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三 “千金小姐”
我的世界（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
（接上25）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带我去“实验小学”报名。我身穿一件粉红色灯芯绒外套和绿色法兰绒裤子，头发上扎个粉红色大蝴蝶结。我们直接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教导主任及一位教师正在等我们。她们笑着迎上来，敬称我母亲为“夏部长”，把她当大人物看待。后来我才知道这所学校隶属我母亲管辖。
她们之所以安排这次特殊的面试，是因为我只有六岁。按规定，小学只收七岁以上的孩子。而这次甚至连我父亲也不在乎打破规定，他和我母亲想让我早点上学。面试时，我流利地背诵了古诗，露了一手漂亮的汉字。使学校确信我的能力已超过了学龄。后来校长和她的同事们又让我做标准入学考试，结果也令她们十分满意，就这样我破例入了学。我父母为我感到自豪，因为好些他们同事的小孩都被这所学校拒收。
每个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实验小学，因为它是成都市及全省最好的“重点”学校。当时进重点学校非常困难，入学严格按考试成绩，即使是高干子弟也没有优先权。
每次我被介绍给一位新教师时，人们总是说：“这是张部长和夏部长的女儿。”我母亲常骑自行车到学校来检查工作。一天，天气突然变冷，她给我送来一件绣花绿灯芯绒外套。校长亲自到我班上把衣服交给我，全班同学都盯着我看，令我感到非常难堪。我像其他小孩子一样，总是不想在团体中显得太突出，希望能被同龄的人接受。
每个星期我们都有考试，成绩贴在布告栏上，我总是名列前茅，使落在后面的同学不大舒服，他们在背后叫我“千金小姐”，有时还恶作剧，把青蛙放到我书桌的抽屉里，或把我的辫梢系在座位靠背上面。他们还说我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瞧不起人，我知道我只是喜欢独自行事。
除了大跃进时我们停课炼钢外，学校的课程和西方学校差不多。没有政治课，但有必修的体育课：跑步、跳高、跳远，还做体操、游泳。我们每人都得参加一项校外体育运动，我选了网球。训练的目的是培养、选择职业运动员。起初我父亲反对我参加，但我的网球教练——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穿着短短的运动裤去找我父亲谈。她冲着他迷人地笑着，告诉他网球这项最雅致的运动在中国尚未广泛推展，他的女儿应该“树立榜样”。我父亲管四川省的体育，不得不同意。
我很喜欢我的教师，他们都很优秀，上起课来我都听得津津有昧。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达力的自然科学课教师。他为我们讲解把卫星送入轨道的理论（苏联人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登访其他星球的可能性。在他的课堂上，就连最不守规矩的男孩子也会入迷地黏在座位上。我偶然听到有同学在背后说他是“右派”，但谁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影响我们打心眼里对他的尊敬。
我母亲在若干年后告诉我达力先生曾是位儿童科幻作家，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耗子偷食养肥自己的文章，被指控为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干部。他不能写书了，要下放去农村。我母亲全力运用关系把他调来实验小学，当时很少有干部敢用右派。
也就是因为这分勇气，她被派来主管我们学校。按地理位置，这所学校应属成都市西城区，但市政府想让学校拥有最好的师资，而好教师往往来自“成分不好”的家庭，我们的教导主任的丈夫就是前国民党军官，当时还在劳改。通常这类背景的人不可能有好工作，但市政府知道我母亲敢对他们委以重任。我父亲多多少少是她的靠山，她比西城区的同事更安全。
