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24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一、关于中共非法政权与中共邪教
中共及其政权是非法的。中共政权的产生得益于日本侵华。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正面主战场拼死御敌，竭尽全力，艰苦卓绝。中共却趁机在后方打着抗日的幌子招兵买马，加紧扩充势力。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元气大伤，中共却趁此机会大打出手。过程中，充份施展政治手腕，明明要推翻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又怕反整个国民党目标太大，引起国际国内民众反感，所以打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号蒙骗世界，最后以军事政变手段非法占领了中国大陆，推翻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中共独裁暴政）。
对此，毛泽东曾多次不加掩饰地承认这一点。如一九六一年一月，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表示：“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一九七二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告诉他：“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要不是你们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呢？我们如何感谢你们呢？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款！”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周恩来曾指示：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长期艰难不要紧，侵略者日本人不能艰难。天下竟有如此道理！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三千五百万中华儿女死难，巨大的物质损失更是以天文数量计，但共产党党魁却能感谢日本！而且不是一次说，是反复表示，哪怕稍有一点良心和民族气节的人，都不会原谅中共。只此一点，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华民族十恶不赦的罪人！
几十年来，占了“胜者王侯败者寇”之利的中共为了掩盖、淡化自己的非法，一再厚着脸皮向百姓灌输“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是历史选择了中共”的无耻论调，误导百姓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其实，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不合法才需要嚷嚷自己合法，一个合法政权哪还用得着一再表白自己合什么法！古今中外，全世界除了中共政权之外，哪有一个政权成天多此一举，喋喋不休的嚷嚷自己合法的？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又是什么？！
试想，如果真的合法，为什么直到建政20多年后的一九七一年才正式被国际社会承认？中共的被承认，并不是它自吹的什么外交上的胜利，而是国际社会的无奈。毕竟台湾不过是一隅之地，况且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实际上，国际社会承认的并不是中共这个非法政权，而是中共占据大陆这个既成事实，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中共是合法的，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还用国际社会一等20年吗？
从根本上说，作为国家政权，合法性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如同一个男人或女人，还需多此一举一再证明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吗？中共之所以一再鼓噪执政合法性，本质原因恰恰就是自己不合法，才一再嚷嚷合法。
另外，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宪法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政党、团体均在宪法的规范之下，任何一个政党、团体都要进行社团登记注册，以示合法，这已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共肆虐的中国，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中共建政已60年了，一直拒不登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一直凌驾于宪法之上，以中国的领导力量自居，独立、超然于国家之外，把自己置于国家的太上皇位置。极权的中共也深知这种极端悖谬的体制太过荒唐，不能见容于国际社会，因此，时至今日，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都一直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挂牌办公，只是在党内以文件、会议、活动形式运行。可见，中共是一个非法政权。
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教，而且是邪教的政教合一，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堂而皇之的推行其邪教教义。正教的根本特征是正，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几大正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善，都要求做好人，做好事，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行为上必要做到。而邪教恰恰相反，它推崇暴力，行事极端，漠视人性和生命。多年来，靠暴力起家的中共一直讲党性，不讲人性。为了党性，与党保持一致，子女可以与父母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可以“大义”灭亲。显然这不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之为人，正在于人有人性，是人却不讲人性，那还叫人吗？
