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26日讯】年少时读书，梁士诒总是大反派形象。袁世凯称帝，他是帝制祸首，遭通缉，后来又“亲日卖国”，借日本人的钱修铁路，出卖国权。仅这两个罪名，便足以让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从翻身。
后来再读书，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才知梁士诒并不简单。这位“梁财神”是晚清民初少有的理财能人，他创办交通银行，首创交通系，在金融方面极有建树。他也有“二总统”之称，曾以总统府秘书长之职，掌管实权，是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至于前面所提的两大罪名，以史料观之，也有可商榷之处。
其实，能在那个纷乱时代里留名的人物，有几个是酒囊饭袋？当这些被阶级史观遮蔽的故人，一个个亮出真容时，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跌宕。
自驾车去佛山三水梁士诒故居的那天，我一边开车，一边感叹世事无常。梁士诒有才，也曾呼风唤雨，但他这一辈子，就像曾被长期歪曲的身后事一样，有点“倒霉”。
他人生第一次倒霉，是在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之时。戊戌变法后，慈禧因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也恨上了广东人。偏偏梁士诒不但是广东人，还与梁启超同姓“梁”，名字中的“诒”字又与原名“祖诒”的康有为一样。加上有人因与主考官张之洞不睦，向慈禧进谗言。结果这位原本的一等第一名成了“梁头康尾”，变作慈禧眼中的康梁同党，不予录取。后来，他又在政坛上几起几落，甚至一度逃亡。
他的故居在佛山三水白坭镇岗头村，建于1913年，原是其“勋爵府”，十分豪华。
小村是典型的南粤村落，极为古朴，目前仍保存大量民国建筑。1869年，梁士诒就出生在这里。他二十岁中举，1894年在殿试中得二甲第十五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循“正途”步入官场。在旧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可以光宗耀祖的康庄大道。直至1903年，他参加新设的经济特科，才发现自己受了康梁二人“牵连”，这条路似乎不太好走了。
但所幸的是，他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被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他亦极有能力，并扶摇直上。1906年，因其对经济和洋务的了解，得授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1907年任京汉、沪宁等五铁路督办，经营有方，使得铁路盈利剧增，赢得“五路财神”的美誉。后任交通银行帮理，主持创办交通银行，并兼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的邮传大臣。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并被授予“勋二位”之爵衔。正是在此期间，他的“二总统”之名不胫而走，风光一时无两。
也就是带着这个“勋二位”的爵衔，他于1913年3月携妻妾子女返回佛山三水，为父亲祝寿。据载，那一年是梁士诒父亲梁知鉴的七十寿辰。曾有人回忆，当时的喜宴极为铺张，梁士诒一行达数百人，包括仆人丫鬟等。为办此宴，还设了个总务科，出入证也分红黄青白等几种，级别不一，均为缎制。
那时，这栋勋爵府亦刚刚落成。《白坭镇概况》中有关于此宅的描述，指这座勋爵府“集园林、祠堂和书舍于一身，正中为传统的岭南两进院落，前后殿均用硬山顶风火墙，在檐柱与山门墙之间有两组镂金横梁木雕，皆为高浮雕古装人物故事，瓦脊灰雕花鸟、山水或动物。前殿门前有石狮一对，威武传神。祠堂西面是园林式庭院，院前有小桥流水与天井相通，天井小池有石山，十分幽雅别致。东面为两层的小姐阁和‘海天书屋’，屋内陈设以及金木雕屏风和五彩玻璃窗门都十分精美。”
我还查到一段资料，也是对梁士诒勋爵府的记载，而且应为梁父寿宴时的景况，指其豪华无比，“内堂有神台，上挂高约二丈的八幅寿屏，厅内有20多张八仙桌，陈设多样玉器、金器（有金碟、金柚、金桃、金橘、金筷等）、康熙年制蓝花瓶、毛皮寿幢和麝肘喜帐。堂上高挂袁世凯、徐世昌和陈炯明所赠的大寿帐。还有一座外国人赠送的进口自鸣钟和留声机。家具有红木罗汉床、太师椅、贵妃床和紫檀木沙发床，还有用越南鸡鹅草木做成的大圆桌等。”
这些资料中所说的一切，如今都已无从得见。我到访前曾有顾虑，因为按照记载，这个市级保护单位因常年失修，十分破旧，而且因为无人居住，又缺人管理，只能大门紧锁，权作保护。所以，我已做好了吃闭门羹并绕墙一周的打算。
