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10日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渴望有尊严地活着，但在共产党和纳粹掌权的国家，面对权力，除了独裁者，所有人的头都是低着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有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有权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政治贱民，就更无尊严可言了。 ——题记
1933年7月底，德国犹太人运动员弗瑞茨•罗森菲尔德在被纳粹当局开除出他组织建立并管理多年的体育俱乐部后自杀。8月1日，官方杂志《先锋》发表文章欢呼雅利安人的这次胜利。文章说：“罗森菲尔德被排除出体育俱乐部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在德国的体育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位置。”
1934年夏，《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一书出版。这本由柏林冲锋队体育领导人布鲁诺•马里兹写的书被送到了德国所有的体育俱乐部。书中赤裸裸地写道：“在我们德国的土地上没有犹太人体育领导人和他们的朋友的活动之地。”
犹太人被排除出的何止是体育界！从希特勒掌权的那天起，他们的厄运就开始了。如果说在这之前德国对犹太人的敌视和迫害还只是一种零星现象的话，那么希特勒的上台则标志着反犹在德国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
1933年3月28日，纳粹当局宣布了对犹太人商业的全国性抵制。4月7日颁布的《恢复职业公务员法》规定：“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办理退休手续。”4月17日在这项法律的第一号实施令中对“非雅利安人”的概念作了如下解释：本人或其父母、祖父母一方为犹太人者即属非雅利安人。这就是著名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即为犹太人”的命题，它立即导致了约2000多名犹太公职人员如律师和教师被开除。随后，各个行业都制定了相关法令和条例，将从事法律、医药、新闻、教育、电影以及艺术等工作的“非雅利安人”清除了出去。日尔曼人最初被警告，然后被明确禁止在公共场所与犹太人在一起。
1935年9月15日，纳粹国会通过了《纽伦堡法》(又称《种族法》)，反犹运动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该法规定“只有那些拥有日尔曼或雅利安血统的国民才是德国公民”，明确剥夺了犹太人和部分犹太血统的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沦为了“属民”。这个法律还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禁止他们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仆。
此外，生活在第三帝国的犹太人不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连日用必需品也得不到。在许多地方，他们要买食物都感到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在副食杂货铺、肉铺、面包铺和牛奶站的门上，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许多地方，犹太人甚至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药房不卖药给他们。旅馆不让他们投宿。常常是，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有“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维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急转弯！犹太人每小时75英里！”
可见，由于纳粹当局推行的一系列种族主义政策，德国犹太人在惨遭大规模种族灭绝之前，就已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备受欺压凌辱，毫无尊严可言，完全沦为了身处第三帝国最底层的政治贱民。他们甚至被骂作“犹太猪”。
共产党当权后也人为制造了大量政治贱民，比如中国的“黑五类”。
如果说纳粹看重的是人的种族属性，那么共产党看重的则是人的阶级成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大事。要搞阶级斗争，就要先给人划阶级成分，定家庭出身，所谓“黑五类”，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又新增了四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和特务，合为“黑九类”，通通属于被打倒和横扫的“牛鬼蛇神”。实际上，“黑五类”和“黑九类”的子女也被称为“黑五类”和“黑九类”。因为都带一个“黑”字， “黑五类”跟“黑九类”有时又被统称为“黑类”，
在毛泽东时代，不管你是“黑五类”还是“黑九类”，只要跟“黑”字沾了边，你就和纳粹时代的“犹太猪”一样沦为最底层的“贱民”了，不但入党、提干、参军、招工等等一切好事均与你无缘，而且谁都可以欺负你，把你踩在脚下。一如当年那首流传甚广的《牛鬼蛇神歌》所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念白）：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念白）：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就说现任中共常委习近平吧，论地位他是当下中国最有权势的九个人物之一。如果不出意外，明年的中共十八大开过之后，他就是中国的“老大”。可在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时代，因为其父习仲勋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他也曾是“黑五类”的子女，一度也当过贱民。
习近平在他所写的一篇题为《我写过十次入党申请》的文章中告诉我们，1969年，他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他刚下乡的时候，那里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剩他一人还继续呆在当地。那段时间，他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但由于“黑五类”子女的身份，九次都未获批准。直到最后一次才好不容易被批准。
没多久，清华去延安招生，想上大学的习近平又遇到了麻烦。他在文中回忆说：“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显然，要是没好心人给开这个“土证明”，清华的门习近平肯定是进不去的！
当年有过类似遭遇的又何止习近平一人？！胡锦涛的父亲不也曾是“坏分子”么，以至于他去世后，胡从遥远的青海回家奔丧，在县城想请客吃饭都没人理。前总理朱镕基是右派。刘少奇一家和邓小平一家，更是“文革”中最黑最高的“黑五类”。还有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精英和学术大师，当年有几个不是“黑五类”？
或许有人会问，毛泽东时代中国到底曾有过多少“黑五类”？官方资料称，曾有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 50多万名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测，“黑五类”的子辈和孙辈是“黑五类”的5-6倍，因而受“黑五类”牵连的人数超过1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5%。其实受“黑五类”牵连的不止是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近亲也是受牵连者。焦国标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的家乡（河南开封）那时有‘四大亲属’之说，具体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个人，如果他的这四大亲属成分高（是黑五类），那么他在升学、招工、招干、寻（xin）媒、当兵、当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等方面，都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黑五类牵连的绝不止超过1亿，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干净’”。
伴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黑五类”已成为历史，但政治贱民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彻底消失。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暴乱分子”、“邪教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等等，不就是“黑五类”在今天的翻版么？不就是改革开放时期新一代的政治贱民么？
从根子上说，纳粹和共产党之所以热衷制造政治贱民，其根源之一在于他们都奉行敌我分明的意识形态。纳粹鼓吹种族主义，共产党信奉阶级理论，表面上看这两种理论内容并不相同，但内在逻辑却惊人的一致，都是敌我二元论，都认为社会是由敌我两大阵营构成的，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敌对一方阵营的人，不但应该被打倒在地，毫不留情地剥夺其公民权利，甚至可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种逻辑必然导致一系列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从而把社会分割成界线森严的不同等级，“犹太猪”和“黑五类”就是这么产生的。
本性都好斗是纳粹和共产党热衷于制造政治贱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要不断地进行斗争就得一直有敌人。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划分敌我更便于进行斗争呢？！当年，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要将犹太人灭绝，他不就曾明确回答说：“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物件，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物件。”共产党也一样，要是没有了阶级敌人，他们也会把这样的敌人再人为地制造出来。所以，只要纳粹和共产党掌权，必定就会有政治贱民。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渴望有尊严地活着，但在纳粹和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面对权力，除了独裁者，所有人的头都是低着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有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有权者尚且如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政治贱民，就更无尊严可言了。这样一个人人没有尊严，都在屈辱中活着的世界，与地狱又有何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