中共邪教具足教的所有特征：有教义——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党章》等等；有教主——马、恩、列、斯、毛、邓、江等；有教士——党委书记及各级党务人员；有布道——大小会议，头头讲话等；有宗教活动——各种政治理论学习、组织生活会等；有教堂——各级党委、党校办公场所等；有教主崇拜——对马恩列斯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神化与崇拜。中共之邪更是前所未有，古今罕见。
同时，共产党的图腾是血，无论是苏共、中共、柬埔寨红色高棉、朝鲜、古巴、越南，还是前东欧各共产党都是如此。二零一零年春，在中国演出《红楼梦》的朝鲜国家级剧团就叫“血海歌剧团”。血是崇尚暴力的结果，是一个看上去令人作呕，想起来使人恐怖，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令人厌恶的具象，但共产党却偏偏喜好它。幡旗是用鲜血染红的，各种会议、活动都要布置的满场血红。这不邪吗？人性本善，哪有喜欢血腥的？
中共邪教实施精神控制。多年来，中共摒弃一切传统文明，不断向人们灌输其邪党教义，没完没了的层层搞传达、贯彻、落实，务要统一全党的思想，全民的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强迫人民接受它的教义。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国外一些网站刊登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成魔之路》，披露了共产邪教的教主马克思从一名基督教徒，蜕变为魔教撒旦教教徒的过程。解释了马克思从良善走向极端，崇尚暴力的根源。文章还披露，被中共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书，被马克思本人称之为“粪”、“污秽之书”。《共产党宣言》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根本没有马克思的名字，直到20年后，马克思的名字才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近年来，国际上对共产极权罪恶的清算不断深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欧洲委员会政治事务委员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题为《国际社会谴责共产体制罪行之必要性》的报告，呼吁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如果还没有重新评价共产主义历史、没有和极权政权犯下的罪行划清界限，现在应该明确谴责这些罪行。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由4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洲议会大会通过决议，把共产制度的罪行与法西斯罪行等同，对共产极权体制所犯罪行予以公开谴责。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纪念一九三一年被饿死的一千万乌克兰人的“认清共产主义极权，勿抱幻想”的集会上表示，“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从而把人变成动物，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悼念死于苏共极权下人民的活动中发表讲话说，共产党的标志是屠杀的象征，乌克兰国民应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放弃带有共产党标志的纪念物和偶像，并把这些魔鬼式的标志扔进历史垃圾堆。
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八年期间，乌克兰总共拆除了400多个共产党领袖的塑像，对三千个以苏共领导人命名的地址和街道重新命名。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签署一项法律，禁止生产、贩卖、使用、传播和存放镰刀、斧头等标志以及纳粹法西斯的标志。等等。
二、关于中宣部及其愚民洗脑宣传
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迄今为止，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才具有正面意义，也只有在当年法西斯纳粹德国和中共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位置，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称作“宣传部”的机构。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共，为了欺骗国际社会，才不得已把“宣传部”的英文名改成了“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仍然是中共对全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负责管理。二零零二年六月中宣部曾给新闻媒体下发了一道禁令，一口气列出二十五个“不许”：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导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导；不许报导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报导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导；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导……
