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03日讯】我们出门行路，总有目标、有方向、有日程计划安排，故每能如愿抵达彼岸。纵是盲人蹇足，概莫能外。而人类社会虽是由健人行走，其走向却未必由人。无论已经成为历史的，或是正在行进中的，大率如此。
纵观历史拐点，表面上或许会有一些人为的偶然性出现，实质上一定饱含必然因素，此即其固有之发展规律也。人在社会之行进中，犹如刚出生的婴儿，你可以啼哭，却没有发言权，必得由他人摆布。
然而，我们虽然不能预测社会之走向，却可以比照历史，以期自明而不惑也。
一、明治维新
回望上个世纪，若谓“西风东渐”有所成果，当首推“明治维新”。日本国借此，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寡民，一跃而成为“坚船利炮”之世界强国，一时间令世人刮目相看。然究其实，政体虽由“王权独裁”过渡到“虚君共和”，其儒学国体却依然屹立不动。别的不说，“明治维新”之名状，即取自儒学经典。所谓“明治”的年号，便来自上国《易经‧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而“维新”之述，盖取自《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见所谓“维新”者，不过“周之旧邦”也。
说到“维新”，便想起了“革命”。此词最早见于《易经‧革‧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处“革命”哉，即言以“商汤”取代“夏桀”也，不过是暴力的改朝换代，国体未变，换汤不换药而已。可见，“汤武革命”较之“明治维新”来，更见陈旧枯陋。
“革命”一词，后经“出口”东渡日本，逐渐赋予新意，增添了社会政体变革之内容，减弱了暴力的含义。再后来“出口转内销”，作为“外来语”回到了中国本土，成为“新词”，含义突破了“维新”之囿，故为孙中山所采用。这是后话。
回来说“周之旧邦”。日本既然国体未变，则其推行的“明治维新”，可以说祇“维”到“坚船利炮”为止。一旦强势得手，便露出了凶残的本性，立即成为“二战”中最疯狂的法西斯战魁。因为没有自我约束力，便给亚洲各国，乃至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待其吞食“原子”苦果，自知强势已去，方才“心悦诚服”，遂在国际社会监督之下，被逼洗心革面、革故鼎新，勉强走上民主人权之路。此乃真“革命”也。——谁能逆料，日本最终竟然成为东亚的民主堡垒！注：现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派系运作，就像欧美国会中之独立党派。
讽刺的是，这才是日本历史上最为繁荣清明的时期。日本之国情民心，乃渐为世范。举例说明：美国《TIME》杂志（《时代周刊》）对世界56国进行“国家形象”调查，日本国已经连续五年稳坐首席。英国广播公司（BBC）每年进行国际民调，在“对世界的正面影响力”项下，日本一直位居第2~4名，为亚洲国家之首。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不仅是国家的软实力，更应视为硬实力。
由是观之，政体之改革易，国体之改革难。一般说来，政体多由国家内力决定，而国体多由世界局势规范。由日本的历史看，政体维艰，国体维稳。虽有“西风东渐”之影响，可是欲达稳定之国体，是否必须有外力直接介入干预，且留待下一轮社会实践，即中国之变革，方可论定。
值得说明一下，儒学经典作为一种学说，固有其积极意义，不然不能千年传承不衰。儒教足可比拟宗教，劝人正心修身，社会欲图安定团结，固不可或缺之。然一旦为王权所挪用，或为暴政所驾驭，教义反过来则成为锢蔽之权术。无怪乎现今之民主社会，皆取“政教分离”之国策。想一想，为什么孔子在日，惶惶不可终日，且屡屡遭受庄子的冷嘲热讽，乃至无情攻讦？再想一想，今天伊斯兰原教旨极端分子，不就是利用政教合一，寻衅作恶吗？
二、改革开放
反观中国，近百年来，“幽灵东渐”，共产荼毒疯狂肆虐，到毛泽东末期，社会已经濒临灭顶之灾。邓小平权且采纳“改革开放”之粗俗手法，起而“继绝世、举废国”，方得以苟延残喘。残喘未息，又输入人性之贪婪为诱饵，经济上遂得畸形发展。到了江泽民时代，更步入歧途，走向极端。所以江泽民治下中国的嘴脸，恰如一群腰缠万贯、口叼黑烟的暴发户。比之日本之“维新”自强来，连皮毛都没有，却见一味之人性陋弊，竟还自诩为“堀起”云云，此何浅薄之尤哉？第政体依旧，国体依然，乃周之旧邦也。
尔今贫富云泥，社会矛盾日深，人性败坏，道德沦丧，较之“周之旧邦”，惟日见圮泐耳。退一步讲，纵是“盛周旧邦”，对于当今之世界，亦早已格格不入，些无龟缩自立之锥地。肉食者愚味，处千机国事，惟取屏气敛息之态，以延沧桑时日，此非静俟外力之介入乎？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绝对不会走回头路。”即言改革是单程车票，永不可能回头。但是，邓小平怀抱了一只又黑又白、不黑不白的花猫，祇摸着石头淌过了一条河，没有指明河对岸的路怎么走。当然，历史有其局限，人性有所憾失，他无力“解决”历史的前景问题。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若言有可能“解决”历史前景问题的，算来祇有邓、胡（耀邦）、赵三人而已。可惜的是，中国没有选择好历史，误入歧途，历史便永远地抛弃了中国，继续昂首挺胸，依其固有之规律前行。
