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八 “衣锦还乡”
归故里 遭逢土匪（一九五零~一九五一年）
（接上16）
一路上，母亲心里一直在猜：宜宾会是什么样？它的山像三峡两岸的山那样高耸险峻吗？宜宾有电灯、戏院吗？当她随我父亲一步步进入城内时，她惊喜地发现来到了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
宜宾坐落在山坡上，俯视着清、浊两江汇流处。一层层随坡逐渐登高的房舍闪烁着灯光。在母亲眼里，这些房屋由泥砖和竹子组成的墙，还有薄薄的、月牙似的屋瓦是很别致，比起东北那些需要抵挡风雷隆冬的石墙和厚重瓦块，显得轻巧花俏。透过薄雾，她能看到远处群山上的一间间小竹屋，点缀在暗绿色草坪上，周围环绕着樟树、水杉、茶树和竹丛。她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来到一个如诗般的地方，而且我父亲还让他的警卫扛上她的行李嘿！这座小城不像她所经过的许多城市村庄那样饱受战争破坏，驻防的七千国民党卫戍部队不战而降。
父亲现在住在一处优雅的大院内，是新政府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我母亲也随他住了进来。这里的花园长满了她从未见过的亚热带奇花异草：楠木、木瓜树和芭蕉丛。地面上覆盖着翠茸茸的青苔，水池里金鱼在嬉戏，甚至能透过碧清的池水看到一只卧底的乌龟。父亲卧房有一张双人沙发床，母亲从没睡过如此柔软的床，东北都是硬邦邦的砖炕。宜宾没有严寒，一床薄被子就能过冬了。这里也没有东北的北风和满天黄沙，再不需要纱巾遮脸了，水井没有盖子，一根竹竿总插在井里，系着一个汲水泊桶。人们把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斜支着，在上面用棕刷刷洗衣服。这洗衣方式在东北也是不可想像的，因为衣服不是马上冻成冰块，就是盖满灰土。母亲生平第一次每天都能吃得到米饭和新鲜蔬菜。
随后几个星期算是我父母真正的蜜月期。第一次他们住在一起，不被批评为“爱情至上”，周围的气氛是轻松的，共产党为迅速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父亲的同事不再要求夫妇只能在星期六晚上一起过夜了。
两个月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宜宾被共产党占领。父亲六天后到达，他被任命为宜宾县委书记。全县人口超过一百万，十万人住在政府所在地宜宾市。父亲和一百多名在南京参加革命的学生同船到达。轮船首先停留在宜宾城外江对岸的电站旁。共产党在这里有一个地下据点，相当活跃。几百名工人聚集在码头上欢迎我父亲一行人，挥舞着纸做的五星红旗，高喊欢迎口号。因为地下党没见过正式的国旗，结果五颗星的位置被画错了。
父亲和一位男共产党干部登岸发表演说。工人们听到他用宜宾方言讲话时，都高兴得笑了。另外引人注目的是，他戴着一顶红军时代的八角军帽，看上去与众不同。随后他们过江入城，此时父亲已离家十年了。他非常爱他的家庭。想念他母亲。他曾从延安写信给最喜欢的小妹，叙述他的新生活，希望她有一天来延安加入他们的行列。由于国民党加强封锁，断了音讯，这些年来，父亲的大家庭甚至不知道他还活着，他们想他想得流泪，跑在菩萨面前祈求保佑他平安无事。有一天，他们突然收到我父母在南京的合影照片——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得到他的消息。他还附了封简讯说，很快就会回宜宾了。他告诉家人他先前已改了姓名，叫“王愚”，意思是诚实无私得被人们认为像个傻瓜。现在，他改回姓张，出于对“愚”字难舍，因而定名为张守愚。
十年前，我父亲离开宜宾时，是个饥肠辘辘被人欺负的学徒。十年后的今天，他以本城、本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身份回来了，而且年纪还不到三十岁。这可谓是“衣锦还乡”。他的大家庭觉得很是荣耀。
他们听说过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奇谈怪论，因而渴望看看十年后的他变成什么样了。重逢之时，父亲喜不自禁，无拘无束，孩子似地快活大笑。他没有变！他母亲最初的担忧消失了，沉浸在幸福中。中国人不习惯用拥抱亲吻来表达感情，只有盈眶的泪花表示出他们内心的欣喜。父亲的小妹妹一边活泼地抚弄着自己的长辫，一边兴奋地和阔别多年的哥哥交谈。每当她想强调她的话时，就歪着头把辫子甩到肩后，父亲看到四川女孩特有的顽皮姿态时，不由得会心而笑。十年北方的严峻生活，使他几乎忘却这些爱娇的举止。