中宣部的主要职责就是摇唇鼓舌，为中共摇旗呐喊。直接的结果就是满嘴谎言。虚假宣传何其多，简直遍地都是。当年希特勒有句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一九三六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当年纳粹的宣传理念，被中共发挥到极致。当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很大成分与中共的宣传攻势有关。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对国民党极尽舆论破坏之能事。几十年后，民盟主委费孝通在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语）。中共的宣传手段和强度绝对是世界第一，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先营造出一种气氛，造出一种声势，再推行它的邪恶意图，无论是发动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还是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都是如此。中共之所以能取代国民党政权占据中国大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于宣传，迷惑人的宣传迷惑了人心，达到了军事上达不到的目的。资深媒体人士、原陕西电视台经济信息栏目责任编辑马晓明痛斥：“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邪教组织。中共媒体一直在撒谎，它对法轮功的报导是不可信的，它利用掌握的宣传工具撒过多少谎，撒过弥天大谎。”
为了掌握舆论的控制权，中共宣传部门不仅对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实行严格的监督检查，还严控海外媒体进入中国大陆，至今，市面上未有一家国外独立报纸发放。民国时期，被中共一再抹黑的“旧社会”，民众个人报刊还有几百份，而今天吹嘘“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党天下，连一份个人报刊都没有！还有那全球第一的互联网敏感词过滤，不仅前无古人，也绝对后无来者。就这样，共产党的喉舌还用英语告诉全世界说：“中国人民正享受着5千年中从未有过的自由！”
多年的愚民欺骗宣传，中共把自己伪造成了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太多的中国人也错把中共当作了自己的代言人，当作了自己利益的施予者，不知道自己实际是认贼作父，迷失了方向。在中共的愚民欺骗宣传下，一些中国人对事物对时局的认识局囿于中共的洗脑欺骗所设定的框框中，迷在其中而不自知，许多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上当受骗。不少中国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一直所信赖的，宁愿为其出力流汗甚至流血付出的，打着“执政为民”旗号的“党和政府”，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一再造假、撒谎，一直把百姓当傻子对待，自己的善良被卑鄙的中共可悲的、肆意的利用了一生！
中共的愚民欺骗手法其实十分拙劣，大多有违常理，只要稍加分析，并不难识破。近年来，就有不少清醒的人公开抵制中共的愚民洗脑宣传。
2009年1月12日，北京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四川作家、学者、编辑冉云飞，北京法律学者赵国君、滕彪等22名学者发出公开信《抵制中央电视台，拒绝洗脑》。据BBC报导，公开信发起人凌沧州介绍，发表该公开信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联合签署人对垄断性的信息传播和新闻传播的立场。他说，如此多学者、律师联名对官控主要喉舌说“不”在几十年来属于首次，不仅反应了众多公民、网民想表达而无处表达的心声，而且相信对人们鉴别谎言有一定作用。公开信说：
鉴于：中央电视台（ CCTV）在其节目中为三鹿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鉴于：CCTV新闻节目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事件报导采取的选择性失语策略，对许多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不予以报导或者淡化处理；鉴于：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几十年来风格、理念陈旧老套，在国内报导上经常报喜不报忧；在国际报导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为“新闻联播”不如正名为“宣传联播”更恰当；鉴于：CCTV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要打“人民战争”，结果“大漠穷秋公子毙，地洞衰颜独夫擒”——乌代、库赛双双被击毙，萨达姆逃亡躲藏被捉拿；鉴于：CCTV在黄金时段播出过大量的辫子戏，这些辫子戏不仅以其宫廷权谋、皇权专制、太监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且灌输、打造许多人的奴才人格；更是为专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开历史的伤口，再一次伤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鉴于：CCTV的所谓讲坛节目上的专家信口雌黄，为文字狱屠夫康雍乾脸上贴金，扭曲历史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鉴于：CCTV对以上许多新闻失实或者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没有半分道歉的言论——我们这群年轻的中国学人表示：我们将集体抵制 CCTV 的所谓“新闻节目”及其网络；我们将对CCTV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及网络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说”的四不策略；我们，至少还要使用我们的抵制权。
去年，我们几位年轻的中国学人曾经发表过宣言， 提出抵制电视上庸俗而充满宣传说教的春晚，那些晚会越来越有把中国人传统温情的大年除夕夜或中国传统新年打造成愚民节的味道；今年，我们用宣言再次表示：对垄断公共电视资源而污染我们视听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我们有权保持我们的抵制。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追求自由与真相的勇气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在《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写道：“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像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终将选择远离谎言的道路。我们宣布抵制CCTV制作的低劣“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抵制我们以上罗列但不局限于以上罗列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 ”，就是拒绝那些给我们国度的苦难的人民强加的“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公开信发表之后，虽然中共当局极力封锁网络，但还是广泛传播开来。两个月之后，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州等28位中国公民再次联名发起题为《再见！宣传与谎言》的公开信，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提出批评。该公开信列举了这些媒体在60年来的一些假新闻和歪曲报导，其中包括央视包庇制造毒奶粉的三鹿集团。