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应邀把他的孩子送进一所紧靠省委大院的新学校“泡桐树小学”，得名于校园里成荫的泡桐树。学校是西城区办的，这个区一所重点学校也没有，现在想办一所。他们从别的学校调来优秀的教师，因为省上大人物的孩子们都送来这里，所以这所学校马上以“贵族学校”闻名。
在泡桐树小学建立之前，成都有一所为高级军官子女开办的寄宿小学。一些政府高官也把孩子送进去。这所学校有个“比吃比穿比爸爸”的声名，在这里常常可以听到：“我爸爸是师长，你爸爸才是个团长！”一到周末，学校门外小汽车排长龙。保姆、警卫、司机等着接孩子回家。许多人认为这种风气对孩子有害，我父母对这所学校更是反感。
泡桐树小学并不是特权学校。在和校长及一些教师见了面后，我父母很满意，觉得他们有信心要树立良好的德育典范和纪律。更难得的是，每年级只有二十多名学生。而实碱小学仅我的班上就有五十名学生。当然，泡桐树小学的这种师生比例是方便照顾住在附近的高级官员，我那位不再那么认真执著的父亲为了我的教育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的新同学大多数是省级机关干部的孩子，有些和我住在同一个大院里。除了学校，省委大院就是我的全部世界。花园里到处是精心培育、修剪的花草树木，白果树、棕榈树、剑麻、夹竹桃、木兰花、山茶、玫瑰、木槿，还有两棵稀有的紫荆树，奇异地依偎在一起生长，互相连接的树枝像两肢紧挽的胳膊，俨然是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侣。它们还很敏感，如果在其中一棵的树干上搔搔，哪怕很轻，两棵树就都会一块抖动起来，树叶不停地摇晃，我们叫它们“痒痒树”。午饭后，我常坐在紫藤萝架下的鼓形石凳上，手肘支在石桌上读书、下棋。周围是五彩缤纷的花叶，不远处一棵棕榈树兀立着，高傲地直插天空。我最喜爱的是爬满棚架的七里香花。开花时节，满屋生香。我喜欢坐窗前，凝视着它，拚命吸那浓郁的芳香。我们刚搬入省委大院时，住在一幢带有庭院的楼房内。它是中国传统式的建筑，没有现代化设备，室内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及瓷浴缸。一九六二年，若干幢拥有这些设施的西式公寓在大院的一个角落建成，我家分到一层。搬入之前，我参观了这个新奇的世界，冷热水开关啦，抽水马桶的水缸啦，装在墙上嵌了镜子的壁柜啦！我都觉得妙不可言。我用手抚摸着浴室墙壁上光亮的白瓷砖，觉得它们是那样的凉爽宜人。
大院内有十三幢公寓四幢分给各部部长，其他分给处长。我们的公寓占了整整一层，而处长们是两家分享一层。我们房间比他们宽敞，我们有防蚊纱窗，他们没有。我们有两间浴室，他们只有一间。我们一星期有三天热水供应，他们没有。我们有电话。这在当时极少，他们没有。下层干部住在街对面一个小点儿的院子里房间设施又差一截。几位省委书记在省委大院里拥有独立的院落，两道院门昼夜有持枪卫兵守卫。只有特别授权的人才允许进出。“书记院”里每位书记占一幢两层小洋楼。第一书记的住宅门前台阶上，还有卫兵把守。我就是在这种对等级和特权都习以为常的环境中长大的。
所有在大院内工作的成年人进出大门时都需出示证件。我们小孩子没有证件，但警卫认识我们。如果我们有朋友来玩，就复杂了。他们得填表，然后警卫再打电话到我们家，家里人得走到前门把人领进去。工作人员不欢迎别的孩子进入省委大院，因为怕吵闹。这使我们不便带朋友到家里来玩。我在实验小学的四年内，只请过几次女同学来家玩。
除了上学，我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时，我和姥姥一块去百货公司，但我从来没有欲望买什么东西，“消费”对我而言，是个生疏的概念，我父母只在特别日子才给我零花钱。我们的小食堂像饭馆，饭菜很好吃。除了饥荒年间，每顿总有七八样菜可选择。厨师们是精选来的，不是特级，就是一级（和教师一样，厨师也分等级）。家里也总有糖果和水果，除了冰棒之外，我说不出还想买什么别的吃，一次“六一”儿童节，父母给了我一些零花钱，我一口气吃了二十六根冰棒。
