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8月20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aniel Lacalle撰文／信宇编译）当前，美国人正在被迫陷入社会主义的陷阱，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用一个更大的政府来解决大政府的问题是危险的。
许多人将自己的生活负担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capitalism），而真正的根源其实是国家主义（statism）。国家主义是指用政治控制、公共支出、监管、税收和货币干预等手段，逐步取代公民社会、市场、储蓄和个人选择等制度。
我在《新全球经济秩序》（The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2026）一书中所探讨的“掠夺性国家”（the predatory state），就是国家主义的极端表现。这是一个由政治阶层从家庭和企业中攫取财富和自由，以维持自身运转、奖赏依附于其的既得利益者，并对社会施加控制的体系。
大政府、高税收、持续印钞以及裙带关系，这些都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推销自己，是因为学者和政客们总是根据社会主义政策的宣传口号来评判其政策，而不是考虑其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社会主义是精英阶层的完美意识形态。它兜售道德优越感和充满同情心的言辞，却让那些它声称要保护的人变得更加贫穷、更加依赖、更加缺乏自由。等到人们意识到这不过是个陷阱时，国家已经过于庞大，权力已经过大，并对它誓言要保护的人民进行镇压。
庞大的政府、干预主义、货币增发和高税收等，这些东西已经摧毁了经济，扼杀了中产阶级家庭和小企业的发展机会。更多的政府、税收、货币增发和干预主义只会进一步削弱经济。
如果庞大的政府、巨额补贴、高税收和对经济的政治控制是解决当今经济负担能力问题的答案，那么法国就不会陷入经济停滞、社会不满以及巨额债务和赤字的困境等。此外，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通过对政府债务进行政治控制和货币融资来解决负担能力、不平等和生活成本等社会问题。
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并不属于“公众”（the public）。它是一个由纳税人资助、由政客控制和管理的体系，而政客们却不断要求增加税收和支出，以提供相同甚至更少的服务。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有化，它只是政治化而已。
许多美国年轻人被灌输了一种观念：他们对住房、实际工资增长缓慢、储蓄回报低以及向上流动性下降的不满，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失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以及2008年以来的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并非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以大政府、长期赤字支出、高债务、不断上涨的税收、货币贬值、监管阻挠和政治干预为特征的模式，这种模式保护内部人士，同时惩罚新进入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百万富翁和富人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社会主义是消除精英制度、扼杀竞争、保留政治关系带来的特权，同时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的完美途径。裙带关系是国家主义的直接后果，也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
很少有人比社会主义暴君及其帮凶更富有、更有权势。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需要穷人保持贫困，并继续顺从国家。社会主义用政治导向的不平等取代了成功驱动的不平等。然而，在国家主义中，不平等是价格问题，而非资源获取问题。社会主义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物资匮乏，因为它无视经济计算，利用货币贬值来掠夺残存的私营部门创造的财富，使公民保持依赖和顺从，而政治领导人则享受特权。通过消除人们赚钱、发展和繁荣的动力，社会主义最终带来的结果与它的承诺截然相反。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无力回天。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正在落入社会主义陷阱，而他们真正应该谴责的是国家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精英阶层的完美意识形态，因为它将强制力包裹在道德虚荣的外衣之下。它用充满同情心的言辞和道德优越感来包装自己，却让那些它声称要保护的人们变得更加贫穷、更加依赖、更加不自由。
猫承诺给老鼠免费的奶酪，而老鼠却不明白为什么那是“免费的”（free）。
这个陷阱之所以奏效 是因为听起来充满同情心
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不在于它行之有效，而在于它看似高尚。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它承诺安全、公平、尊严，以及免受市场动荡的影响。然而，当民众意识到这不过是个陷阱时，国家已经过于庞大、过于昂贵、过于干预、过于强大，难以轻易扭转。
国家主义的模式在发达经济体中普遍存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预测，到2026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支出将占GDP的40.7%；而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报告称，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欧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成员国的平均政府支出占GDP的49.3%。在法国等国家，政府支出甚至超过GDP的57%。其结果是经济停滞、社会不满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所谓的“免费福利”（free things）从长远来看却变得异常昂贵。以不断恶化的“免费”服务换取不断上涨的税收、难以负担的住房和更少的机会，这笔交易极其不划算。这些数据并非极简主义制度的体现，而是大规模政治分配的结果。
如果扩大政府规模、提高税收和加强干预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那么年轻人应该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也应该成为全球领导者。然而，事实却是，它们面临着资产价格虚高、住房负担不起、存款贬值以及中产阶级准入门槛降低等问题。这并非因为市场过于自由，而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大。
中国和北欧国家并非社会主义有效的证明，而是表明当各国放弃社会主义控制的经济政策，转而实施西方许多人所谓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unbridled capitalism）时，就能实现增长和财富积累。
