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3月26日讯】 中国大陆绝大部分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吃入毒食品、毒药品最多的人群之一。从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到毒大米、地沟油，含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五花八门，甚至闻所未闻的有害人体的添加剂，什么没吃过？毒胶囊的横空出世，更是波及到无数种口服药品。即使囊内药粉疗效世界第一，但装入毒胶囊服用了以后，必然使患者坠入痛苦的深渊甚至走上不归路。
国内外不管奉行什么意识形态的政府，无论是实行东方的一套，还是实行“西方的那一套”，对食品、药品安全都是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绝不敢掉以轻心。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府，若是在这方面出了纰漏，总理或至少是主管部长一定会下课回家去抱孩子。
2008年发生三鹿毒奶粉事件后，中国政府确实雷厉风行了好一阵，因为那年中国正在举办奥运会而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那次对毒奶粉事件责任人的处理，不可谓不严厉。涉嫌制造和销售含三聚氰胺的三名奶农被判处死刑，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5年至15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对有关责任官员也给予了相应的行政处分。然而，曾几何时，这些曾受行政处分的官员，一个个不仅像没事人似地，而且还得到异地升迁。这些官员在停职检查的那段“蛰伏”期间，如同度过了一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带薪休假”。看来还是当官好啊。
这种“三娘教子”——“打在儿身，疼在娘心”式对责任官员的惩戒，时过境迁以后，他们早就把当年其所犯的罪行或错误，以及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忘得一干二净。
制造和销售含三聚氰胺的三名奶农为其所犯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种看似极其严厉的惩罚，并没有阻止以后毒食品的前赴后继。仅在南京市，2013年就查出火锅中涮的牛肚系用氢氧化钠泡发的，然而一年后却再次重演。今年两会期间又查出来自严禁进口的巴西“疯牛肉”及其制品。其中牛肚也是用氢氧化钠泡发，经乔装打扮后流入市场。这种毒食品几乎成了“保留剧目”，演得长盛不衰。
两会闭幕才4天，又曝出“河北山东生猪检疫如虚设 大量病猪流入金锣火腿”的惊天新闻。
毒食品年复一年地肆虐中国大陆，食品生产和经营者，为谋取暴力而不惜以身试法，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甚至与奸商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供不能不说是毒食品肆虐的元凶。
早在73年前，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就尖锐地批评当时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权制度。1991年对王实味被冤杀的错案做了平反昭雪。但是王实味当年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特权制度的批评，经过44年漫长的岁月后不仅对特供没有丝毫的触动，而且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建国初期，从苏联和延安沿袭而来的“特供”，仅仅面向一个较小的范围。当时占有600亩土地的北京香山农场，只对副总理与相应级别以上的老干部供应质优价廉的粮食、蔬菜、水果。后来特供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副部级以上，农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食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以后，皇城根儿里有权有钱的部门纷纷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建立起自己部门的食品特供基地，例如名噪全国的北京“海关大棚”，就是专供北京海关工作人员的食品基地，对外叫“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日常有五名保安把守。
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相继建立起自己的食品特供基地。其数量究竟有多少，如同“国家机密”被捂得严严实实。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建立了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由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十多年前就开始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进行无害化的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人性中比较丑陋的一面，然而它却不同程度地固化在亿万国人的脑海。
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13亿民众食品安全的官员，尤其是高官，他们享用着在中央部委或省委省政府机关食堂只需象征性地付费的，有机、绿色，无任何有害成分，绝对安全的食品。而亿万草根阶层为了维持生存，每天都要“进口”的却是躲也躲不掉，不知道添加了什么东西在里边的粮食、食油、肉蛋、豆制品和蔬菜。你有幸没有遇上毒大米，但保不准吃到含瘦肉精的猪肉；你在为自己长期坚持素食没有吃到口蹄疫的猪肉而庆幸时，却在毫无知觉中“进口”了大量含吊白块的腐竹和地沟油烹炸的食品。再说，你今天没有买到毒大米，不等于明天或以后长时间内，毒大米不会乔装打扮进入你家的电饭锅。总之，对草根阶层来说，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要使毒食品在中国大陆的肆虐销声匿迹，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特供，让那些吃特供的人，与亿万草根吃同样无毒无害的食品。食品档次可以有高低，但无毒无害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这样对毒食品进行“结扎”手术，才能使草根阶层远离毒食品，一日三餐不致拿起饭碗总是战战业业，不知今天又吃进了什么致命的“新品种”。这一点做不到，一切都是空谈。