祖母一件又一件地告诉父亲他去延安后大家庭发生的种种事情。讲来讲去，最后讲到她的大女儿。祖母曾在重庆依靠大女儿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女儿的丈夫已去世，留下了一些土地出租。当时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传闻甚多，家里担心她被划成地主，分掉土地，失去生活来源。妇女们更是忧心忡忡：怎么办呢？她将来靠什么为生？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办事？
父亲按共产党的说法作了解释，妇女们还是疑虑重重。他一时又急又委屈，就说：“我日夜盼着今天的团聚，和你们分享我们的胜利，共产党当然会公平办事，老百姓不会再受苦了。你们要高兴才是，可是你们就是不放心，尽往坏处想……”说着说着，他突然哭了起来，女人们也都哭了。父亲的泪是委屈的泪，家里人则是对未来不知所措。
祖母住在城边一所大而雅致的老宅院里，这是她丈夫遗留给她的。房屋分上下两层，木制结构，油漆粉刷得很漂亮，有院墙与小路隔开。房前是花园，屋后有梅林。每逢开花时节，空气里飘逸着浓浓的香味，密匝的翠竹满布庭院，使老屋显得幽美而神秘。院内整整齐齐，屋里窗明几净。家具由紫檀木制成，暗红发亮，古色古香。我母亲一到宜宾就爱上了这座张氏老宅。
母亲拜见我祖母是件大事。按传统，已婚妇女的顶头上司是她婆婆。她必须完全服从，忍受婆婆的挑剔和专横，待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她就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媳妇。“解放媳妇”是共产党的重要政策之一。许多传言说共产党媳妇桀敖不驯，会骑到婆婆头上作威作福，大家提心吊胆地等着看我母亲会怎样行事。
登门那天，庞大的张氏家族聚集在祖母的住宅。母亲一走进前院门，就听见人们在低声嘘嘘：“她来了！她来了！”大人要孩子们静下来，孩子们却蹦来蹦去，想瞧一眼这位来自远方的共产党媳妇。
当我父母一起走进客厅时，我祖母坐在上方的一张雕花紫檀木八仙椅上。客厅内两侧对称地排列着同样的椅子，每两张椅子之间有个方桌，上面摆着花瓶或其他装饰品。这种传统的，规矩的摆设，增加了拘谨的气氛。母亲从两溜椅子中间走上前，看到她婆婆非常安祥的面孔、高高的颧骨，强像父亲，小眼睛、尖下巴、微微下垂的薄嘴唇。她很瘦小，眼睛半闭，好像在沉思。我母亲走到她面前跪下来，行三磕头大礼。本来这是很平常的传统礼节，但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会不会照规矩做。此时，整个大家庭如释重负，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们忙着向高兴的祖母道贺，“真是好媳妇！漂亮，贤慧、又尊敬老人，您真是好福气！”
我母亲为她的小小成就感到自豪。她和我父亲曾花了些时间商量此事。共产党废除“磕头”，认为它是封建余毒，有辱尊严。但我母亲坚持要磕这么一次头，让婆婆高兴。我父亲同意了，他既爱母亲，又想顺着妻子，特别是她刚流了产。此外，这次磕头也不同寻常，它向老百姓证明共产党是通情达理的。不过我父亲自己可没磕头，尽管大家都指望他也行此大礼。
我父亲家族的女人都是佛教徒。其中我父亲的三姐张俊英没有结过婚，特别虔诚。她带着我母亲对菩萨磕头，对新年期间供出的祖先神龛磕头，甚至对后花园的腊梅和竹林磕头。俊英娘娘相信枝枝花、棵棵树都有神灵。她要我母亲对竹子磕头十多次，祈求它们不要开花，中国人认为竹子开花是大灾大难的征兆。我母亲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玩，唤醒了她童年的记忆，给了她一个放纵顽皮的机会。每当我父亲有异议时，她就说这是改善共产党的形象。国民党说共产党要扫除一切旧习，而她让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这么回事。
