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良勇:中國柏林牆——香港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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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4月25日訊】柏林牆舉世聞名。誰都知道柏林牆是東西方的冷戰前沿陣地,許多不願受共產專制奴役的逃亡者在翻越柏林牆時身亡。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中國柏林牆的死亡人數超過德國柏林牆的數千倍乃至一萬倍以上?古今中外最慘烈的大逃亡發生在1947年至1997年半個世紀的中國內地和香港邊界。

柏林牆建立後,1961年至1989年,大約八九千東德人嘗試翻越柏林牆逃往西德,其中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60人受傷,死亡人數在136人至245人之間。死亡人數還存在一定爭議。

根據《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的調查統計,20世紀50至70年代,30年內約有250萬中國大陸居民冒死越境逃至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還有大量難民死在逃亡途中。《偷渡香港》作者陳通教授目前旅居倫敦。他於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根據親身逃亡經歷和調查統計,他認為70%的逃亡者是失敗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10%的逃亡者有機會成功到達香港。他說,最保守的估計,當一個人成功逃亡到香港時,至少有一個人死在逃亡途中,還有許多人逃亡未遂被抓捕毒打、批鬥關押、勞教勞改、被槍斃、被餓死、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殺。他指出,有二百多萬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萬人死在偷渡路上,兩千多萬人參加偷渡香港這一行列。筆者認為,準確的數字還需要專家們詳細考證分析,許多工作可能在結束共產專制以後才能完成。

柏林牆的興建和倒塌皆因大逃亡

柏林牆是德國分裂期間東德政府環繞西柏林邊境修築的邊防系統。柏林牆始建於1961年8月13日,全長155公里。東德政府稱之為「反法西斯防衛牆」,實際目的是阻止東德居民逃往西柏林,稱為「防止人民逃跑牆」才名副其實。柏林牆是二戰後德國分裂以及全球冷戰的標誌性建築,也是共產專制鐵幕的一個象徵。

為甚麼修建柏林牆?因為東德人民大逃亡。柏林牆修築前,約有270萬東德居民不堪忍受共產專制的奴役而逃離東德。逃亡者中有一半是知識份子。人才和勞動力的不斷流失可能導致東德經濟崩潰。柏林牆修建後限制了大逃亡,維護了共產專制。從1946年到1988年,西德人口從4660萬增加到6140萬,增長31%,而東德人口從1850萬減少為1670萬,減少10%。若不修建柏林牆,東德人民早就逃光了。

為甚麼拆除柏林牆?也是因為東德人民大逃亡。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以後,刺激了東歐和蘇聯的進一步演變。1989年8月19日的奧匈邊境的泛歐野餐打開了共產專制的鐵幕。匈牙利開放與奧地利的邊界後,大批東德人經波蘭、捷克、匈牙利和奧地利逃亡到西德。1989年10月初就有4萬人逃離東德。人才大量流失導致東德許多學校開不了課,工廠開不了工,並激起東德人民對共產專制的強烈抗議。迫於巨大的內外壓力,1989年11月9日東德政府宣佈允許公民申請訪問西德以及西柏林。但由於當時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誤解上級命令,錯誤地宣佈柏林圍牆即刻開放,導致數以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拆毀柏林牆,整個德國陷入極度興奮狀態。這就是震驚全球改寫歷史的「柏林牆倒塌事件」。1990年10月3日,東德瓦解,兩德統一,冷戰結束。

慘烈的大逃港

「大逃港」指的是中國公民大規模向香港逃亡的歷史事件。從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前夕,直到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每天都有逃港事件發生。其中發生了七波大規模逃往香港的高潮。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戰的一部份,國際社會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牆。每次逃亡高潮,都發生在中國政治和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時期。

第一波是國共內戰時期,大批民眾為逃避戰禍湧入香港。從1947年開始,眼看「赤禍」蔓延中國,恐懼共產專制的人們紛紛逃亡到香港、台灣和外國。第二波是1950年中共建立政權初期,大陸不少地主、資本家和國民黨人士等逃往香港。第三波逃亡高潮是1956年中共推行農村合作化運動和1957年反右運動後出現的。中共政權的得益者貧下中農、共產黨員、農村幹部等加入了逃亡者行列。第四波是1959年至1962年,毛撒旦製造大饑荒,四千多萬人被餓死,哀鴻遍野,眾多饑民逃往香港。第五波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撒旦發瘋發狂大鬧中華,民不聊生,大量民眾湧入香港。第六波發生在1979年,毛撒旦死後極左政策還在推行,又發生了中越戰爭,許多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感到中國沒有前途而逃亡香港。第七波發生在1989年六四大屠殺以後,許多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知識份子逃亡香港。其中香港「黃雀行動」救援了三四百民運人士。