省委大院内的生活自成一个世界，这里有电工、水管工和其他修理人员，还有商店、理发店、电影厅和舞厅。当时非常流行跳舞，每逢周末，省委机关不同层次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的舞会。在从前美军俱乐部里举办的舞会是为处长以上的干部开的。它总有一个乐队，省歌舞团的男女演员们也被请来助兴。有些女演员常来我家和我父母聊天，然后带我在大院里散步。能和她们走在一起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演员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人们对他们特别宽容，他们的穿着可以比别人更丰富多彩，甚至可以有风流韵事。我父亲按理说是他们的上司，但这些演员不像别人那样对他毕恭毕敬，反而常跟他开玩笑，叫他“明星舞者”。我父亲只是笑笑，看上去很不好意思。舞会跳的是简单的交际舞，舞伴们有点拘谨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转来转去。我父亲确实是舞场高手，显然玩得很开心。我母亲不会踩拍子，也就不喜欢跳舞。休息时候，孩子们进入舞池，相互手拉手，在地板上做“滑雪”游戏。场内的气氛是热闹而欢快的。蒸腾的热气，扑鼻的香水，衣着鲜丽的女士和眉飞色舞的“绅士”，形成了一个我梦想的神奇世界。
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放电影。一九六二年，随着政治气氛的松弛，甚至有些来自香港的片子，大多数是爱情片，使人们一窥外部世界。当然也放映振奋“革命精神”的片子，根据等级，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放映：上层人物在一个座位宽大舒适的大厅内，其他人则拥挤在一个大礼堂里。我曾去过一次，因为大礼堂要放映一部我想看的片子。早在电影开始前座位就全部占满了，后来的人得自带板凳。许多人站着看，后面的人得站在椅子上才看得见。我以前并不知道会是这样，没带凳子，又被挤到后面，什么也看不见。这时认识的一位厨师，正站在一张能容纳两个人的长凳子上，看见我挤过来，就把我也拉了上去。凳子很窄，我站不稳，人们不断推来推去，一会儿就把我挤倒了，跌下去时，我的眉角碰到一张凳子的棱角上，伤痕至今还在。
在我们小放映厅里，有些片子是“保密”级的。外边人，甚至连大礼堂的观众也不准看。这些叫作“参考片”，大部分是西方电影的剪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迷你裙和披头士合唱团。我记得有部片子演的是在一个海滨浴场，有个男人偷窥女人换衣，被那些妇女朝他头上浇了一桶水。另一部纪录片演的是抽象派画家让猩猩在一张白纸上涂墨作画，一个男人用屁股弹钢琴。
我想这些参考片一定是被选来表明西方有多颓废。虽然观众都是高级干部，可是就连他们也只能接触到一丁点西方信息。偶而有西方电影在一个小电影放映室内放映，这里是不准孩子进去的。我很好奇，求父母带我去，他们答应了我一两次，那段时间我父亲已对孩子随和多了。门口有一名警卫，因为我是和父母一块，他也就没有阻拦。电影远超过我的理解范围，有一部片子讲的是一位美国飞行员在日本投了原子弹以后发了疯。另一部黑白片有个场面是一位工会领袖在小车内被两个恶棍毒打，鲜血从他的嘴角淌出来，我吓坏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逼真的流血暴力行动（学校体罚已被共产党废除）。那时候，中国电影都是温和、伤感或振奋人心的，哪怕是有一点点暴力也只是做做样子，仿佛京剧里的武打。
我对西方工人的穿着——没有补丁的整洁西服感到迷惑不解，这与我脑中所想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压迫人民”的衣不蔽体大不相同。电影结束后我问母亲这个问题，她说了一些“相对生活标准”之类的话，我仍不懂，这个问题后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年幼的我以为西方是个充满贫困和悲惨生活的世界。就像《安徒生童话》里无家可归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我还在幼稚园里，不想把饭吃完时，老师会教训我，“想想资本主义世界那些饥饿的孩子们！”上了小学后，老师们想要我们勤奋学习就说：“你们能上学，有书读，是多么幸福啊！在资本主义国家，孩子们得出去干活养家。”只要大人们想要我们接受什么事，便说西方人想要却得不到，我们该珍惜我们的好运气。我不知不觉也就这样思考问题了。一次，我看见班上有位女孩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新式粉红色透明雨衣，就想要是能把我那把陈旧的蜡纸伞换成这种雨衣该有多好！但是转念一想，又立刻责备自己有“资产阶级倾向”。我在日记中写道，“想想资本主义世界的孩子们吧！他们甚至连伞都没有一把l”
