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2月01日讯】虽然我和国家主席同姓，也没有逃脱被非法折磨的命运。
几年前我在国内因维权被关押，在看守所里遭受非人的折磨，如同噩梦般一直缠绕着我的生活。我现在到了自由世界，要把所经受的遭遇写出来，让人们知道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2011年4月15日的一天的上午，我和朋友小赵去西里村长青路见一个朋友，还没到约好的饭店，就被三个大汉拦住了去路，问我叫什么名字，又问我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当他们证实我是习卫国时，其中一个看上去是头的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桥西分局刑警六队的民警，你跟我们去刑警队走一趟，有事找你。
2010年年初，我家祖坟被河北平山县南甸镇马利勇的铁厂所侵占，我叔叔和姐夫去厂里理论，他们不理，然后居然在我爷爷坟地旁垒了个厕所。我们知道后，非常气愤，我们亲戚共十几人再次找到厂方理论，想要拆除厕所，说你们如果不拆我们自己拆。厂长马利勇抓住我哥的脖领子，推推搡搡，我和姐夫过去阻止马利勇这样做，马利勇就动手打我们。厂里人一看厂长动手了，差不多有20多个人一哄而上，拿着厂里铁锹棍子，开始打我们。我们出于自卫，也顺手拿起厂里的铁锹棍子，但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很快就被他们打散了。
平山县公安局副局长范彦平是马利勇这个铁厂的大股东。因为中共政府表面上不允许公安局的人做生意，因此范彦平拥有的是暗股，这在我们南甸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和姐夫，还有一个朋友，我们听到了警车声，知道他们通知了公安局，于是我们就朝别的县的方向跑。
几天后，我得知自己已经被上网通缉，成了通缉犯。我哥跟我的两个朋友被抓了。嫂子哭着在电话里告诉我，千万别回家，我哥他们在看守所里天天挨打。我只好在外面东躲西藏，有家不敢回，不敢去上班，见家人也是悄悄的在外面。
当时三个便衣警察围着我，我知道已无法脱身，只得跟着他们到了石家庄刑警队。
刑警队长张文洪说，你是网上通缉的逃犯。
刑警队通知我的家人给我送东西，大约下午五六点左右平山县刑警队来了几个便衣还有一个穿警服的人给我带上手铐脚镣，并把手铐脚镣连着拷在一起。
我一想不对，通常杀人犯或是重犯才戴手铐脚镣的。我的案子最多也不过是个民事纠纷，何况是他们先动手打我们，我们是被打的，怎么会给我戴脚镣手铐？
他们把我摁到一个没有车牌的汽车上，往平山方向开去，在车上他们还扇了我两个耳光。
汽车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平山公安局把我关到一间屋子。我一进去，两个协警（没穿警服）上来就拽我的手铐，手铐脚镣扣的本来就很紧，还连在一起，我脚上移动很吃力，就被他们拽倒了。他们上来就踹了我两脚。把我拎到一个木头椅子上，对面是一个审讯用的桌子。桌子后面的警察，要我陈述当时去厂里的过程。我实话实说。警察说：你说的不对。协警上来就抓住我的头发煽我耳光，我的嘴当时就流血了。
那时已经很晚了，警察很快就下班走了。一个协警留下来看着我，我被迫在椅子上坐着，始终带着手铐脚镣。我已经很累了，那个协警看着我，我一合眼就煽我耳光。
后半夜，又换了一个协警，我只要一合眼就煽我耳光，用黑色的警棍敲我大腿，不让我打盹。我的脸都被打肿了，嘴角流血。
第二天天亮后，来了两个穿警服的，从他们的对话中我推测其中一个可能是队长。
另一个人说，你们那天带了50多个人，带着刀和枪，老百姓都看到了，你承认了吧。
我非常惊讶，在中国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哪里来的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没有这回事，你们这是栽脏陷害，我们去厂里是论理去的，连一根棍子都没有带，哪里来的刀与枪。他们一听就上来打我，用黑胶皮警棍打我的大腿根儿。
我心里明白，他们栽赃给我的这种事情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屈打成招的。
他们见我不屈服，就一直打我，反复逼着要我按照他们瞎编的那些话说。
第三天，他们开始拿电棍电我。
