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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丹: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中国人该了解什么?

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20多万的戒严部队进行血腥镇压,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用坦克车辗压民众。(六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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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1月28日讯】每年的1月27日,中国的主流媒体都会统一撰文报道有关“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消息。尽管联合国每年都设定了不同的主题,然而陆媒报道的焦点却始终未变,只聚焦探讨“二战”、“纳粹”、“反犹主义”等这些跟法西斯有关的话题。对相比纳粹政权所制造的屠杀,无论从人数,还是规模上来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共产极权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从来都只字不提。

更具迷惑性的是,陆媒在统一了口径的宣传、报道中,总会提到“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句,因此,大部分中国人、乃至国际社会对共产极权的认识和了解,一直都十分有限。甚至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还以为“苏共是解救纳粹受难者的大功臣”。

然而事实却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一面。有资料显示,“根据历史留下的记录影像,1939年的苏联红军和德国党卫军并肩打击波兰”,加上“苏联军官向纳粹党卫军问候时使用的是纳粹军礼”,因此,“波兰百姓难以分清苏军和德军,后来干脆把红军的标志和纳粹的标志悬挂在一起”。“在当时的欧洲,斯大林的惟一盟友就是希特勒”,于是,“苏联和德国就以中部为界,瓜分了波兰”。

一份解密档案写道,“苏共的秘密警察协助德国训练盖世太保,修建集中营”。对此,有学者指出,“有多少人会想到,当年希特勒为了灭绝犹太人,派出大批盖世太保去苏俄学习建造集中营的经验,德国和德占区的几百个犹太人集中营和战俘集中营,就是参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

档案中还写道,“(苏共)也向纳粹提供犹太人名单,名单上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有资料证实,“前苏联克格勃投资贝利亚在德国曾亲笔签署过一份秘密协议”,“苏共根据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秘密协议,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或交给盖世太保”。

除了签署秘密协议,苏共当局甚至公开表示支持纳粹。“当时,苏共总理莫洛托夫支持纳粹思想的言论发表在苏联喉舌的各大报纸上”,“苏共当局认为,反对纳粹主义的任何活动都是犯罪”。

以上种种足以表明,苏共决不是“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功臣,而是支持、协助纳粹,并与其“肩并肩作战”、血腥屠杀犹太人的帮凶与同谋,甚至还是幕后黑手。

能躲在幕后、秘密对纳粹提供“战略”指导、军事支持的苏共,其“杀伤力”显然远超纳粹。我们仅从死亡人数的对比中就可见一斑。有资料显示,“纳粹残杀了600万犹太人、330万苏联战俘、110万死于集中营的被放逐者,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加上战场上的1500万致死人数,受害者总数约为2500万”。

那么,共产极权制造的死难者又有多少呢?如今,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数字是1亿。《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称,“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1万”。

对此,很多学者认为,这些数字低于实际死亡人数。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比如在苏联,除了“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以外,“列宁掌权后,仅从1918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上述那些多少不一的死亡人数,最让人觉得“只会少、不会多”的,正是死于中共暴政下的人数。

首先这“6500万”仅是指毛发动的历次运动所制造的死亡人数,自毛死后一直到今天的,并未算在其内。此外,“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曾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千万之多”。另有来自日本的报导称,“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对中共发动的以文革为核心、以各类前期运动为铺垫的迫害、屠杀暴行,以及可能死于暴政之下的人数展开丰富的联想。

相比纳粹,中共仅在毛时期制造的死亡人数就已远超数倍。既如此,“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指定者又怎能只将“刽子手”的标签贴在“纳粹”这一党头上?又怎能对共产极权、尤其中共这个“世界第一屠夫”只字不提?还任由中共撒谎行骗,刻意宣传“苏共是纳粹死难者的解救者”?

就在今年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到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仍一边“呼吁国际社会携手阻止仇恨情绪的蔓延”,一边和稀泥,称“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团体等势力是极端仇恨的主要兜售者”。

然而,通过上述的死亡人数对比,我们或可说,如果这些远不及共产极权、尤其是中共残暴的恶势力被视为是“仇恨的兜售者”,那么,以中共为主要继承者的共产极权,正是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都致力于挑起、发动一切仇恨的制造者。苏东剧变之后,中共则更是成为了继承着“共产邪灵”的衣钵,不断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喷吐、散播嫉恨之气的恶源。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已精准的描述道,“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造成了反神和排神”。如此不难想像,中共在高举“无神论”的大旗时,心里对神的恨是多么的歇斯底里。“‘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和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氓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此后,“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即“暴力杀戮”。

中共“以‘恨’立国”,以恶治国”,“恨美国、恨西方、……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这种恨不仅在中国制造了无数的死难者、冤死者,还培养了大量的屠夫和杀戮者。中共“把恨注入人的心里,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嫉、斗、暴戾、嗜杀”,将无知的世人活生生变成了麻木、冷血、动辄就对同胞拳脚相加、举刀相向的暴徒和刽子手。

正是因为“共产邪灵”制造的恨远胜法西斯,才会酿造远超犹太人死亡人数的1亿鲜活生命惨死的悲剧;正是由于中共将这种变异的“恨”发挥到了极致,才使其成为“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

即便“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不提共产极权以及中共的邪恶,但自美国建成第一座“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之后,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纪念碑落成。“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时时处处在揭露共产暴政的血腥杀戮与邪恶本质。一个世纪里,共产极权屠杀了上亿人,他们的冤魂,会永远在世界各地的纪念碑上空悲鸣。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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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8 6: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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