该封公开信认为，这些媒体应该公开为自己的不实报导道歉，虽然一些报导已经被完全证实是虚假报导，但《人民日报》和央视均在事后没有任何道歉的举动。连署者对此十分失望，于是表明告别宣传与谎言，走近良知与真相。公开信的发起人和执笔人凌沧洲表示，发表这封最新的公开信的主要目的在唤醒和提升中国普通公民的知情权意识。此外，他们将以不听、不看、不订阅、不购买的方式抵制《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新闻媒体，他们并谴责了这些媒体多年来一直在制造谎言。
此封公开信也在其中列举了十个抵制官方媒体、拒绝谎言的实际操作方法，例如：提议不再订阅和不再零买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并对这些媒体以电话、传真、电邮、博客、论坛、手机短信等各种方式抗议、揭露；尽可能使用报导比较客观全面、屏蔽较少的网站的新闻服务、邮件服务、电子交易；不再参加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媒体的活动，包括被邀请当嘉宾、做现场观众，接受其采访等。
发起者之一凌沧州表示：“我们一月份发表了一封《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之后的反响非常热烈，对真相的封锁方面，对谎言与真相的认识方面，我们希望推动一个思潮，做一场思想的论争，这方面的意义更大一些。我们用的是‘再见，宣传与谎言’，我们希望通过大量的事实，而不是做道德上的指控，我们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做假新闻这些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些假新闻我们都看过了，在法律上进行了仔细的推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回答记者关于“事件发生后媒体天然地想到去报导，而政府却认为媒体在添乱怎么看”的问题时，这样回答：
“我们必须承认媒体进行报导，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这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但是当大家都进行报导的时候，事件的真相就会最大限度的呈现出来。据我所知，在发生了突发事件后，我们惯常的做法是要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当然，新华社记者整体素质是不错的，但也必须承认，新华社记者的视野也是很有限的。而当只有新华社有权报导，而其他媒体不能介入的话，这个事件就不会真实地反映给公众，当然，也不会真实地反映给官员们。”
在问到“还有些人有种担心，如果媒体可以自由的批评政府，政府的威信就会减少，是不是这样”时，这样回答：
“我认为，媒体报导空间的扩大更会使政府地位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很多国家，媒体每天都在抨击政府，但是社会非常稳定。有人看过英国报纸，发出感叹：读这里的报纸，每每预感，第二天就会爆发革命，因为好像英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会一直很稳定。美国情况也是如此，一些驻白宫记者参加新闻吹风会经常提一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政府想掩盖什么他就会问什么，因为总统拿他也没有办法，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事情被全国媒体连篇累牍，冷嘲热讽。”
“新闻自由非常重要。媒体对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弊端，严重的事件要第一时间，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揭露，才能使社会问题得到及早解决，同时媒体的及时揭露也会成为一种威慑，让作恶的人知道有千百双眼睛看着他们，这就需要特别重要的新闻自由制度。陈志武教授（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曾经发表文章，对不同国家的新闻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发现新闻越自由的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越健康，长期的经济绩效越好，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即便是某一个特定的时候发生飞跃，但实际上非常不稳定，经济结构也十分糟糕，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与今日之中共的愚民相比，被中共一再妖魔化的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其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开放程度都远远超过已是二十一世纪的当今时代。一篇刊于海外题为《感慨万千 看看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告诉了人们一个真实的百年前的“旧社会”是如何对待新闻自由的，又是会“万恶“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摘录其中部分以飨读者：
编者按：我们将这篇来自国内的稿件，特意排在评述历史剧《走向共和》一系列文章和发言之后，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百年之前的中华中国和百年之后的马列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别？今天的中国大陆相对于百年之前，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如果不是进步，而是倒退，那么，这个倒退到底有多大？而它之所以倒退的原因和性质又是什么？一些海外的朋友，不了解现状，又不想去了解历史，只知道骂中国，只知道骂中华，只知道骂我们够惨够痛的国内民众“不争气”，骂他们全都有“劣根性”，如果当真如此，则由本文所叙述的晚清民初的国家社会状况，就实在难以解释了……