这个歧途，虽非由江泽民制定，却被江泽民一手利用，经过其发挥、深化、精心打造，达到了炉火纯青之极致。用句现在的行话说：路已经被他给夯实了。当下之政务，早已溃不成政，政府拿法律当儿戏，民众拿原则作交易。上下一体，乌烟瘴气。如此政局，危如累卵。现今命垂一缕，又想回来抱“改革”的大腿，无奈村寨已遥，时过境迁，早已无力回天。换句话说，不可能再回头重新选择胡、赵的道路了。现政当局，乃至候任新君，无论从“治国理念”计，还是从“气魄才干”讲，都不足以凝聚今日13亿之人众，主持偌大国家。那么，中国的前景究竟在哪里呢？由日本之“明治维新”及其后续道路观，庶几自明矣。
三、中国命运之陷阱
已如上述，邓小平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经过两代人的积弊，已是穷途末路。胡锦涛纵有温家宝佐佑，欲奢谈“改革维新”，显是明日黄花矣。现在大家都已明白，前面的路就是“西风东渐”之路、民主之路、世界大同之路，别无他途。而今任何颟顸顽钝之势力，力图维护现政权和旧国体的作为，皆是螳臂挡车的伎俩。死死咬住“中国特色、国情民情（周之旧邦）”不放，乃似是而非的借口，暴露出权位之虚弱和捉襟见肘，以及领导理念之陈腐寡薄。
现今有一说法，形象之极，不妨一述：中国现政体表面之“固”，不过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美妙的花儿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触碰它，祇是传过来了，没有办法推托（当然亦可以顺势为自己捞取好处），惟祈祷别在自己手中息鼓，以便顺利地脱手给下一家。“击鼓传花”的游戏不可能永远玩下去，一旦鼓息花落，局面就不可收拾。其实，现在就已经不可收拾了，大家都还活着，祇不过自欺欺人、埋首沙丘、心照不宣而已。
温家宝反复吟唱“政改”哀歌，譬犹一只时空错乱的公鸡在打鸣，企图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午后，呼唤东方再昇起一个红彤彤的太阳来。此徒有旧日的愿望，已无实际的可能，别说吟唱“政改”是句空话，即使真有局部变革能获成功，亦不过周之旧邦，根本无法伤筋动骨、脱胎换骨了。修饰政体且不易，何论国体哉？跟日本之“明治”改革相比，不过虚与委蛇、杭人卖橘耳。
现今社会矛盾之深，已经无可调和，一如回到毛泽东末期。温家宝说“人亡政息”，不是危言，恰是写照。细品温家宝的“政治改革”，可以说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无非临危受命，力图“继绝世、举废国”而已。无奈故伎重演，终究黔驴技穷。人性最大之弱点，莫过于稍得喘息，便故态复萌。“开放”亦好，“政改”亦罢，说到底，就是将国家和民族，驱入一条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在原地踏步，乃至愈陷愈深的陷阱。中国人民刚走出困境，便要落入陷阱，尚徒添迷思耳。
能统一国家的，或者维系国家统一的，不是英雄，充其量枭雄而已，等而下之者，或为狗熊；惟能引领国家走向民主的，才是民族的真英雄。现代中国，乃周之旧邦，不合时宜久矣，不可能再走“中兴”之路，以图维系旧业。温家宝3月14日记者会上说“把希望寄托后人”，虽是忧愤之叹，或为肺腑之言，却祇说对了一半。
四、中国命运之光明
要想给社会减压，你可以制造“内斗”，亦可以对外反动战争。然而，这些都是“敲边鼓”的把戏，“主角”不能躲避，到时候一定得粉墨登场。而“开放”、“政改”皆非“主角”。可叹中国破窑，钜变在即，人犹粥粥矣。盖中国有“合久必分”之固有基因，根本不须外力介入，必将自行涅槃重生。当然，涅槃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所谓的“代价”无非是：必类以日本疆域之规模，重温“五代十国”、“划江而治”的美好历史辰光！毋惧也，纵横观看历史，国力相埒的小国间，每能和睦相处，人民安居乐业。何况那还祇是封建旧制。“合久必分”好啊，真是哀了王权，福泽人间。
中国破窑，早已腐朽破败，即使能“正常运转”，亦是嘎嘎作声。如果再出现“内斗”或“外战”式的“敲边鼓”折腾，可笑立刻就得散架。别说“敲边鼓”大折腾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能促成社会急速转型。所谓风流云散，一别如雨矣。