而坏消息就是，尽管弊端重重，同样的庞大政府财政模式仍在不断扩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发达经济体2025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4.4%，并预测2026年将达到4.8%。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在2025年升至GDP的93.9%，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100%，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仍处于历史高位。政治体制非但没有纠正过去的过度行为，反而继续透支未来，以维护当下的特权。因此，那些已成为新贵的政客们将当前的困境归咎于百万富翁和富人，即便他们没收了富人越来越多的财富，经济状况也只会恶化。这就是我在上述著作中提到的“掠夺性国家主义”（predatorial statism）。政客们每年攫取国家财富的更多份额，然后反过来指责那些创造财富的人，以此煽动嫉妒、仇恨和依赖等。
货币贬值导致国家臃肿
这个模式一直以来都依赖于各国央行的持续干预，这些央行不断为政府和主权债务提供缓冲，使其免受过度支出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后果。跨央行数据显示，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资产负债表在2022年4月达到峰值8.97万亿美元，欧元体系（Eurosystem）在2022年6月达到峰值8.84万亿欧元，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在2024年8月达到峰值764.8万亿日元，峰值分别相当于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4.5%、64.2%和125.8%等。即使到了2026年，这些资产负债表相对于国民产出而言仍然规模庞大。
这并非中立的技术官僚体制。它是一种惩罚储蓄、补贴债务、削弱价格发现机制、通过掩盖主权债务风险来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并悄然将财富从储户、工人和工资转移到负债累累的政府手中的机制。当国家支出过多，而中央银行又掩盖其后果时，民众被告知他们受到了保护。然而，货币贬值和资产通胀却让他们日益贫困。
人为创造货币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不成比例地惠及政府和那些能够抵御货币通胀的资产持有者。与此同时，它总是损害实际工资、存款储蓄以及那些没有资产的人的利益。政客们试图告诉民众，他们可以通过税收、政府转移支付和征用来抵消这种影响。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伎俩，目的是让工人和低收入者更加依赖于一个永远无法兑现“轻松赚钱”（easy money）承诺的国家，因为贫困的进程不会改变，只会加速。
政府规模大，民众就穷；政府规模越大，民众就越穷。
社会主义权力赋予精英 而非民众
社会主义常被标榜为反抗特权，但实际上，它却是巩固特权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国家规模越大，政治影响力就越宝贵。体制干预越多，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机构及其关联利益集团就越容易左右政策、攫取补贴、压制竞争，并决定谁能获得优待。
这就是社会主义对精英阶层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它让他们能够用充满同情和人道主义的语言说话，同时构建起依赖性的结构。它为他们推行更高的支出、更高的税收、更大的控制和更庞大的官僚机构提供了道德上的掩护，即便这些政策会降低生产力、惩罚劳动和投资等，并使数百万人陷入停滞不前。精英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遭受苦难，因为他们可以将财富储存在体制之外，而那些投票支持扩大政府规模的人却常常疑惑，为什么他们的境况一次比一次更糟。
解决效率低下且负债累累的政府问题的办法并非扩大规模。增加政府规模、提高税收、加强干预并不能解决大政府、税收上涨和干预主义规划已经造成的损害。它们只会进一步削弱经济，降低人们工作、储蓄、投资、建设和创新的积极性。
住房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合组织（OECD）指出，土地用途限制、分区壁垒和供应瓶颈等公共政策选择是造成住房负担能力问题的核心驱动因素。然而，社会主义的政治解决之道并非消除壁垒、扩大供应，而是增加补贴、加强管制、引入更多层级的干预措施，从而保护既得利益者，加剧市场扭曲。
美国年轻人并非在承受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承受着国家主义、庞大政府、永无止境的财政赤字、债务依赖、货币干预主义、繁重的监管负担以及惩罚劳动和资本的税收制度等一系列弊端的累积性失败。当同情的言辞让位于苦难的现实时，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建成，用来惩罚它声称要保护的公民。
繁荣和机会平等需要与社会主义截然相反的理念。它需要规模更小、效率更高的政府，预算控制，开放自由的货币体系，降低创新、企业和住房供应的门槛，以及鼓励努力、储蓄和创业而非依赖、消费和借贷的税收制度。
社会主义者深知，他们无法依靠社会主义本身来推销它；没有人会投票给他们。所有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例子都惨败了。他们需要用虚假的例子——比如北欧国家——来推销社会主义，并将其伪装成对现有体制的仁慈“改进”（improvement）。他们声称，只要赋予政客更多权力，民众就不会失去如今的经济增长和商品服务。这种“只要赋予社会主义政客更多权力，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反而会获得成功”的谎言，最终总是会导致停滞、依赖、贫困和压迫等。
社会主义者总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未实现过”，这显然是谎言。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伟大的理念，只是执行得不好或不完整。它是一个可怕的理念，却被完美地执行了。当社会主义者最终说服民众接受社会主义时，陷阱就设好了。他们掌控了各种机构，建立了一个依附于他们的顺从社会，并在挥舞着“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大旗的同时，从内部摧毁民主——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社会主义永远是暴政和控制，而不是繁荣。然而，到那时，民众已经无法摆脱它了。
综上所述，将政治干预主义（political interventionism）造成的灾难归咎于资本主义并非错误，这是一种兜售社会主义陷阱的策略。
作者简介：
丹尼尔‧拉卡勒（Daniel Lacalle）博士，是对冲基金Tressis的首席经济学家，著有《自由抑或平等》（Freedom or Equality, 2020）、《逃离央行陷阱》（Escape from the Central Bank Trap, 2017）、《能源世界是平的》（The Energy World Is Flat, 2015）和《金融市场的生活》（Lif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2015）等著作。
原文：Americans Are Falling Into the Socialist Trap by Blaming Capitalism Instead of Statis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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