但眼前景况却让我有些意外之喜，只见院门大开，青砖墙虽斑驳，但院内并无传说中的杂草丛生等景象。我走进去后，亦无人阻拦，倒是有乡民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来参观。原来，紧闭大门的方式并不足以保护这处故居，所以村委会也学习大城市中名人故居的经验，以用代养，由村委会在此办公。因宅院占地极大，村委会仅占了一个小院，正中的大厅则变成了一个小礼堂。若我早来一两年，恐怕就无此运气能入内参观了。
院内有两只石狮子，还有假山、砖雕等，可惜摆放假山的水池已不再是传说中的活水池，水面布满青苔。最值得一提的是大门的门槛，高近半米。在旧时，门槛越高，便意味着主人身份越高。
有趣的是，我曾在资料中查到，院内还有一棵南洋杉，据说为梁士诒亲手栽种。资料中还说，文革时，梁士诒受批判，此树开始枯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士诒的历史地位又获肯定，这棵树便枯木逢春。可我眼前的境况却非如此，树倒是仍在，相当高大，但有残缺，断裂近半，几段横截面散乱地跌在院中。乡民说此树先被白蚁侵蛀，又曾遭雷劈，地上那些横截面便是被劈下来的部分。
想来，那些传说啊天意啊，终是后人穿凿附会吧。历史人物的功过与点滴，自有自己的呈现和流传方式。
梁士诒于1949年后被批判，成为历史教科书中的反面人物，是因为“帮助袁世凯恢复帝制”和“亲日卖国”两大罪名。按照传记《梁士诒》作者李吉奎的说法，前者为真，后者则是被诬陷。
也就是在这座勋爵府建成、梁父七十岁寿辰过后，返京的“二总统”梁士诒被卷入了袁世凯称帝一事中，在袁世凯死后更是成了帝制祸首之一。不过，对于这位曾提携自己的老上司谋划称帝之举，梁士诒起先并不赞同。但袁世凯何许人也，据说，他操纵国会所发动的“五路大惨案”，便是借打击赵庆华等交通系成员来警告身为交通系首领的梁士诒。而梁士诒在官场混迹多年，最讲究进退之道，为图自保，便参与其中。
袁世凯死后，他以洪宪祸首之名遭通缉。但少了这位财神，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始终不佳，让他重新出山的呼声颇高。1921年底，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此举亦得到奉系的首肯。
这是他仕途的顶峰，但同时也导致了他人生中第二大罪名的出现。
当时，直系并不同意梁士诒组阁。尤其是直系主心骨吴佩孚，更是对梁士诒极其反感。而且，北洋政府的形势极其复杂，内阁一直如走马灯般更换，梁士诒已经预见到了困难。在上任后，他曾致信与他同为广东人、且是本家兼好友的梁启超，表示“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藉以启导朦昧，免蹈歧趋。”
但形势错综复杂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像。他一上任，吴佩孚就以胶济铁路一事大作文章，指他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在胶济铁路问题上让步，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这是卖国之举。吴佩孚为此连发通电，以他“吴秀才”的功底，电文都是亲自执笔，文章做得慷慨激昂、行云流水，比如1922年1月12日的电文，开头就是“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其后还有“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如“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类乎”之类的句子，实在是等同于指着人家鼻子问候祖宗十八代，堂堂国务总理被这样骂法，还真颇为可怜。
不过翰林出身的梁士诒，确实修养极佳。面对各种辱骂他的檄文、通电，他并未大发雷霆，也不予回复，还称吴佩孚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但吴大帅仍未放过他，还讥讽他“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吊诡的是，梁士诒到底有没有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并借款，目前来看仍没有确切答案，成了历史的谜。按李吉奎的说法，梁士诒当时提出的是“借款赎路自办”，但政敌却加了个字，变成了“借日款赎路自办”，然后借反日风潮之机，煽动人们的爱国情绪，以打击梁士诒。
这个说法是不是事实？亦没有定论，不过按如今史学界说法，恐怕是最接近事实的一个。不过，不管冤还是不冤，梁士诒都因此事而黯然下台，托病南下。不过，他的目的地不是家乡，而是客居多年的香港。
佛山三水的这处勋爵府，他其实甚少居住。不过，村中老人们提起“大官梁士诒”，还是会点头称道，十分淳朴。也正因此，尽管抗战时曾被日军征用为马厩，又曾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这处故宅仍大致保存。据说，在那个疯狂年代里，“天高皇帝远”的白坭镇岗头村村民们并没有批判过这个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大官”，更没有做出拆房扒坟之类的恶事。
