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一节：回校(3)
郑树勋把我引到办公室中间的一张桌前，那桌后坐着的是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多岁戴眼镜的女士，像是从系里抽出来的老师，交待了几句便独自离开办公室下楼去了。
从她年龄上判断，当年也是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学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内幕，完成“纠错”吗
等我坐下后，她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式两份登记表来，在上面填写上编号后递给我，一面向我发问道：“你就是机造六零七班的学生孔令平吗？”我确认以后，她便吩咐我用钢笔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过那表一看，表的名称是“重庆大学落实政策人员申请表”。心中对这“申请”一词颇反感，暗想道：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年捉弄够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么会要我们填上“申请”的字样？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动“申请”，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该表首栏中，首先要填写：“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
二十多年间，我的申诉不下百次，却没有人理会我，反而在各种场合下威胁我，说我在为反革命言行狡辩，该罪加一等。想到这里，我望了一下面前这位女士，心中的气想借此向她发泄。
想起当年曹英们组织的批斗小组，对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学生，使出那么卑鄙手段，按他们事前编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觉，捏造马开先与我见不得人的“丑闻”，并要我在精神错乱时认招；把“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诬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种种屎盆子统统扣在我头上。
现在，是要我将这些完全莫须有的罪名从新罗列一遍？还是恢复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像？
痛斥纵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气得以释放，但自我接触郑树勋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给平反留下被称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将当年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从新认可并对冤屈制造的元凶表示“谢恩” ，我岂能就范？
过去无缘无故，而遭迫害的无辜者何止千万，但有志以自已遭遇的冤害留下亲身经历，告诫后来者的却不多了。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溅始作俑者一抹污渍。我要作专制暴政的见证人，犯不着为一栏的填写感到困惑。
想到这里，我便在这一栏中写下了两个字“出身”。这样，既如实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说明当年相当多的人仅因家庭出身被划成“右派” 的，这既吻合毛氏初衷。同时执行平反者也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长时间的停在“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这一栏内。
正好，邻近办公桌上几个廿多岁的年轻人围了过来，他们多少带着点好奇心向我询问二十三年前发生的事，从年龄上判断，当年他们还没有出生！看看他们脸上挂着天真，想到告诉他们当年发生的“反右”经过，兴许会有利于他们手头正在办理的案件尽快落实。
我在追述往事时特别提到了马开先，讲完了这些过程，我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找到马开先，因为重大党委一直拒绝告诉她的下落。
正在这个时候郑树勋回到了办公室来，他吩咐戴眼镜的女教师，取出预先早已打印好的“重庆大学机械系党委办公室”签发的“红头文件”，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经校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反复查核，报经党委批准，现在对你在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处理作出了改正，这是改正通知书。”
我从她手上接过那份“红头文件”那上面这么写着：
“查1960届，机造七班学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风期间，曾出于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动机，对党的政策提出过一些意见和看法，在这些意见中由于受当时社会右派思潮的影响说过一些错话。但仍属于教育问题，不应当以此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的依据划为右派分子，现在为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特予以改正，对他本人恢复被开除的学藉”
所有“改正”通知书都千篇一律这样写的。
中共用这轻描淡写的套话了结“冤案”怪轻松的！！西方人讲人权，中共视为无稽之谈。！既然当时是我“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当受教育！怎么处置都说得过去，充其量是“处置”不当，中共何错之有？
只可惜，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对无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着 “平反冤假错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诳骗人，我怎会同意？
不料那郑树勋却从一旁插上话来：“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他那胖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诡秘。他也许真以为，二十三年的炼狱已把我们全都变成了随人戏捏的火巴 蛋，今天面对这样的“改正结论”会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脸一沉，煽风点火的说：“你这个人认识上就是爱钻牛角尖，吃了几十年的亏还不见大改，你想想这次平反，校党委下了多大的决心，排除了多少干扰？既体现了党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错必纠，又体现了对犯错误同学极大关怀和人道主义，来之不易啊！你还不快向系的党组织表示感谢吗？”
他一面说着，一面向那戴眼镜的女士送去谄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着说道：“这二十多年多亏我年轻命大，还没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过，今天我是来拿平反通知书的，你们不是‘纠错’么？如果我还保持着人的羞耻心，我为什么下贱到向害我的人认错的地步？”
由于激动，我猛然的站了起来。
此时我的脸一定是铁青的，捏着：“恢复学藉通知书”的手颤抖着。
那戴眼镜的女士看见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将它撕掉，连忙从我的手里将“通知书”夺了过去，连连说“现在这通知书还不能发给你，只给你看看并让你签上意见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后我们才能给你。”
还告诉我，重大经过一年的调集档案，核实材料工作已结束，现在已申报重庆中级人民法院，今后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实政策’只好空手而归了，我站起来看到郑树勋正在那里赫赫奸笑。由于我缺乏冷静没能按捺对他的憎恨，不顾一切同这“恶棍”撕破了脸！提着手提包，出门下楼，愤愤的走出那圆形的石拱门！走出党委办公楼，忘了怎么走出校门赶公共汽车了。
在车上，满脑子还在翻腾在落实政策办公室里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医院整整两个小时后，心中仍未平静。钻进了楼下我那间停尸房前的临时住处，往床上一躺，什么话也不想说。
母亲见我从重大回来情绪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间里，轻轻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只是摇头，并没有回答她。那晚上，我连饭都没吃就睡觉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