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377)

第六节：政治需要(2)

(一)老秦

第二天，正巧来了一个病人，上到二楼来，口称是来找母亲的。看他满脸的胡须，头发蓬乱，精神非常憔悴，身上穿一件灰色打补丁的棉衣，很脏。母亲很客气的接待了他，一面向我介绍这个“病人”的历史和遭遇，这是一个同母亲有过相似命运，共过患难的蔡家“黑五类”成员。

他姓秦，二十三年前，同母亲曾经一起在北碚炼铁厂接受“强制劳动改造”，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原藉是蔡家地区土生土长的人。

1957年曾是北碚区农贸公司的一个“干部”，就因出身地主、口风不慎，反右时被扣上没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和右派双重帽子，同母亲遭遇相似，凡倒霉事都有他的份：运动一来，当“主席”，运动一过，便充作廉价劳动力。

北碚铁厂解散后，他先于母亲调到蔡家供销社，接受“监督劳动”，当搬运工。

1971年，他在表兄帮助下，讨了一个家住镇供销社不远，蔡家的残废农村姑娘为妻。因为他必须一大早起来为供销社下苦力，下午又匆匆在下班后赶回家忙自留地，实在受不了，便主动放弃了“公职”回家当“农民”。

他今年五十多岁，看上去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常常伤心的说：“每天在地里劳动，分不清洒在地里是汗水还是泪水，要不是看在两个孩子这么小，我真想一死百了。”

风里雨里挣扎到今天，除一个茅草屋，连床好棉絮都没有，两个孩子大的只有七岁，没钱上学掇学在家，打一点猪草，小的才五岁。妻子是一个残疾人，除了喂猪便什么都不能做。那个年代农民的日子比搬运工还苦，家里靠他一人赚的工分，不够四口人的基本口粮，平时开支是拿不出一分钱的。

1978年好不容易他盼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不料他除了得到供销社给他一纸“纠正右派”的通知书外，公职却没有恢复，也没有工作和工资，于是他拿着文件跑重庆市委、跑四川省委，像乞丐一样排在长长上访的队列中。

时间花了两年，除了跑路给他留下几千元车费的借债，给他头发增加几处斑白外，一无所获。

中共北碚区委统战部冷冷的回答他：“当年你是自愿离职的，而不是组织上开除了你的工职，所以不存在恢复工职的问题。”

供销社的党委书记翻着白眼对他说：“你自己要辞职，我们有组织规定，如果你硬要求恢复原来的工作，那我们就只好请示上级怎么处理吧？”从此以后，他要再上访，都只得一个简单的回答：“回去等着吧！”

时间就在漫长的等待中过了一年又一年，眼看两个孩子因穷无法上学，妻病不得治疗！除我的母亲在他来医院看病时给他一点接济，很少有人理他。

母亲对我说：“只要你用心观察，他那形象就像油画‘受难者’中将头伸向苍天的老农。看到他的遭遇，想到世上比我们更惨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感到已没有什么可求的了。”

老秦的到来和离去，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全国处处一样，到处都会碰到这些落难者，所有获得平反的人，都吃尽毛泽东的苦果。既然平反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施舍，有它的政治目的。落实到具体的人，工作也好，待遇也好，岂会超出共产党的恩赐？也不会让受害者摆脱当奴隶的命。

老秦走后，母亲劝我说：“我看，你就不要固执了，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收拾那姓秦的那样收拾你。横加一个抗拒组织安排的帽子，事情就麻烦了”。

接连几天，我心里被落实工作的烦恼搅成一团乱麻，压抑的心情需要释放，便将自己关在我所住的那间病房里，从墙上取下那把从盐源带回来的二胡，独奏起来。

空山鸟语，空山鸟语，我可是连小鸟也比不上啊！在中共天下里，我们只是一群关在笼中的小鸟而巳……

正在这时，护士小陈在我窗下喊道：“快去粮店领过年的花生和糯米。”这提醒我，回重庆的第一个新年悄然而至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