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皆中国，五胡乱华皆中华。中国若不能解决好内部的民族问题，还奢谈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以现存之政制国体，要想解决民族问题，犹如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中国历来斗得最凶的，还是汉族内部。如果连本民族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好，遑论他族？这是国体的癌症，宜与躯体共存亡。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中央极权，劣迹斑斑，几十年如一日，未思进取。这就为国家的行进轨迹提供了充份的社会基础。
中国既不能维持集权大国之地位，又不能走上民主大国的坦途。必然得退一步，方才天宽地阔，宜以众多小区域作为过渡，从小民主逐步走向大民主。当今世界，国不在大小，惟在政制国体。彼集权者，念兹在兹国土之大小完整（试问何谓“完整”？以何为基准），不知今夕何夕，犹念守制祖坟，以死人剥夺人民的幸福权利；而民主国家，皆睦邻友邦，幸福人世，何言大小之有哉？梵蒂冈不是国中之国、蕞尔小国吗？它在联合国照样有发言权。美国的最小州罗德岛，不是跟广袤的阿拉斯加州平起平坐吗？——它们在国会参议院都是两张门票。
五、中国命运之基础
莫此谓予危言耸听也。前不久，重庆的“唱红打黑”已稍成气候，实则为分裂造势，即其一端。近日广东提督汪洋，更语出惊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言下之意，首先肯定民意至上，次则晓谕：今后不必再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红歌了。前有乌坎村村长直选；后又规定“裸官”不得担任要职；顷闻深圳各级工会例行直选，此皆付之实施。予观夫汪洋之言行，与其说是为“锐意改革”仗义执言，毋宁视之为替“解除共产集权”鸣锣开道。此与温总之“政改”哀歌，不可同日而语矣。汪洋言早四十年，被枪毙的就不是遇罗克，而是他了。而今他是方面大员，呼声日隆。此即其二端也。
汪洋渊源，尚可追溯。1979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直言不讳：“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言毕，即“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习仲勋就办起了深圳“特区”，果然有所斩获。所谓“特区”哉，即“国中之国”的代名词、“江西瑞金”之现代版也。有谋略者每敢为天下先。习仲勋后被誉为“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之人。而十八大候任书记习近平，即其次子也。至于“上海帮”打造的“长三角”，早已是独立王国，或可称其为三端。其他的，诸如西藏、新疆、内蒙、云贵、东北……，皆不胜一一罗列繁言。一台中国之前景图，早有雏形，呼之欲出。此真乃国民之大幸不邈也。
中国历朝大国帝王，权力无涯，气焰嚣张，国愈大，统治者愈是穷奢极欲，背离人民愈远。哪个皇帝都不愿分国亡国，不愿自裁煤山。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积重难返，必按其固有规律行进，狂澜实非人力所可挽。现在的中国，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无论你是否愿意面对，车轮滚滚，必定朝前。大国大国，彼烝民也，大国于我何加焉？国愈大，赋徭愈重；庙堂愈高，草民愈贱。反之，国小则能民富。小至小国寡民，方是乐土。倘若小民得以隐居深山，山高皇帝远，帝力不及，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此即“还政于民”之真谛也。大国的风光，祇写在帝王的颜面上，帝王要想稳坐江山，必设骗局，巧言令色，力图将“天子”的图腾强加于斯民。人民上了当，正是帝王之洪福齐天也。可现世新纪，民智已开，还有谁会甘愿上这个当的？
从二月份王薄事件以来，中国官场之腐败黑暗，悉数曝露民间。中南海之发声，明显地五音不协，其中至少存有两路人马。这就像一对夫妻，同床异梦，干戈不息，已有长久历史，惟不宣之邻户耳。现祇待天明，就去民政局登记仳离，然后挟带民脂民膏，即可越洋潜逃。那是瞬息万变的事。现在高层已经脚底抹油，请问，中国广大的劳苦同胞，是否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还没有，那就请想一想，一日近万起的群体维权事件，已经无法稍减。维权方风起云涌，维稳者心劳日拙。近闻89六四纪念日临近，5月28日下午，贵阳民众在人民广场上打出两条横幅（见下图），高调纪念六四，并呼口号“打倒独裁专制”。历时凡两小时，当局装聋作哑，竟然不派一兵一卒出面干预，为近年来所未见。如果我们从这里想开去，变天的思想准备自然就如天外来鸿，固不必喜极而泣耳。
中国之命运，于昭于天，惟仰首观之而自明。
201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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