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一節：回校(3)
鄭樹勳把我引到辦公室中間的一張桌前，那桌後坐著的是一位年紀大約四十多歲戴眼鏡的女士，像是從系裡抽出來的老師，交待了幾句便獨自離開辦公室下樓去了。
從她年齡上判斷，當年也是一個與我年齡相同的學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內幕，完成「糾錯」嗎
等我坐下後，她從辦公桌抽屜裡取出一式兩份登記表來，在上面填寫上編號後遞給我，一面向我發問道：「你就是機造六零七班的學生孔令平嗎？」我確認以後，她便吩咐我用鋼筆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過那表一看，表的名稱是「重慶大學落實政策人員申請表」。心中對這「申請」一詞頗反感，暗想道：把我們這些無辜的學生當年捉弄夠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麼會要我們填上「申請」的字樣？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動「申請」，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該表首欄中，首先要填寫：「當年劃右的主要依據」？
二十多年間，我的申訴不下百次，卻沒有人理會我，反而在各種場合下威脅我，說我在為反革命言行狡辯，該罪加一等。想到這裡，我望了一下面前這位女士，心中的氣想借此向她發洩。
想起當年曹英們組織的批鬥小組，對我這個什麼都不懂的普通學生，使出那麼卑鄙手段，按他們事前編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覺，捏造馬開先與我見不得人的「醜聞」，並要我在精神錯亂時認招；把「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誣蔑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種種屎盆子統統扣在我頭上。
現在，是要我將這些完全莫須有的罪名從新羅列一遍？還是恢復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像？
痛斥縱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氣得以釋放，但自我接觸鄭樹勳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給平反留下被稱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將當年扣在我頭上的屎盆子，從新認可並對冤屈製造的元兇表示「謝恩」 ，我豈能就範？
過去無緣無故，而遭迫害的無辜者何止千萬，但有志以自已遭遇的冤害留下親身經歷，告誡後來者的卻不多了。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濺始作俑者一抹污漬。我要作專制暴政的見證人，犯不著為一欄的填寫感到困惑。
想到這裡，我便在這一欄中寫下了兩個字「出身」。這樣，既如實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說明當年相當多的人僅因家庭出身被劃成「右派」 的，這既吻合毛氏初衷。同時執行平反者也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長時間的停在「當年劃右的主要依據」這一欄內。
正好，鄰近辦公桌上幾個廿多歲的年輕人圍了過來，他們多少帶著點好奇心向我詢問二十三年前發生的事，從年齡上判斷，當年他們還沒有出生！看看他們臉上掛著天真，想到告訴他們當年發生的「反右」經過，興許會有利於他們手頭正在辦理的案件盡快落實。
我在追述往事時特別提到了馬開先，講完了這些過程，我希望他們能幫助我找到馬開先，因為重大黨委一直拒絕告訴她的下落。
正在這個時候鄭樹勳回到了辦公室來，他吩咐戴眼鏡的女教師，取出預先早已打印好的「重慶大學機械系黨委辦公室」簽發的「紅頭文件」，鄭重其事地向我宣佈：「經校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反覆查核，報經黨委批准，現在對你在1957年劃為右派份子的處理作出了改正，這是改正通知書。」
我從她手上接過那份「紅頭文件」那上面這麼寫著：
「查1960屆，機造七班學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風期間，曾出於幫助黨進行整風的動機，對黨的政策提出過一些意見和看法，在這些意見中由於受當時社會右派思潮的影響說過一些錯話。但仍屬於教育問題，不應當以此作為向黨猖狂進攻的依據劃為右派份子，現在為糾正反右擴大化的錯誤，特予以改正，對他本人恢復被開除的學藉」
所有「改正」通知書都千篇一律這樣寫的。
中共用這輕描淡寫的套話了結「冤案」怪輕鬆的！！西方人講人權，中共視為無稽之談。！既然當時是我「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當受教育！怎麼處置都說得過去，充其量是「處置」不當，中共何錯之有？
只可惜，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對無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著 「平反冤假錯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誑騙人，我怎會同意？
不料那鄭樹勳卻從一旁插上話來：「你看，你還有什麼意見？」他那胖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秘。他也許真以為，二十三年的煉獄已把我們全都變成了隨人戲捏的火巴 蛋，今天面對這樣的「改正結論」會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臉一沉，煽風點火的說：「你這個人認識上就是愛鑽牛角尖，吃了幾十年的虧還不見大改，你想想這次平反，校黨委下了多大的決心，排除了多少干擾？既體現了黨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錯必糾，又體現了對犯錯誤同學極大關懷和人道主義，來之不易啊！你還不快向系的黨組織表示感謝嗎？」
他一面說著，一面向那戴眼鏡的女士送去諂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著說道：「這二十多年多虧我年輕命大，還沒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過，今天我是來拿平反通知書的，你們不是『糾錯』麼？如果我還保持著人的羞恥心，我為什麼下賤到向害我的人認錯的地步？」
由於激動，我猛然的站了起來。
此時我的臉一定是鐵青的，捏著：「恢復學藉通知書」的手顫抖著。
那戴眼鏡的女士看見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將它撕掉，連忙從我的手裡將「通知書」奪了過去，連連說「現在這通知書還不能發給你，只給你看看並讓你簽上意見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後我們才能給你。」
還告訴我，重大經過一年的調集檔案，核實材料工作已結束，現在已申報重慶中級人民法院，今後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實政策』只好空手而歸了，我站起來看到鄭樹勳正在那裡赫赫奸笑。由於我缺乏冷靜沒能按捺對他的憎恨，不顧一切同這「惡棍」撕破了臉！提著手提包，出門下樓，憤憤的走出那圓形的石拱門！走出黨委辦公樓，忘了怎麼走出校門趕公共汽車了。
在車上，滿腦子還在翻騰在落實政策辦公室裡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醫院整整兩個小時後，心中仍未平靜。鑽進了樓下我那間停屍房前的臨時住處，往床上一躺，什麼話也不想說。
母親見我從重大回來情緒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間裡，輕輕問我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麻煩？我只是搖頭，並沒有回答她。那晚上，我連飯都沒吃就睡覺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