清末“苏报案”
1903年发生在清末上海英租界内的“苏报案”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03年5月，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鼓吹共和革命。章炳麟为该书作序，指斥满清为“逆胡”，称太平天国为“义师”，倡言有朝一日“义师再举”。同月，章氏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批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论”，主张排满，光复汉族。文中痛骂满人为“东胡群兽”、“犬羊”、“蠢如鹿豕”，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6月9日，《苏报》刊新书介绍一则，题《读革命军》，介绍该书。次日，刊登章太炎《革命军》序言。6月29日《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发表章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朝廷震怒、中外关注。次日章太炎在蔡元培举办的上海爱国学社被捕。邹容躲进一教会，后主动投案。7日6日《苏报》刊载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一文，继续痛骂满清为“逆胡膻虏，非我族类”，倡导光复革命。7月7日《苏报》被封，报馆主编陈范、爱国学社主持人蔡元培等人逃遁。相关人员陈范之子陈仲岐、账房程吉孚、龙泽厚、钱保仁入狱。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逮捕。后清政府外务部与各公使会商判章太炎入租界监狱三年、邹容两年，其余人等当时释放。章太炎在法庭上公开声明“不认野蛮政府”。
章太炎、邹容以文获罪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7月6日《苏报》记者在巡捕房对章氏进行了采访，继续宣传其革命主张；吴君遂、张伯纯等同志亲递书信、钱款以示声援；社会报刊继续刊载章氏诗文以示抗议；各国人士纷纷到监探视以示关怀，连清政府会审官员也当堂陈说“我与公等无冤无仇”。此案使章、邹二人一时声名远噪。
狱中章太炎与革命党人仍然保持联系。服刑期间，章太炎写下了《狱中答新闻报》、《诗三首》、《与吴君遂、张伯纯书》、《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孙逸仙题辞》等锋芒毕露的战斗檄文发表在《浙江潮》、《国民日报》、《复报》等媒体。并预言“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在狱中，经申请可以读书，可以通信。每日做工八小时，但没有工作量要求，随多随少，没有限制。决无刑罚，亦无索贿。星期天休息，有肉吃，平常素食，每餐饭量一磅。衣服居处都还净洁。每星期有医生看病。“犯人都胖，予亦然”。在服刑26个月后，章太炎刑满释放，暂居租界外的中国公学。三天后即赴日本，受职胡汉民、汪精卫主办的《民报》，继续鼓吹排满革命，致力于建立共和宪政的伟大事业。
民国初期的新闻自由
1912年3月4日，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民国政府内务部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号颁布了《暂行报律》，规定前清政府颁布一切法令，非经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者，应失其效力。查满清行用之报律，未经民国政府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而民国报律，又未行编定颁布。兹特详定暂行报律三章，即希报界各社一体遵守。
第一章规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自阳历四月初一日止，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第二章规定：“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第三章规定：“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得酌量科罚。”
凭心而论，这条约法三章报律只是要求从业者登记注册，不得攻击共和国体和破坏个人名誉，并无其它恶意。而倡导“风听胪言，高位之所事，直言无忌，国民之所自靖”的《大共和日报》社长章太炎先生接到报律怒不可遏。翌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和《大共和日报》等通电反对。章太炎先生以匿名在《大共和日报》发表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虽然匿名，而熟识先生文笔的业内人士，无人不知出自先生之手。
社论大意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都无报律，只要符合办报条件都可出版。满清政府出于封锁舆论的需要，制定了所谓报律。现在的民国政府对于杀人越货等犯罪也未继续执行前清法律，而惟独声明继承前清的所谓报律，难道是要重蹈前清覆辙吗？
立法的职权在国会，现在国会尚未成立，法律尚未颁布，即使是暂行条例，也只能由国会颁行。内务部擅自制定法律法规，已是侵权违法，怎能要别人来遵守？
满清政府对于未能注册登记的报馆只是罚款，现在民国政府规定不准发行，这不是比满清政府更加专制吗？内务部的管理范围不单言论而已，现在哥老会、白莲教、八卦教等团体都在活动，不见取缔。如果政府不是钳制舆论，为什么单独下了这道报律？
难道昌言时弊、指责政府、评论约法就是破坏共和国体？内务部把政府视为无尚尊贵，难道是要替政府监督民间的诽谤吗？
至于污毁个人名誉，现在法律尚未颁布，哪来污毁个人名誉有罪名。批评别人争权干禄、贪赃枉法就和寻常骂人一般，如果有人面色白皙，而说他面貌丑黑，也算得上是污毁个人名誉吗？
现在我们将这个所谓的暂行报律掷回，所谓报律，我们绝不承认。如果不这样，就是纵容政府的侵权行为，是容忍对人身权利的践踏。特通电报告孙中山先生，以证明内务部侵犯人权的罪行。
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先生亲自指令内务部，宣布取消《暂行报律》，取消公告刊登在1912年3月9日的《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三号上。
