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点成熟、沉淀的城市，像台北，总会形成此一撮彼一撮的小小聚落，大部分的人便依附在他的聚落里获取其社交养分。
有一段颇长的岁月，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人们大量的住公寓与安坐客厅看电视，造成极大规模的减少串门子、减少与街坊闲聊的社会新状态。近数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人们安坐家中的时间少了，往外找人群了，甚至大树下、骑楼底、公园中四处参与别人的活动。有些不运动的，如今与三、五人一同练站桩或八段锦；有的不唱歌的，开始陪着邻居一起吼吼卡拉ＯＫ了；有些不跳舞的，开始在黄昏的永康公园里也站进队伍里一起跟着节拍提起脚扭动腰来。
这诸多的变化，像是又回到六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在农村社会时的群居情态。尤其是这七、八年特别明显。
这或许可以称作一种叫“台湾的寂寞”之东西。也就是，近三十年台湾的勤奋、富裕、自谦而后变自负、对人生的挥霍与享乐等等，最终逐渐演变成某种心灵中的巨大空乏。最后，他仍然需要人，需要别的人所散发出来的温热。
其中最明显的，是需要讲话。
或是他讲，或是他听别人讲。
说来好笑，讲话，居然成为一种病。讲话，居然也成为一种药。
朋友中也开始有凡遇上人便开口讲个不停的例子了。而且还不只一两人。可见这是社会已然实存的状况。他们为何如此迫切要把话大量讲出来给人听？莫非他日子过得太冷清了。
但何种日子方是冷清日子？
据说“富裕”，常是冷清的先决条件。但最大的可能，是这样的人花太长的人生岁月进行自己最视为必要的事，久而久之，他进入自己的牢笼。自此之后，他凡遇人，便视之为探监亲友，赶快大量的把肚子里放了一辈子的话，在这短短的探监时间里一古脑儿讲出来。
那种一辈子生儿育女的家庭主妇，到了六十出头，自己女儿生的外孙还请她带，这样的服务人群的老太太，永远不可能有这种“多话症”。乃她没有“过度超量培养自我”的孕育过程。
幸好台北是一个“人的城市”，有极多的角落与极多的人众犹能容纳其他寂寞的人；让他们可以经过，可以探看，甚至可以停下来聊上几句，更甚至让他们滔滔不绝的清除心底之大剂量收藏。
但不久他们又回家了。家，是他们心病的根源。君不见，这些滔滔不绝者有时像是不愿回家，乃他们的疗程好不容易才进行到热闹处，还未完成。
应该有许多夏令营，令想要接近人群的人可以参加，晚上便住在外地，甚至睡在野地的帐篷里。白天的活动是节目之主体，最好是有不少体力之劳动，如挖地、整土、种菜，或是登山、涉溪、健行。中途休息时，不妨有唱歌跳舞、讲笑话等娱乐，如此参加者便投入了人群，往往暂抛了自己；或是投入了劳力而暂抛了自己的心思习惯，不正是最好的度假兼游戏之旅吗？◇
——节录自《杂写》／皇冠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方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