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29日讯】1949年中共建政后,广东省开始封锁河口,禁止省港两地民众自由往来,逃港事件遂起。
据1979年汇编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 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7万人。若将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达百万。此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1953年,广东成立生产合作社,逃港剧增。大饥荒的62年,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万人“八仙过海”,用脚投票,成功偷渡者六万余。
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奔向边境线,伺机出境,“五月大逃港”时,一天竟聚集有两万人,港英军警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全天不间断边境巡逻,每50英尺设一哨位,仍无法阻止潮水般的涌入。
深圳流传有民谣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海风为之腥臊不堪。
1972年后,大量觉醒且绝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军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宝安的逃港者叹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文革期间,匍匐啃草,浆糊倾头,受尽侮辱,遂决意外逃。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成功逃港,转而赴美。
此后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被审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马思聪本人则遭“反革命叛国罪”通缉。改开后,有人不厌其烦邀请马思聪回来看看,其置之不理,来客皆被扫地出门,悻悻而归。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代父受过,亦遭尽非人待遇。
1967年的一个深夜,这位年近六旬、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妇人,用尽一生积蓄与首饰,请人将自己绑于一只汽油桶上,九死一生,偷渡成功,转而赴美,兑现了乃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诅咒。
马思聪、陈子美的最终目的地,无巧不巧的,均在美国。为何?
我想,1943年的官媒《新华日报》社论给出了最好的解释: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
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但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出逃者众,成功者寡,政府将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边防军可随时射击。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呜呼!
期间遭人民子弟兵射杀者,不计其数,纵如此,仍前仆后继,无所畏惧。逃港枪死,不逃港饿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铤而走险。
有文所言“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大概就是此情形。
纵使逃港成功,迫于大陆方面的压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归来者,则被严加管制。
1962年时,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赴边界,掩护大约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区。
据网文《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载:
当遣返逃港者的汽车缓缓驶向内地,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脱,重获自由。
后来有心人统计,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为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壹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为逃港者。
冒着生命危险,为的只是一个自由。
人本来是生而自由的,卢梭说: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币,一面写着平等,一面写着自由,这枚金币叫人权。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云: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
新世纪后的2012年,茅于轼老先生获颁弗里德曼自由奖致辞时,对“自由”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干涉别人的自由。”
而不知自由为何物者,怎可理喻?
鲁迅述说此类人: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时至今日,“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的观点,仍被振振有辞者抨击,除去为稻粱谋的网评员,可见自认“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亦比比皆是。
一道深圳河畔的铁丝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不能用手选举的国民,只能采取以脚投票的方式。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背井离乡,离妻别子,不到万不得已,谁愿走这一步?
1955年,七月派诗人徐放因涉胡风案被捕,后转至秦城监狱,仍拒绝认罪,并称欲老死秦城:“出去还不是那样吗?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哪个地方不是监狱呢?”
仅此一句,徐放堪称大诗人。#
--转自微信号“有病要读书14”
责任编辑: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