再看百年后的今天。与大陆同文同宗、被中共妖魔化多年的台湾、香港，在新闻资讯开放方面也远远超过自诩“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地区。
据联合早报网讯，2011年9月25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出席国际新闻协会（IPI）年会开幕致词时表示，一个民主的国家中，新闻自由是不能缺席的，它是基本的人权，也是《中华民国宪法》保障的权利，他会继续捍卫这项权利。他表示，在中华民国，新闻自由已无任何障碍，人民享有充分新闻自由，IPI来台举办年会绝对不是偶然。
另一个实行民主自由制度的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参加2011年11月份“2011世界新闻首届峰会”香港开幕式致辞时也表示，资讯、新闻及言论自由都受香港法律保护，而且是香港成功的因素之一。在此前的9月份，曾荫权在英国伦敦访问时，曾在一个场合表示了相同观点。此番，他又再次强调，资讯自由、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对香港繁荣发达的重要意义。事实充分说明新闻透明度在地域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为重要。
而被中共极力抹黑的“美帝国主义”就更是让中共汗颜了。
远的不说。2006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史提芬•高尔百特作为发言代表，当面指着布什的鼻子冷嘲热讽了半个钟头。他说：“总统先生，据说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们美国是不是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见台下的布什脸窘得像猪腰子，他益发调侃道：“现在报纸上说您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您是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布什气得要死，却还得苦笑傻笑干笑陪笑。
美国总统之所以对谩骂宽容大度，主要是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撑腰，惹不起。谁也不能凌驾于宪法至上。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纯自由。它与言论发表者好坏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除非在公共场所造谣引发立即的混乱，否则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发表。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越是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他说，美国的互联网不搞限制，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2010年5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以已逝记者命名的《丹尼尔•伯尔新闻出版自由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根据该法，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将列举那些侵犯新闻自由国家的名单。奥巴马称，此举传递给其他国家一个强烈的信号：美国对各国如何对待媒体很重视。奥巴马称，该法将表明，那些压制言论自由的国家，将会因为他们对媒体的行动而受惩罚。奥巴马称，丹尼尔•伯尔离开人世的那一刻，牵动整个世界，它提醒我们，媒体自由是多么珍贵。“这个法律以庄严的方式，使我们明确地站在新闻自由这一边。”
新法授权美国国务院确认哪些国家违反了新闻出版自由原则，认定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参与、提供便利或容忍这些侵犯行为，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保护记者安全以及媒体独立的措施进行评估，并形成报告。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早在1920年代胡适考察美国后感慨道：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都在进行渐进的社会变革（《经典法治故事趣谈》，吴忠编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这，也许是“美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越活越年轻的一个原因。
2004年11月，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性民间团体“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各国新闻自由度排行榜，在接受评比的167个国家中，中国列倒数第6。此后的几年在倒数第6到第8间徘徊，2011年在178个国家中，列倒数第13。海外网站多维新闻网为此以《中国记者，带着镣铐起舞》为题，评述中国的新闻自由糟糕程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全在北欧，它们是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挪威，它们被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为新闻记者的天堂。这些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廉洁的国家。
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今，一言堂的造谣诬陷也在失去民众的信任，遭到民众的唾弃。早在几年前，中共喉舌央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上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新闻联播节目已退出收视前十名，甚至是前十二名。那个新闻联播，有人以两句话概括其内容：“中国新闻联播头二十五分钟伟大光荣正确，后五分钟世界各国灾难。”新华社的稿件，只有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缅甸等极少数被国际社会视为流氓国家的媒体采信，绝大多数国家媒体都不予采用。
三、关于“海外反华势力”