我父亲全家对我母亲都非常好。我祖母开始时看上去有点拘谨，其实为人随和，很少说人不好，更从不挑剔。俊英娘娘的圆脸上有些麻子，但她的眼神是如此柔和，任何一个见到她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和她在一起，会感到十分安全和放松。我母亲不禁把我祖母、娘娘们与自己的母亲相比，她们不像自己母亲那么精力四溢，但她们的和善和安宁使我母亲犹如回到自己的家。俊英娘娘能烧美味的四川菜，北方单调的食物无法与之相比。我母亲虽是东北人，但她喜欢麻、辣、烫的四川风味，这些菜的名称尤其使她着迷 ：“麻婆豆腐”、“怪味鸡”、“香酥鸭”、“童子金鸡报晓”……我母亲常去张家大院和大家庭一道吃饭，窗外就是果园，结满了桃、李、杏。早春时节，果园是一片粉红色、白色的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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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很快被分配在宜宾县宣传部当干事。她呆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主要是下乡征粮。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让人们有饭吃——这已开始成为难题了。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堡垒，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四川前往台湾时，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陷在这里。在四川，共产党是先占领城市，而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装备尚佳的国民党军队仍占据着川南的大部分农村。绝大部分粮食掌握在亲国民党的地主手里。共产党的部队要吃饭，干部要吃饭，城镇居民要吃饭，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军队也要吃饭。他们迫切需要粮食。
开始时，共产党派人去买粮，只是许多大地主拥有私人武装力量，再加上国民党残留部队的支持，拒不卖粮。我母亲到达宜宾后的几天，一部分原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又拖枪叛变，川南发生了大规模暴乱，宜宾处在饥饿的威胁中。
共产党派出了武装征粮队，以机关干部为主，由武装士兵护送下乡征收粮食。当时几乎全体干部都出动了，整个宜宾县政府仅有两名妇女留守。一位即当收发、秘书，又整天坐电话机旁负责询问、统计各队征粮情况，另一位刚生了孩子。
我母亲有好几次下乡征粮。她的征粮队有十三人：七位干部、六名士兵。她得自己背背包、粮袋，再加上一把涂过桐油的帆布伞，征粮队徒步多日，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每到一个村子，他们就去敲那些最破烂不堪的门，找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向他们一遍遍宣传共产党将分给他们土地，为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然后询问哪家地主存有粮食。大多数农民向来对城里的官员存有戒心，许多人只模模糊糊地听说过共产党，而且尽是些坏话。我母亲迅速把她的北方口音改成了当地方言，很快和农民交上朋友。人们都信服她的话，也肯告诉她谁家有余粮。工作队打听到后，就登门拜访，要地主到指定地点把粮食卖给新政府。一些地主很害怕，工作队没费多少口舌，他们就交出了粮食。但另一些却向武装土匪报告工作队的行踪。我母亲和她的同志经常遭到袭击，每个夜晚都处于警戒状态，还得不时转移宿营地。
开始时，他们住在贫苦农民家里。后来得知，土匪一旦发现谁帮助过征粮队，就会杀掉他的全家。在发生好几次这样的残杀事件后，征粮队为了不牵连无辜的农民，就在露天、荒弃的寺庙、祠堂或小学校里过夜。