《大逃港》披露,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高峰期每天逃往香港躲避赤禍的人數不下十萬。逃去台灣和香港的大陸難民總數達兩百多萬人。

1957年10月中共決定重新封鎖邊界,堅決打擊外逃風,對偷渡者予以嚴懲,宣佈可以判刑以至槍斃。但封鎖阻止不了逃亡,卻製造了無數的悲劇。很多逃亡者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時不幸摔落在險峻的鷹嘴巖下。鷹嘴巖下的屍體,一個壘著一個,上面的死了,下面的還在抽氣,慘不忍睹。

根據深圳解密文件披露,1962年4月份,當時叫寶安縣的深圳,出現一股聲勢極為浩大的逃亡潮,如「大軍南下」,總共有十多萬來自中國12個省、62個縣的難民湧入深圳,六萬多人逃離中國大陸,五萬多人被遣返,直到助紂為虐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過問,最後才通過強行遣返、憑證明購買到深圳的火車票等措施平息。

據說,1962年的大逃港同陶鑄有關。1962年3月,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接到一份報告,說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華、五華八縣已出現嚴重饑荒,已有9468戶農民斷糧,731人出外逃荒,25家賣小孩,老百姓開始吃觀音土。這類內部報告觸動了陶鑄的惻隱之心。5月4日下午,他突然下令撤掉中方在邊界的崗哨。次日寶安縣農民下田,驚奇地發現崗哨全無,國門大開。此消息立刻像野火燎原一樣迅速傳遍廣東省內外。三天的開閘大赦引發了一場數十萬饑民逃亡香港的空前洪潮。

1979年的大逃港則與習仲勳有關。據《逃亡香港》描述,1979年朝廷欽差習仲勳到寶安巡視,看見簡單的偷渡收容所裡擁擠污穢不堪,尿屎臭氣沖天,成千上萬參與偷渡的知青男女像打樁一樣站立,連坐下來的地方都沒有。他鼻子一酸,轉過頭來,說了一句「放他們走吧」(習仲勳可能想起了他的知青兒子習近平)。當天成功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有上萬人。這是偷渡香港史上的第二次大赦。

逃亡方式多種多樣

越過柏林牆的逃亡方式五花八門。除直接翻越外,人們採取了許多方式嚐試越境。1963年4月,19歲的國家人民軍的文職人員沃爾夫岡.恩格爾斯(Wolfgang Engels)曾駕駛所在基地的蘇聯裝甲運兵車衝破圍牆,隨後被東德守衛開火嚴重擊傷,最終被西德警察解救。托馬斯.克呂格爾(Thomas Krüger)曾利用東德體育技術協會的輕型飛機穿越柏林牆降落在英國皇家空軍基地。還有人通過挖地道、走下水道、乘坐大型熱氣球、潛水、開車高速衝過檢查站等方式越境。

跨越中港邊界逃往香港的方式更加多種多樣。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有的在沒有設防的「大赦」期間沿大道走過邊界,有的翻越崇山峻嶺懸崖峭壁,有的游泳和潛水闖過界河,有的帶上簡易器材游過大海,有的乘坐漁船跨越大海,有軍警帶著武器駕駛快艇衝過大海,有的藏在火車箱貨物之中偷偷過境,有的翻越或剪開邊界鐵絲網過境。

死於柏林牆的逃亡者主要是被槍擊。根據大量資料,筆者分析統計,死於偷渡香港的人士,至少有20多種情形:1.被中共邊防軍開槍打死;2.被中共邊防軍的警犬咬死;3.摔下懸崖峭壁而粉身碎骨;4.被毒蛇咬死;5.被凍死;6.饑餓而死;7.生病而死;8.被淹死;9.被鯊魚咬死吞食;10.被海潮衝到礁石上撞死;11.被船舶和漂移物撞死;12.攀越火車時被車輪壓死;13.跳下火車時跌死;14.因火車急剎車從車頂、車底和車廂間摔下而死;15.因急剎車在火車箱中被貨物撞死;16. 穿越鐵絲網時觸電而亡;17.越境時與英國吮喀兵、華人兵糾纏中被打死;18.被香港黑社會斬殺;19.逃亡未遂被批鬥關押勞教勞改而死;20.被港英政府遣送回鄉遭處決或迫害而死;21.因飢餓至極逃到香港時猛吃而撐死;22.因逃亡失敗極度悲憤而自殺……