我实在太瞌睡了，每次被警棍电就痉挛一下，没过有多少时间又闭上了眼睛，他们就连续性的电击我，把电警棍戳在我的腋下，这个地方是身体非常敏感的地方，经不住电击，我整个人都抽搐起来。
按中国的法律规定，老百姓私自拥有枪支可判刑三年以上的。何况是持枪打架，罪名更重。
我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屈服，如果我屈服了，不但我，与我一起去的这些亲戚与朋友也要判重罪了。所以无论受怎样的酷刑我都不能承认对我的诬陷。
这几天他们给我吃的是不知哪儿弄来的馒头，喝的是自来水。长时间的折磨，我在椅子上已经没有办法坐住，他们就把我拷在旁边的长条板凳上。需要上厕所都没力气走，是他们架着我去，我站不稳，都尿到了自己身上。
几天毒打，再加上没有几分钟合眼，我在精神上出现恍惚。印象中有一天好像他们写好一张纸让我签字摁手印。我意识中知道不能摁手印和签字。记忆中到最后我都没有摁手印和签字。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实在记不清楚了），他们把我送看守所。按中国法律规定在刑警队或者派出所关押审讯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他们超时间关押我很多天对我实施酷刑，所以中共法律完全是一纸空文。越是底层政府越是黑暗。
到了看守所，公安局长范彦平安排看守所里的民警给牢头送烟送酒暗示他们“照顾我”，意思就是找“合理的机会”打我。这些狱霸收了好处，就拼了命对我拳打脚踢，按我的脾气性格我会还击，但是在审讯室这么多天的折磨，我已一点力气也没有。狱警在监控室看到也不管，等把我打到不行了，他们才出现，装模作样地训斥他们一下。
一个月下来，在看守所共换了四个监室，天天被毒打，我的牙齿被它们打松动了。
看守所里每一个监室大约三十或者五十平方米左右，从大铁门入口进来有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露天高墙围绕，上面是铁丝网和钢筋网，是犯人放风透气的地方。连接露天放风的地方是一个三十到五十平方米的、只有两个小窗户的大房间，中间是一条走路的过道，两边是水泥做的大通铺，住着三十到四十多个犯人，晚上就睡在冰凉的水泥大通铺上没有被褥。牢头狱霸有被褥，这是因为他们按照狱方意图打人给予的待遇。被褥也不是狱方发的，而是判刑走的或者被释放的犯人留下的。看守所要犯人自己带衣裳和被褥进来。我的家人给我带的衣裳，好一点的都给他们抢去了。牢头有权决定给谁被褥不给谁被褥。
在看守所每天就是2个或3个黑馒头。牢头高兴是3个，不高兴就2个。
在看守所里每天超时间干活，每天超过十六个小时以上，干不完就挨打。牢头狱霸想打你就给你安排不可能完成的活，完不成就想方设法地折磨你。一些没有按照他意图做事的犯人，或者是像我这样的狱警安排“照顾”的人，他们就折磨得特别厉害。
比如，几个人把犯人摁住，牢头用脚踩住犯人的手，它们把平时干活用的那种特别细的铁丝穿到犯人的指甲缝里面，再用打火机烤铁丝，实在太残忍了。这些狱警在监控室都看的清清楚楚，但他们从来不管，只要不出人命，他们就装作没看见。
看守所晚上走廊里有警察值班，监室里晚上两个犯人值班，主要是防止被挨打的犯人晚上报复或者自杀。我亲眼看到有一个犯人受不了想自杀，把牙刷插到鼻腔里面，满脸是血……
在看守所里每一个犯人都必须验血，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所有人排着队，医生拿着差不多有三厘米粗的针管，抽出的血比在医院里面验血的量多出三倍以上。当时我就感到很疑惑，为何要抽我们这么多血，出来后看了很多新闻媒体关于活摘器官卖钱的事情才知道，他们可能是在找器官配对。好在我关了不算太久，要不然器官被割了还说不定，想想都后怕。
出来后我才知道，家里想方设法找关系走后门，送钱送礼，家里在公安局和法院差不多一共花了36万元我才被放出来。
出来后来我听说警局之所以要我承认没有做的事，一方面是为他们创造业绩，另一方面是铁厂的意思。这个铁厂伙同公安局长想让我住一辈子监狱，这样就没有人再找他们维权了。
我在看守所虽然只有8个月，但那是8个月的人间地狱生活，回想起来如同恶梦。
在刑警队和看守所里我经历的折磨，让我现在脑子都不太好使了，记忆力严重衰退，晚上经常失眠做恶梦，刑警队的好些经历都想不起来了，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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