分钱存在英国和美国，所以我们来到澳洲后并不是一无所有。而其他朋友，那些只把钱存在中国的，最后都是身无分文。”
朱兰说：“我们了解共产党，所以我父亲最终决定离开，但共产党不让我们走。他们拿走了我们的生意、我们的钱，然后他们不想让我们走。共产党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父亲说：‘你拿走了我的钱，拿走了我的生意，我还怎么住在这里？’那人说：‘你可以做其他的。’最后没办法，我父亲找了一个借口，他说：‘你是中国人，我是希腊人。你希望你的孩子嫁给中国人，那么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嫁给希腊人。’那人说：‘喔，我明白了，那是当然。’第二天一早，门铃响了，还是那个中国士兵，他领来一个希腊男人。那个希腊男人我们认识，可是我们不喜欢他。这件事真让我们发笑。后来我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大姊嫁的也是英国人，我妹妹嫁的是瑞典人。说起来，在中国的这些故事真是不可思议。”
逃离中国，在澳洲等待共产党消失
朱兰说：“我们等了半年的时间，共产党才给我们签证，我们得以在1951年离开大陆。我们在中国的钱都被冻结了。离开中国时，我们只带了随身的衣物和装这些衣服的小箱子。他们说，这个不能带走，那个不能带走。我们只能按着单子上列的可以带的东西带，当然钱是不能带的。只有我母亲可以带走一些银饰和一张小的中国桌子。我在北京举办过慈善钢琴音乐会，那架从大连带来的三角平台式钢琴，我们在离开中国前已经偷偷把它卖了。我曾在一次聚会活动中看到那架钢琴，别人在弹。我当时哭了，我知道这是我的那架钢琴。它已经很旧了，我偷偷取下钢琴上一块小木片留作纪念。离开中国时，我只带了一些纪念品和那块小木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们把行李放在大箱子里，离开了中国。幸好我父亲还把一部分钱存在英国等其他国家。我们很幸运，虽然家产没有了，但我们人还好。”
朱兰说：“我们被抢劫了两次，日本人抢了一次，然后共产党把我们剩余的也给抢光了。父亲离开中国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没有离开，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1951年，她们一家人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五个月。朱兰说：“我们非常担心妹妹，因为妹妹留在中国，她在我们后面没有走成。当时妹妹已经结婚，她和丈夫留在中国，所以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妹夫是瑞典人，十七岁就来到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后来在石油公司工作，因为二战中瑞典是中立国，所以他留在了中国。共产党来了，不让他走，要让他把石油公司所有的管理经验都教给他们，才放他走，所以花了很长时间，他俩才走成。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和大姊、父母在一起，我们每天都哭。我们在香港等了她几个月，等妹妹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
玫瑰叹道：“她们担心我会被抓，被关进监狱，被杀掉。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刚来，人们的思想还不是那么共产主义化，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因为共产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一晚上就改变人的大脑和思想。”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想离开中国。”朱兰说：“我妈妈想去日本，我想去加拿大，我父亲选择去澳大利亚，因为他说澳大利亚离中国很近。父亲还说，当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回去。”
澳洲受骗，感念文明古国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当今中国人的身上是看不到了，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尽管处于战乱和内外交困之中，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依然保持着祖辈传下来的礼节和“一诺千金”等优秀的品德。朱兰回忆说：“当时中国人很有礼貌，彬彬有礼，每个人都是这样，并不只是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就连普通的车夫都非常客气。”
朱兰和玫瑰一家人来到澳洲后，虽然澳洲是世界上最和平、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刚离开文明古国的她们感到不太习惯，“澳洲人跟中国人比起来很粗鲁，没有礼貌。”她们说。
朱兰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刚来澳洲的时候住在宾馆里，赶上耶诞节，有人跟我们说：‘我去给你们带一箱威士忌吧，过节了，庆祝一下。’父亲说好，就给他五十英镑买酒，那个人拿了钱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不是这样，父亲和中国人谈生意，去茶馆坐坐，喝杯茶，握握手，生意就谈成了，事情交给他们做很放心，他们很可信，我们从来没有被骗过。”
“到了澳洲，我们有过很艰难的一段适应过程。”玫瑰说：“我父亲感到生活很艰难，我母亲也是，她经常哭。当我母亲回到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在中国都有佣人帮她开门，拿东西，脱大衣，家里总是有人，但现在屋子里只有她自己，空落落的。”
朱兰说：“有一次，我母亲在厨房里为客人准备下午茶，她花了两个小时也没做好，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下午茶。原来我们有大师傅，每天都会问，太太，今天吃什么？来到澳洲墨尔本，没有了大师傅，我母亲开始自己做饭，于是她的厨技就变得非常好。”
朱兰和玫瑰在异国他乡依旧不能忘怀曾经耳濡目染的中华文化。来到澳洲后，朱兰开过华语对话班，教澳洲人讲中文。她说：“我们在中国学习中华文化，不过我们姊妹只会说中文，不会写汉字。刚来澳洲时，中文我记得很好，也曾教过中文。但现在忘了很多，六十年了，我忘记了大部分的中文。”玫瑰则办过中国烹饪课，教澳洲人怎么做中国的美食。她也举办过慈善时装设计展览。
1953年，朱兰与在北京认识的英国外交官Robin Talbot先生携手在香港成婚。从七十年代开始，为了苟延残喘，中共封闭的国门向外面的世界不得已敞开一点缝隙，玫瑰的丈夫随即开始在墨尔本组织澳洲旅游团去中国旅游，他曾先后五十二次组团来到中国，是向澳洲旅游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人。他和玫瑰的女儿出生于新加坡。
重返故土，儿时景象无处寻
阔别六十年后，玫瑰再次来到香港，还是同一家大酒店。酒店的布置跟当年一样，侍者端来盘子，连盘子也跟过去一模一样，恍如昨天，而人事已全非，刹时玫瑰眼泪刷地流下来，止也止不住。两个外孙女不解，问祖母，这只是一个盘子呀！玫瑰的女儿对孩子们说：“你们以后就会明白了。”
玫瑰还回到了天津儿时居住的地方。玫瑰说：“街上的店铺、船运公司……全都没了，我们的房子也没了，现在是一条街道和宾馆。”她也重游了紫禁城，“我们在北京住的时候最喜欢去紫禁城，今天的紫禁城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她说，在中国的那些天，她日日流泪。
“我们在中国有很多故事，快乐、悲伤、恐惧，但是我们最后很幸运。”朱兰感慨，她总是用中文称自己是老太太，叹息“老了，老了”，但是她说妹妹玫瑰心中还是那么年轻，热情活泼，“她的心中充满爱”。
那些曾流淌在故乡的欢乐和悲伤，早已随着时代的翻转水流云散，然而她们对中国故土的记忆没有淡薄。她们用中文哼唱着两三岁时夏奶奶一边帮她们揉肚子，一边唱给她们听的儿歌：“大肚子，开铺子，没有钱，买裤子……”
何处是故乡，今夕是何夕？岁月流转一甲子，有着西方人外型，却怀着中华传统儿女之心，朱兰和玫瑰仍在等待中国没有共产党的一天到来。◇
本文转自238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40/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