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动不动就说到“海外反华势力”如何如何，很多人也都不假思索地认同中共的欺骗，也跟在后面人云亦云，嚷嚷“反华势力”怎样怎样。其实那哪是什么反华，全是中共拿反华做幌子，利用人们的爱国情结卑鄙的愚弄中国人，故意把国际上的反对中共说成是反华，有意把国际上指责中共的“Rogue States”（“流氓政权”）翻译成“流氓国家”，以此误导愤青们的爱国情绪，让无知的愤青们一次次的充当了中共反击西方民主社会的急先锋。
实际上，所有的所谓反华全都是反共。所谓的反华是中共的挡箭牌、烟幕弹。针对中共把自己等同于中国的卑劣行径，原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袁红冰先生予以痛斥：“在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魂，出卖给以仇恨和暴力为原则的德国理论──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中共暴政的愚蠢和暴虐使数千万农民饿死之后；在残害虐杀了几百万知识份子之后；在将数百万坚守自己信仰的藏人摧残致死之后；在指使波尔布特杀死数百万柬埔寨人──其中包括大量华裔之后；在迫使数亿农民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处于三等公民的困境中之后；在制造了近亿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穷困无助之后；在导演了连绵不断的社会悲剧和人性灾难之后；在培养出一个从堕落和厚颜无耻双重意义上，都堪称空前绝后的贪官污吏群体之后；在把社会财富，出卖给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结成的黑帮同盟之后──在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在如此深刻地伤害了中华民族之后，共产党还敢把自己等同于中华民族，这难道不是无耻至极吗？”
一百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仁人志士发动了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中华民国。而中共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另类，从一产生起就搅得中华民族不得安生，三十年代就在江西成立了非法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干起了分裂国家和反华的勾当。一九四九年十月更是置中华民国于不顾，再次非法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中华大地两个国家并存的局面。这种极端悖谬的做法为国际社会所不容，所以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一直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这也是中共政权一直极力仇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在中共的无耻宣传滥调中一直在鼓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共建立的所谓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似乎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成了真理，许多中国人也信以为真。其实，真正让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立起来的是中华民国。对此，著名历史学者辛灏年在其《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的演讲中做了揭示：“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大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大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文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帜！’从此，大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我大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
2010年4月，被中共查禁的《南方都市报》文章《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这样诠释爱国：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六十年来，多少社会精英移居海外，多少海归学子重又远走异国他乡。他们不爱国吗？相同的血脉，相同的人文环境，是最适宜人留驻的，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开呢？是这个罪恶的共产体制容不得人！
对中共这个流氓政权，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曾含泪相问：“请问，你为何至今不敢公布官员们的财产，不敢晒晒衙内们的生财之道？再问，60周年的超豪华国庆，究竟花了多少钞票？那是党的钱吗？不，都是民脂民膏！
“切莫给整齐划一的方阵迷惑了，切莫给流光溢彩的烟花忽悠了，那只是为了扬威，只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掩饰空前的虚弱和万分的焦躁。那些龙吟虎啸，那些男欢女笑，说穿了，只是紧闭门窗的卡拉OK，只是刺刀护卫的假面舞蹈。
“‘盛世’，为何还要紧张得对行人盘查搜包；‘和谐’，为何还要恐惧得要禁止商店卖刀。何不干脆再下禁令一道：全国人民都不许笑，因为笑里也会藏刀。你还要我为你骄傲，还说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不，我真的要含泪相告，60年过去了，你何时有过反省？何时下过罪己诏？最后，尊一声我的国，60年来，为什么你总与良民为敌，总拿好人开刀？以往的李九莲、林昭，眼前的许志勇、师涛……还有那胡佳呀，是那么有爱心的好人一个呀，他们或被打或被压，或被关或被抓，或被判刑或被屠杀，他们究竟触犯了你王法的哪一条！”
要说“反华势力”，自欧洲传入华夏大地的西来邪灵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
2011年10月17日初稿
2012年1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