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2月13日讯】缘于教育部部长一番关于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四个绝不言论，连日以来，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轮蔚为壮观的官民间的舆论大战。
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为代表的官方率先发难，说是要在高校领域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而以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为代表的民间人士起而抗争。两派各执一词，纷争不已。在这场舆论大战中，官方掌握媒体话语权，显示出明显的强势。而民间仁人志士也毫不示弱，依照宪法据理力争。应该说，出现这种情况，较之于文革时期无疑是一种进步，至少处于旁观者的一般民众，可以看到论战双方观点，可以自己独立思考去甄别谁是谁非，不像文革时期，除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边倒的声音，根本无法看到不同意见。
当然，在这一轮官民舆论大战中，作为旁观者清的民众，已经感受到官方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欲置贺卫方一方以死地的文革式恐吓已经显现。这里，我们不妨先搁置此轮官民大战的双方观点，不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们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场舆论大战，看看西方价值观孰是孰非，亦即从落马贪官这扇偏门进入，看看造成贪官的根源何在？是否与西方价值观有一丝半点的勾连？
在官方看来，西方价值观如同洪水猛兽，必须坚定不移的将其排斥在中国最高学府之外。这里我们暂且不参与这种立论的是非，我们只需看看，危害中国当今最严重的问题在哪里？是西方价值观对国人的颠覆，进而造成国将不国，还是贪官前仆后继，不绝如缕？而近年落马贪官级别一个高过一个，数量远胜过去几十年，这些贪官之所以产生，是否与西方价值观有关系？是否因为西方价值观的侵蚀，才导致中国当下贪官成为社会毒瘤？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的是，我们翻开一个个贪官的历史，有哪个是口口声声坚持西方价值观的？又有哪个不是在台上振振有词的宣称表白自己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忠于党？从周永康到徐才厚，再到谷俊山，以及薄熙来等等，他们在位时，何曾看到过他们宣扬西方价值观，如宪政、人权、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多党竞争等。因此我们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贪官们之所以贪得无厌，而且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原因又在哪里？
令人深思的是，贪官们之所以猖獗不已，目无法纪党纪，恰恰是制度层面除了问题！亦即对贪官的制约形同虚设。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如同聋子的耳朵只是摆设，少有纪委等监察部门的威慑使得各级贪官止步与贪腐之路，反倒是网民举报，媒体曝光，甚至情妇反水，才使得各类贪官纷纷落马。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大胆借用西方价值观中的言论自由，多党制约，新闻监督等来监督贪官一言一行，我们的贪官会像现在这样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吗？
再回头来看，诸如周永康等大小贪官，在见诸各种媒体中，我们哪次不是看到他们振振有词的誓言他们要如何如何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坚定不移的抵制西方腐朽没落生活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是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一次讲话，薄熙来说，他怎么就无法想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会出现首富比尔盖茨把所有积蓄财富通通捐献给社会，而我们的大小贪官受社会主义教育受党教育多年，却总是贪婪的把财产据为己有，还传给子孙。可见，包括薄熙来本人，也恰恰被他自己不幸言中。长期在西方价值观熏陶之下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仅不去贪婪攫取社会财富，反倒把自己辛辛苦苦打拼的来的巨大财富无私的捐献给社会，而我们的贪官在党的多年教育培养之下，却一个个都走上贪腐之路？这其中的简单道理还需要我们多饶舌什么吗？
在一场空前的关于西方价值观孰是孰非的舆论大战中，我们其实不需要多么高深复杂的理论推敲，不需要繁复繁琐的论证，我们只需循着大小贪官的贪腐之路，看看他们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究竟是西方价值观影响所致，还是经过各级党校理论培养教育的结果，我们便不难看出有关西方价值观争论的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在目前这场关于西方价值观争论的舆论大战中，似乎双方都根据宪法作为依据，引经据典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好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断其中是非。但如果我们不必囿于苍白的理论之争，而是把目光投向贪官的贪腐之路，一切都会化繁为简，清晰无比。须知，当今中国，贪官对社会危害之巨，已经无需多说。就连高层也毫无顾忌的坦诚：若是不坚决反腐，加大反腐力度，那么就有可能亡党亡国。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什么西方价值观是非？为什么不把精力用于如何防止贪官继续产生的探讨？为什么不想方设法堵住贪官之路？如果说，引进西方价值观中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从而堵死贪官的贪腐之路，岂不是党国与民众皆大欢喜的好事吗？既如此，我们还有必要争论西方价值观需要抵制与否的无谓讨论吗？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