二战期间，美国降落伞的合格率总是维持在99.9%以上。虽然合格率不低，但毕竟不是100%，这就意味着一名飞行员不幸用上了一把不合格的降落伞，将遭遇100%的死亡或伤残。后来美国国防部向降落伞生产厂下令，伞在出厂时，厂长必须对每批抽样出的降落伞亲自试用。从这以后，降落伞厂生产的降落伞合格率每批均为100%。
这件事充分说明，“事不关己”才会“高高挂起”；如果“事”不仅“关己”，而且与你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与你的生死存亡绑在一起，你就不会“高高挂起”了。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苏无锡市陆勇为病友代购格列卫的事件，也同样反映了中国大陆看病难、看病贵，和药价畸高的症结在于特权等级制度造成的医疗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在于党政高官与草根阶层在医疗资源的占有和享用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差距。
陆勇2002年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该病服用瑞士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不仅可以稳定病情，而且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但需不间断服用。这种药品的售价在国内是23500元一盒（每个月需服用一盒）。但是格列卫香港售价是18000元左右，日本是16000元，美国是13600元，韩国只需9700元（均按人民币计算）。
虽然陆勇是一个小老板，但药费加治疗费用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
2004年6月，陆勇偶然了解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几乎相同，但一盒仅售4000元。陆勇开始服用印度仿制的“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信息。随后，很多病友让其帮忙购买此药，人数达数千人。前年9月，“团购价”在印度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
2013年瑞士诺华公司格列卫的专利到期，从而国内药企开始仿制，但售价在4000元左右，比当时印度仿制药价格高出了20倍。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服用，一年仅此药费一项，就达48000元。在这一即使比过去进口药低了6倍的价格面前，许多弱势群体的患者只能放弃治疗；另一些患者可能在砸锅卖铁购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时间长了，待到无“锅”可“砸”，无“铁”可“卖”时，将如之奈何？
为什么中国大陆人的收入远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而进口的格列卫价格却高于韩国一倍多；高出日本50%；高出美国76%，而长期无人过问？
为什么瑞士格列卫的专利到期，中国开始仿制，但价格仍然高出印度20倍也无人过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
冷酷的现实做出了最好的答案。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曾公开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和讯网》在2012年转载了来源于《中国经贸聚焦》2012年12月刊的一篇《特权医疗是最大的资源分配不公》的文章。该中用云南省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周乐今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黄峻教授、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教授的亲身经历揭示了高级干部保健的特权医疗挤占了原本就极为匮乏的平民医疗服务资源的内幕。
即使被体制外草根阶层羡慕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但如果是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在高校纵然是教授、副教授，也有许多条条框框，有许多项目不能报销或报销较低的比例。像多年前的格列卫就属于此列。然而对于高级干部，尤其是副省部级以上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能报和不能报，儿女一路绿灯。一些高干，住一次院，日均发生的医疗费达数十万元已成常态。不仅如此，而且一人开药，全家享受，亲友沾光，也并非个案。别把这些人想得那么“高大上”。
掌控着亿万民众医疗卫生事业大权的高官，他们打几个喷嚏，咳嗽了两声，吃的进口药也不止一盒瑞士格列卫的价格。鲁迅说过“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
在医疗资源的占有上，那些决定医疗政策，掌管医疗资源分配的高官就是“煤油大王”；而明知有药可治，但吃不起只能等死，或是像保定农民郑艳良那样锯腿自救的都属“检煤渣老婆子”。不过郑艳良的锯腿自救“成功”，只不过是几十万、几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煤油大王不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决定医疗政策，日均住院费达数十万元的高官，也不会想到国产格列卫卖到4000元一盒，会使患者倾家荡产。
特供不取消；党政高官在医疗资源的占有和享用不进行合理的控制；以及教育优质资源近乎掠夺的不公平分配等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严重缺失，若是不加以改变，什么“三个代表”、“中国梦”、和谐社会等等，都将是水中月、镜中花。（有删节）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