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2月29日訊】1949年中共建政後,廣東省開始封鎖河口,禁止省港兩地民眾自由往來,逃港事件遂起。
據1979年彙編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從1954 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萬多人次,逃出14.7萬人。若將小規模的出逃計算在內,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達百萬。此冷戰時期歷時最長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1953年,廣東成立生產合作社,逃港劇增。大饑荒的62年,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萬人「八仙過海」,用腳投票,成功偷渡者六萬餘。
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結隊,扶老攜幼,拖兒帶女,奔向邊境線,伺機出境,「五月大逃港」時,一天竟聚集有兩萬人,港英軍警出動直升機7架、軍艦2艘,全天不間斷邊境巡邏,每50英尺設一哨位,仍無法阻止潮水般的湧入。
深圳流傳有民謠曰:「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著數百具屍體,海風為之腥臊不堪。
1972年後,大量覺醒且絕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軍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說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寶安的逃港者嘆曰: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文革期間,匍匐啃草,漿糊傾頭,受盡侮辱,遂決意外逃。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一家四口化裝成農民,以5萬港幣的代價,成功逃港,轉而赴美。
此後馬思聰夫婦在大陸的所有親戚被審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廚師被迫害致死,馬思聰本人則遭「反革命叛國罪」通緝。改開後,有人不厭其煩邀請馬思聰回來看看,其置之不理,來客皆被掃地出門,悻悻而歸。
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代父受過,亦遭盡非人待遇。
1967年的一個深夜,這位年近六旬、披頭散髮、遍體鱗傷的婦人,用盡一生積蓄與首飾,請人將自己綁於一隻汽油桶上,九死一生,偷渡成功,轉而赴美,兌現了乃父「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的詛咒。
馬思聰、陳子美的最終目的地,無巧不巧的,均在美國。為何?
我想,1943年的官媒《新華日報》社論給出了最好的解釋: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美國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護神,人民的朋友。所有的封建專制統治者都把美國當眼中釘。
美國是人類社會的成功模式的榜樣。
但多數人沒有這麼幸運,出逃者眾,成功者寡,政府將逃港者視為叛國投敵,邊防軍可隨時射擊。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嗚呼!
期間遭人民子弟兵射殺者,不計其數,縱如此,仍前仆後繼,無所畏懼。逃港槍死,不逃港餓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鋌而走險。
有文所言「天下怨積,內外諮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大概就是此情形。
縱使逃港成功,迫於大陸方面的壓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歸來者,則被嚴加管制。
1962年時,十餘萬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赴邊界,掩護大約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區。
據網文《從「大逃港」到奶粉「限帶令」》載:
當遣返逃港者的汽車緩緩駛向內地,驚人而又溫暖的一幕發生了。數百名香港市民衝出來,躺在車前,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脫,重獲自由。
後來有心人統計,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為逃港者,金利來主席曾憲梓、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均為逃港者。
冒著生命危險,為的只是一個自由。
人本來是生而自由的,盧梭說: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幣,一面寫著平等,一面寫著自由,這枚金幣叫人權。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云:某些民族越過千難萬險頑強地追求自由。他們熱愛自由,並不是因為自由給他們什麼物質利益;他們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種寶貴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它東西都不能使他們得到寬慰;若嘗到自由,他們就會寵辱皆忘。
新世紀後的2012年,茅于軾老先生獲頒弗里德曼自由獎致辭時,對「自由」做了進一步的詮釋:自由的本義並不是「為所欲為」,而是能夠生活在一個沒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環境中。反過來講,真正的自由主義是「不干涉別人的自由。」
而不知自由為何物者,怎可理喻?
魯迅述說此類人:做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扎,畢竟還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陶醉,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時至今日,「人權高於國權,自由高於主權」的觀點,仍被振振有辭者抨擊,除去為稻粱謀的網評員,可見自認「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亦比比皆是。
一道深圳河畔的鐵絲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不能用手選舉的國民,只能採取以腳投票的方式。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背井離鄉,離妻別子,不到萬不得已,誰願走這一步?
1955年,七月派詩人徐放因涉胡風案被捕,後轉至秦城監獄,仍拒絕認罪,並稱欲老死秦城:「出去還不是那樣嗎?在一個不自由的地方,哪個地方不是監獄呢?」
僅此一句,徐放堪稱大詩人。#
--轉自微信號「有病要讀書14」
責任編輯: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