偷渡者愛情故事

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悲壯的故事:下鄉知青阿強與阿玲一見傾心,墮入愛河。他們不甘在農村埋沒自己的青春,倒流回城。迷茫之際,兩人決定一起逃亡香港,歷盡千辛萬苦到了海邊。當時游泳器材在邊境是禁品,他們只帶了一個輪胎。阿強將輪胎套在阿玲身上,自己用繩子拴住輪胎一起游。不料途中突起大風,波浪排山倒海地打過來,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抗擊巨浪。輪胎承受不起兩人的重量,即將下沉。阿玲吻了一下阿強平靜地說:「強哥,要死就讓我們死在一起吧!」體力已不支的阿強突然像瘋了一樣說:「不!要死就讓我死好了!」他毅然扯斷了繫在輪胎上的繩子。一個大浪撲來,將兩人衝散。黑沉沉的大海響徹著「阿強,阿強……」的呼聲,但再也聽不到阿強的回應了。阿玲強忍悲痛繼續與風浪搏鬥,終於被香港漁民救起。在港期間,阿玲腦海中時時刻刻浮現出阿強的身影。好不容易熬到中國政府改革開放,偷渡者可以返回中國大陸。阿玲馬上返回深圳,趕到大鵬灣下水地點,燒香磕頭,大哭三天三夜,立誓終身不嫁。

死後到達香港

在中國開放初年,許多香港商人出資僱用當地農民到山上,搜尋偷渡者的骨頭,運回香港安葬,以安慰死難者的在天之靈。他們活著的時候未能到達香港,但願他們的靈魂能夠最終到達香港。這些商人當年僥倖逃亡到香港,但他們的許多親友同伴在逃亡路上命喪黃泉。

逃亡教育和訓練

那時民間廣泛流傳一句詩,據說是劉伯溫預測後500年世事所留:「過了千八日,安樂永無憂。」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據當時的形勢,這句詩被解讀為:「只要過了香港,就生活無憂了。」許多人寧信劉伯溫,不信共產黨。

許多孩子從小被家人灌輸「好好煉身體,日後去香港」之類的思想。香港影評人列孚及其妻子是游泳逃到香港的。逃亡前他曾到珠江訓練。他發現幾千人都在那裏游泳。當然,誰也不敢說,我游泳就是為了將來去香港。

陳通教授2013年底在我家呆了幾天,詳細介紹了他和同伴所作的偷渡訓練。他們經歷了操步、操水和操山的硬功夫訓練。在越秀山操五百石級,一口氣連續上山下山走10個來回,這第一階段的自我培訓叫操步。然後到珠江訓練游泳,要求達到游泳10公里的能力,這便是第二階段的培訓操水。第三階段的訓練才是操山,即夜上白雲山,培訓的內容包括:1.夜觀天象,找出北斗星和其它星座的位置,確認香港方向;2.深山夜行,棍子摸路,團隊合作,避免跌落懸崖,使用指南針和識別地圖位置(當時指南針和珠江三角洲地圖在商店屬違禁品,都是靠偷渡專家自行製作),掉隊和衝散後的聯絡方法等;3.學習在天亮之前建好「埋伏堆位」,把自己藏在草堆裡面,以免被巡邏的解放軍、民兵和捉偷渡的工作隊發現。三個階段的訓練都完成後,他們才伺機

上路,偷渡香港。但人算不如天算,偷渡畢竟九死一生。與陳通一起偷渡的30多位同行者,最後到達目的地拿到三顆星香港身份證的,只有陳通和傻強二人。成功的比率只有6%。

中共對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最早把逃港定為叛國投敵,派遣邊防軍、民兵和狼狗捕殺,這就是「堵」。解放軍針對偷渡者明文規定:「一是叫停步,喝舉起手,二是朝天開槍,三是向人開槍。」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時發生,被嗜殺成性的解放軍和民兵肆意槍殺。 

