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公有奴隶制下的特权阶级(1)
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徐世奎，最懂得他的身份和如何扮演在这种特权群体中的角色。他非常明白，他只能在中国专制下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才能取得归于自己的那份待遇。他明白，同历朝历代的传统封建专制的统治者相比，他的地位和财富占有，有特殊的形态。
在他管辖下，分布在三坡夹两沟足有两千亩的旱地，以及谷底的五百亩水稻田，上百头大小牲畜，在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公有财产，但是没有主的财产，是根本不会有的。抽像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是无法运行并保存下去的。
实际上，农六队所有的生产活动的指挥权，基本上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日常安排两百多号劳动力的苦役，决定什么时候从事农耕，什么时间新修水利，什么时候安排通知场部的拖拉机来翻耕土地，什么时候买什么化肥，饲料种子和农药，怎样分配所收的农副产品，蔬菜瓜果，连什么时候把出槽的肥猪送给场部等等全都要经过他的批准，或直接由他定夺。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队长，实际上是这个小小农场的主人。
（一）特权(1)
不过，权力形成的过程中不断翻新的运动，使他养成了按规矩办事的习惯，他明白弄得不好，“走资派”的帽子可以随时套在自己头上，丢官不说，还要使他倾家荡产，被人抓住政治上的把柄，抓进监狱使他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必须按中共中央的规定办。他可以任意地奴役和驱使两百多号劳动力，但必须表现他的忠于职守；在政治上，他只要严格管住自己的嘴，从不产生与组织相悖的丁点想法，不说任何有迕党中央的话，不做任何规定之外的事，也不超越他的党给他的那份待遇，虽然，他的组织发生最高权力的交替，连他自己都捉摸不定。
在平均主义低工资的标准下，他过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农场的普通员工。1969年他把老婆孩子以及丈母娘从偏辟农村里迁到这里来，一家四口凭他每月仅四十元钱的工资，过着应有就有的日子。
举一个同样一家四口，工资仅比他少六元一个月的高士清一家作一对比，高士清的一家四口，加上一个能干勤劳的老婆金梅拚命的干活，还不能维持一家人最穷苦的生活，1964年金梅大闹管教科，是在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被逼着为生存而发生的，便足可勾画出普遍就业人员的穷愁潦倒，金梅带着孩子要上邓扬光家讨饭吃的悲剧，是农场里尽人皆知的事。
然而同样四口之家，同样工资收入的徐世奎，却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住着两间一厨的套房，按照国家的标准只收了每月五角钱的象征性的水电房租，房间里装修用的高档木料，油漆得光亮亮的家具，都按场部的内部价格支付。
毛泽东那个全民穷人的年代，特权者的福利待遇是按照“供给制”的标准供给的。一家人的伙食除了按国家定量的粮食、布匹之外，每天所消费的蔬菜肉类油类统统按内部价格计算，中共这种“内部”价格的供应，是特权的人们才能享受的待遇！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符合商品社会公平交易原则。
我在这里无法列举徐队的所有经济活动，仅仅列举了公开暴露的部分。
至于徐队还要经常在家里款待周围的生产队长和厂部的同事们，吃酒划拳，馈赠亲友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与以报销，虽然六队名义上并不属于他私有，但只要他没有违忤他的组织，在任期内，可以支配他所管辖下的任何物资。
他可以以工作名义报销额外开支，这些开支根本是他的那点工资无法支付的；他可以从一个队调到另一个队去当队长继续维持着他的权力。
中共公有制，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小集团，占有表面属于公有，实际上属于一批人私有的经济，这是毛泽东想建立的初期专制社会经济基础。
每天早上他都站在监狱的大铁门边，看着一个又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作业组，心中马上盘算起每一个组今天的作业地点，检查各组在出工时是否做好了今天劳动的准备，带上该带的工具，种子和化肥。
在铁门边最后送走了蔬菜组的组员，便叫住了从岗楼里出来的夏守愚，问当天驻军要他送什么菜，叮嘱他必须在九点钟准时把菜办好给他们送去。
同时还将一只早已准备好的菜篮子交给他，要他在办老管的菜时，顺便也带办他家一天所需要的菜蔬。(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