不过，在那个风雨年代里，能够不予摧毁，已属难得，妥善保护自是无法指望。而且，这些年来为迁就村中建设，这栋宅院亦“牺牲”不小。比如有村民告诉我，故居大门前原有一个私家公园，现在已被辟为道路，还建了民居。他还指着一棵大榕树，告诉我那是当年公园内的树。另外，院内的骑楼等处，都有被侵蚀的痕迹。家俱更是稀稀落落，据说不少早已流落海外和民间，还有大量于文革时丢失，其中不少可算是珍贵文物，白坭镇政府也取走了几十件进行保护，目前能看到的，只有一张睡榻，还有茶几圆凳等。至于颇有名气的“海天书屋”，即梁士诒的书房，也已不见踪迹。唯一可见旧日奢华的，是大厅门廊左右横档上的木雕，极是精致。此外，主楼的二楼走廊和大厅都用了带花纹的瓷砖，如今看来自是不奇怪，但旧时必须通过进口才可得到。窗户所用的蓝色玻璃亦是进口琉璃，那年头绝对是让乡民们大开眼界的新鲜玩意儿。
梁士诒带给乡亲的并非只有这些新奇玩意儿，也并非只有衣锦还乡的炫富。早在1894年和1901年，他就曾两度回乡讲学。他倡导学生“学归实用”，除经史之外，还要学习地理和政治等课程，此外还自掏腰包，为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学金。1910年，他又返乡捐建了岗头职业学校。此外，他还曾主张“创立农事试验场，遵依总理民生主义，以实验指导农民，以水利灌溉瘠田，以肥料分化品物，以良种分赠佃户，以旱地改种水稻，以更新改换旧植……”以促进家乡农业生产。
回馈家乡的人很多，但在那个年代里，提倡“学归实用”的有远见者却不多。大多数人恐怕还是捐点钱，办个学堂，继续让孩子们读经史子集，日后参加科举，谋个出身。梁士诒却不一样，这位循科举考试正途，成为翰林（可算是旧时的最高学历）的士子，并不只靠四书五经立身，而是更希望实业救国。他身上也有着广东人特有的实干，实在而不空谈，也正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少见的经济干才。
晚清时，中国铁路多借款兴办，受外国银行掣肘。1907年，梁士诒奏请创办交通银行并承担筹办实务，这个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银行就此设立。它不仅仅有助于铁路建设，也解决了不少财政问题。“梁财神”之名号，便于那时不胫而走。如今说起“交通系”，有人误以为那是什么“反动组织”，其实不然。当年梁士诒创建交通系，其中不乏经济干才，如铁路、银行、煤矿、轮船等新玩意儿新产业，都在这群人的手中玩转。
梁士诒的实干与实在，也体现在生活中。如他的女儿出国求学时，他告诫道：“命汝等往外肄业，欲汝广见闻，习家政女红及烹饪，归以补吾国之不足，勿只学得几句外国语言，归以骄人也。慎之慎之”，可见那“学归所用”的思维，也贯穿于其家教。
《三水文史》还记载，这位财神爷对吃穿都不讲究。他还认为“丈夫四海为家，国事方殷，谋生无定所”，所以并不置业，走到哪里都是租房或借住，唯一物业便是家乡这处勋爵府，还是他父亲负责操办的。而且梁士诒一生起起落落，又曾多次执掌财政大权或各种“肥缺”，如铁路与银行，挑他毛病者大有人在，可谁也没能查出他有什么经济问题。
香港学者苏文擢曾编纂《梁谭玉樱居士所藏书翰图照影存》，其中整理了梁士诒晚年时常伴左右的小妾谭玉樱提供的各种资料。当中亦提到梁士诒生活简单，决不奢靡，积蓄也不多，所以涉及家中财务分配时，梁总是极为细致，生怕浪费。书中还写到，梁士诒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子女也争气。如长子梁定蓟海外留学归来，投身父亲所创的交通银行，银行高层许以月薪百元，梁氏父子均表示拒绝，表示只愿接受月薪二十元的练习生职位。
走出梁士诒的勋爵府，开车走上一段路，再步行上山，便到了其墓地所在处。1933年4月9日，梁士诒病逝于上海，时年64岁，家人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安葬。坟墓位于半山，为圆形，被参天大树环绕，前面有碑亭，还有一个石牌坊。牌坊正面题有“梁氏佳城”，背面则题有“将相联辉”，执笔者都是民国时代的大人物。前者是梁士诒的得意门生、广东番禺人叶恭绰，此人曾任交通总长、财政部长，也是交通系干将，亦是当时最知名的书画大家之一，后者则是曾任国务总理的皖系巨头段祺瑞。文革时代，举国挖坟破四旧，无数历史名人被掘墓后曝尸荒野，梁士诒这个被定性为“帝制祸首”和“亲日卖国”的反面人物，坟墓竟未遭破坏，亦可见民风之淳厚。
据说，梁士诒临终前曾对家人说：“余一生所负毁誉，不可胜计，向不置辩。自信世界上必有深知我者。”吴组缃亦曾说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此评价委实不虚。这位难得的经济干才，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几起几落，犯过大错，也吃过大亏，身后又因时代需要而被“定性”，但在铁路、银行等领域的成就，终不是任何人可以抹杀的。
文章来源：转自“大家”网站作者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