中共訓練的狼狗,最喜歡咬偷渡者的喉嚨,許多偷渡者被咬死。未被咬死的偷渡者被押送回來時,已經被狼狗撕咬得衣衫襤褸、傷痕纍纍,兩隻手臂上只見紅骨,不見皮肉。在白雲山秘密出售的「羅盤」(偷渡路錢圖)上,白紙黑字說明,偷渡路上,一旦見到「大貓」(即解放軍的狼狗),馬上趴在地上,高抬屁股,誘引智商不高的狼狗來咬屁股。同時把頭深藏在地下,求能保護頭骨,不被咬碎。兩手緊護脖頸,露出手臂,任狼狗亂咬,以免喉嚨被咬斷,爭取保住小命一條。

儘管山崖下白骨纍纍、水面上浮屍連連,偷渡者有增無減。中共畢竟臉上無光,所以後來採取「思想教育」的辦法,即「疏」,也就是騙。 對當時的大逃亡,中共宣傳說是美蔣特務策劃。官方還出了個文件《人間地獄──香港》,把香港說成是世界上最荒淫城市,最大製毒販毒基地,黑社會橫行,自殺率名列世界前列。中共還搞「憶苦思甜,新舊社會對比」,動員群眾與香港親人斷絕關係,鼓動親屬間揭發檢舉。並大唱紅歌,學毛著,演街頭劇、樣板戲,說資本主義不好,紙醉金迷,沒有人性等。

當時身為劇團演員,飾演洪常青的歐陽東說,街頭劇演得很逼真「感人」,說一個女孩子逃到香港後死在街頭,很多人被感動得表示不再潛逃。後來人們瞭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水深火熱」,其生活品質比內地高出許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的時候,內地許多百姓卻連飯都吃不上。當真相大白時,謊言再也欺騙不了民眾。他們紛紛潛逃。歐陽東說,連那些演劇的演員都逃了,他們劇團更一個不剩。

堵騙都不行,中共只得採取「放」的政策。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意味深長地說:「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因此,大逃港同安徽農民冒死分田單幹一樣,迫使中共1979年「改革開放」, 並於1980年建立深圳經濟特區。中共給了廣東的深圳、廣州以及珠三角大量優惠政策,廣州人民生活提高後,不再冒險偷渡香港。

港英政府人道關懷不足

1962年發生大逃亡潮後,港英當局加強對行人盤查,凡是沒有證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實屬於偷渡後,立即遣返。如同現在中共當局遣送北朝鮮的「脫北者」一樣。被遣送回國者遭到殘酷清算。

香港彈丸之地,先後收留了兩百多萬逃港者,讓逃港者至少吃飽飯,六四屠殺後允許民運人士在港停留或去第三國,也算盡了一定人道責任和義務。但在毛撒旦極端殘暴血腥的反動統治時期,把九死一生才逃到香港的饑民強制遣送回內地受制裁,無論怎麼說,也是不人道的,至少應當設法讓他們去第三國。

香港大逃亡的原因

《大逃港》作者認為,逃港 「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也有著政治上的因素。」這種分析很有道理。但我認為,從個人和整體的不同角度分開討論可能更為確切一些。

從逃亡者的個人角度來看,大部份人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而逃亡,也帶有對毛共反動統治不滿的政治原因。他們為了吃飯活命而逃亡。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 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然而,當時寶安農民的收入在全中國算是很高的。內地很多農民一天的收入不到8分錢。

少部份人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而逃亡,如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商人資本家、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子女、六四屠殺後逃亡的學運和工運領袖以及異議人士等。這些人是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隨時可能遭到批鬥關押、勞教勞改,甚至被處決。他們主要是為了活命、為了自由而逃亡。

就整體而言,大逃港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也就是中共野蠻腐朽的專制制度造成的。中共掀起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禁錮人民思想、製造階級鬥爭,破壞了生產力,人民普遍生活在飢餓和恐怖當中。人民為了更好地生活,在無力反抗暴政的情況下,只好選擇逃亡。這就是用腳投票。

由於戰爭和大饑荒等,有史以來就存在逃亡。但在和平時期發生大逃港事件,令人震撼!香港大逃亡無論從時間上、規模上、逃亡人數、死難人數、殘酷性以及被官方掩蓋真相的程度等各方面來看,都是古今中外最慘烈的大逃亡。

2014年4月初 寫於 紐倫堡

(全文大約6000字)

首發於《歐華導報》2014年4月總第2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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