我母亲第三次征粮时，开始呕吐、头晕——她又怀孕了。她精疲力尽地回到宜宾城，想好好休息休息，可是她的工作队却又要出发。当时没有明文规定说孕妇该不该去征粮，我母亲也很矛盾，一方面她完全明白征粮的重要性，而且当时整个气氛是牺牲、奉献，为自己考虑是一种耻辱；另一方面，征粮必须随时准备与土匪战斗，要能够跑得快，而她连走路也头晕。她对五个月前的流产记忆犹新，很害怕在野外又流产，到时既无医生又无交通工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最后，她仍决定去，同行的还有一位孕妇。一天下午，他们在一家地主院子里准备吃午餐。房主在共产党来时已逃走，所有家当能带的已带走，不能带走的也被偷盗一空。齐肩高的土墙多已倒塌，院内长满了草。木门没有锁，在山风吹拂下嘎嘎作响。大家正在厨房里忙着，一个中年男子出现了。他一副农民打扮，穿着草鞋，宽松的裤子外围着一条土布围裙，围裙一角撩起掖在腰带下，头上裹着一条肮脏的白布头巾。他是来通风报信的，有一股有名的“大刀队”正向这里包抄过来，这些人特别急于捉住工作队里的我母亲和另外那位孕妇，人人都知道这两人是本县共产党高官的老婆。来人其实不是普通农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该地区的镇长，管辖好几个村子。大刀队要他合作，他就加入了，并成为其中一个头目。但眼看大势已去，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希望找到立功的机会，所以来通风报信。
工作队跳起来就跑，我母亲和另外那位孕妇跑不快，镇长就带她俩爬过塌墙，藏在一个草垛里。老炊事员忙着在灶房里包做好的饭，并把水浇到铁锅上，使锅冷下来好带来走。他觉得饭菜太宝贵，铁锅在当时也很难买到，都不能丢下。两名战士呆在厨房帮助收，催他赶快跑。当三人用布袋盛着饭菜，扛上铁锅从后门跑出去时，大刀队已从前进了院子，追上他们用乱刀砍死。由于大刀队枪支弹药少，看见工作队员在前面跑也无法射击，他们也没发现在草垛里藏身的我母亲和另一位孕妇。
后来，这支大刀队被击溃了，一些人被俘，包括那个通风报信的镇长。他既是那支大刀队的首领，又是“地头蛇”，这些罪名足以把他处死。但他报信给这支征粮工作队，救了两位孕妇和其他队员，又立了功。那时判死刑必须由三人小组批准。三人小组是由我父亲、那位孕妇的丈夫和地区公安局长组成。投票结果是二比一，那位孕妇的丈夫希望赦免他，我父亲和公安局长要判他死刑。我母亲恳求三人小组留他一命，但我父亲毫不动摇。他对我母亲说，此人正是知道工作队里有能留他活命的重要干部的妻子，才来通风报信。他不同于一般的人，死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那位孕妇的丈夫跟我父亲吵了起来，我父亲手拍着桌子大声说：“正因这件事涉及到我们的妻子，我们才不能宽大处理。如果我们让个人感情影响判决，新中国和旧中国又有何区别呢？”就这样，镇长就处决了。
我父亲的不妥协深深伤害了我母亲，照她看来，她欠镇长一命。我父亲不饶他，等于把她的命不当一回事。再说，他还救了别的工作队员呢！不久，我母亲的工作队又被派去征粮。她这时有强烈的妊娠反应，不断呕吐，整天累得半死。自从那次猛跑躲入草垛后，她时时感到腹部作痛。另外那位孕妇的丈夫决心不让他妻子再去了。他说：“所有怀孕的人都不要去，孕妇不能去冒险。”
但他遭到母亲上司米女士的坚决反对。米女士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女游击队员。她说她在打游击时生过几个孩子，整天跑路也没有小产。她还说，很多农家女都是在地上分娩，用镰刀割断脐带，很快就又下田工作了。我母亲知道米女士的一个孩子在战场上出世，部队走时不得不扔下，怕孩子的哭声给整个队伍带来危险。失去孩子后，她似乎想让其他人也都遭受同样的悲剧。她坚持要我母亲再次出发。那时参加革命的人结婚条件是“二八七团一”，因此任何怀孕的共产党妇女都是高级干部的妻子。如果她们不愿去冒险征粮，共产党怎能说服别人去呢？我父亲同意米女士的决定，说我母亲该去。
母亲本意也是要去。她虽担心流产，担心孩子，但她准备去赴死。她只是希望我父亲能反对她去，或替她说话，把她和孩子的安危放在首位，但她再次失望了，她丈夫放在首位的是革命事业。
接连几个星期又是翻山越岭和与土匪作战，几乎每天都传来征粮队员遭土匪折磨、杀害的消息。土匪特别会残害女人，一天，父亲一个侄女的尸体被抛到宜宾城门外，她被强奸后杀害，下身用刀戳得血肉模糊。在一次战斗中，一名年轻女子被大刀队捉住，这股大刀队又被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包围。于是他们把她绑了起来，要她大声向她的同志们喊话，开个缺口让大刀队逃走。但她却大声喊：“向前冲，不要管我！”她每喊一声，大刀队的人就用刀割下她身上一块肉，她就这样被凌迟至死。发生好几次如此事件后，共产党决定：女人一律不准参加武装征粮队。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