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珠，西方人有不同颜色的头发、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脑子里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传的写照：乱蓬蓬的红头发、颜色怪异的眼珠，又高又长的鼻子，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里倒可口可乐，大腿以一种极不雅观的姿态曲扭着，还老是怪腔怪调地说：“哈啰！哈啰！”我不知道“哈啰”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句骂人的话，当男孩子们玩“打游击”游戏（类似“牛仔印第安人”）时，敌方一定在鼻子上黏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里还要不停地说：“哈啰！哈啰！”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想用花草装饰教室。有个同学提议她可以从平安桥街的天主教堂花园里拿来一些稀奇的花卉，她的父亲在那里做花匠。这个教堂从前曾有个孤儿院，后来关闭了。教堂仍开放着，但在政府控制下。共产党要天主教徒与梵蒂冈脱离关系，加入“爱国教会组织”。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教堂在我心目中是个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我就是在一本描写外国传教士的小说中第一次读到“强奸”这个字眼的。传教士还被说成是帝国主义间谍和用孤儿院的婴儿做医学实验的凶残角色。
每天我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要经过槐树夹道的平安桥街街头，可以看到教堂的侧面。在我看来，最富异国情调的是它的立柱，白色大理石质地，古希腊风格。中国的柱子多是涂漆的木头。我很渴望进去看看，曾要求那位女同学带我去她家玩，但她说她父亲不准她带任何人来家里。她的拒绝更增强了我的好奇心，所以这次当她主动邀我去教堂花园采花时，我就迫不及待地跟她去了。
越来越靠近教堂时，我心情越来越紧张。到达门口时，心仿佛快跳出了喉咙。我似乎从没见过这样威严的大门。我的同学踮着脚扣了扣门上一个金属环。门边一扇小门嘎吱一声开了，昏暗中一个满脸皱褶、背驼得厉害的老头出现了，他的样子简直和神话故事里的女巫一样。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凭想像他有一只很长的鹰钩鼻，戴顶尖帽子，就要骑上扫帚腾空而去。我完全没想到他是个男的，不可能是女巫。我躲开他，赶快迈进大门，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我由于太紧张，也没看清花园里有些什么，只记得花草尽是鲜艳夺目的色彩，形状稀奇古怪，还有一个小喷泉，泉水从假山中涓涓流淌下来。那位女同学拉着我的手，领我沿院子周围的长廊走。走到远远的那一头时，她打开一扇门，告诉我那儿是神父布道的地方。布道！我曾在一本书里见过这个词，说是传教士利用布道把国家机密泄露给帝国主义间谍。我跨过门槛进入这间很大但光线很暗的厅堂时，更加紧张了，有一阵子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终于看清大厅那头有一尊塑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耶稣受难像，我走近时，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似乎悬在半空中，笼罩在我头上，朝我压下来。那血淋淋、受刑的姿态和脸上的神情，令我十分恐怖，我转身跑出大厅，差点在门口和一位身穿黑袍的男子撞了个满怀。他伸手想扶我，我以为他要抓我，马上闪身急躲，飞快逃走。身后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扇重门嘎吱响了，接下来是死一般地沉寂，只听见喷泉轻轻的流淌声。我拉开小门，一路逃到街口，心咚咚乱跳，头阵阵发昏。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