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7月30日讯】导读：上个系列由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公布的对钓运左派代表人物花俊雄的访谈中，披露中共当年如何渗透保钓运动来发展海外代理人，纽约中共侨团头目花俊雄就是一例。本系列继续探讨保钓运动结束后，台湾保钓人士不同的人生选择。
（大纪元记者蔡溶纽约报导）1970年代初期的保钓开始，至今40多年过去了。当年保钓左派寄托希望的北京政府在保卫钓鱼台方面也没有实质的作为，这期间，保钓因不同原因时起时伏，在美的台湾留学生，从此分不同派，左、右分道扬镳，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
一批拥护中华民国的留学生认为中共在大陆的残民暴政更可怕，主张反共保台卫土，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组织，认为“爱国必须反共”、“反共就是爱国”。
据近年披露的大量保钓文献及回忆录，有相当一部分参加保钓运动的左派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接触了马列主义、毛思想，倾向社会主义。从保钓运动到文革结束，陆续有海外学者回大陆，但发觉所学的专业特长大多无处发挥，“只能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两岸关系的沟通交流上……实现另一种人生价值”，来自台湾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盛中是其中的一位。
根据林盛中的回忆文章，他“参加保钓运动，才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思想，并在运动当中运用……组织和宣传，搞统一战线。”林盛中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台湾同学会会长、全国台联副会长。
其中一些人在访问中国回来后，彻底对共产主义产生幻灭，其中一名作家从大陆回来后，也改变想法，他告诉人：“大陆许多出版品是通过严格的组织运作和在中共意识型态要求下的产物” “访问大陆的人都认为大陆不得了，强大的不得了，像陈若曦和她丈夫老段，住了几年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回忆当年说。
大批被统战的学者则留在海外，原因是北京担心这些知识份子回大陆“不能适应”，因此，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指示这批台湾亲共学生：“你们这些人应该留在海外继续干革命”（——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钓运文献馆对花俊雄的访谈）。
左派走向红色后，留在美国的保钓学生“实际上也并不是说没受到很大冲击。”花俊雄说：“譬如说林彪事件……中国共产党里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大家的思想发生了混乱……对我们震动最大的是四人帮事件。”
1976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切真相大白，这种把中国大陆视为社会主义理想国的思潮才逐渐褪去，很多人不再盲目的拥护中共，回到自己的专业本行。还有属于中间派的，只关心“保钓”，不愿在政治上选边站，在参加几次示威游行后很快退出。
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的转变
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中共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本国和平示威公民， 许多保钓左派也参加了在美国和海外其他地方举行的抗议谴责活动。有侨界人士说：“连花俊雄都出来示威，后来，中共又回来了，他在联合国位置要保，他是现实派。”
花俊雄和朱立创都在联合国为中国代表团做翻译。1971年自中国代表团进驻联合国后，有80多名台湾左派保钓人拿中国发的护照，到联合国担任翻译，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就地报国”。花俊雄虽是台湾人，但他直到1988年回台湾，拿的仍旧是中国大陆护照、签证。此后，每隔一年就回台湾一次，帮助中共统战台湾各界人士。
1993年起，花俊雄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长达20年，曾任美国纽约华人华侨联合会秘书长，现任常务副主席，现在自认“在有关两岸方面的建言方面，优势越来越小”。
“六四以后共产主义理念破产了，就是为了生活，饭碗。”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侨界人士说，百老汇大道近苏豪区纽约最大的中国国货商店珠江百货，三万多呎的售货区域，上万种货品，其背后的股东老板就是这批人，“就像香港的华润公司一样，这边就是珠江百货公司，都是台湾人做股东，花俊雄也是股东。”
与花俊雄一起继续在帮中共干事的，还包括朱立创。比花俊雄小11岁的朱立创同样深受1970年代席卷世界的“造反有理”左翼思潮影响。 1976年，朱立创24岁时，第一次到大陆北京参加前党魁朱德的葬礼，1979年第一次去了西藏。其后每三几年回一次北京，在被中共领导人集体接见后，曾感激涕零的说：这辈子没白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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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ric 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