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3月30日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优秀知识份子不计其数，有些惨烈的事迹已有人记录留传，但还有更多不知名人士的悲壮之死被埋没了。他们的生命本来可以放射出灿烂的火花，却被横遭扑杀；他们的死理应重如泰山，却成为一个统计数字。我所认识的王同竹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中共统治初期接受大学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的反共斗士，因书写诗词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死。除了丁抒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中提及王同竹之外，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个小阶段，时间不长，从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规模覆盖全国。所谓“一打”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但实际上以“一打”为主。这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式，以言论罪和思想罪而大批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场恐怖运动，其特点有三：
一、和文革群众运动杀人或整人致死不同，“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国家机器的名义，由公检法出面，动用法律程式的大规模杀人；
二、不需要有行动，仅凭思想、言论、或文字就判枪毙；
三、为了达到在短期内大规模杀人的目的，死刑审核权由最高法院一级级下放到地方。这场运动是中共历来杀戮思想犯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杀的当然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受迫害者至少有二百万人。（注：以上引用丁抒先生大作《风雨如磐的岁月》）。
“一打三反”运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从严从重，从快从速。所谓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成员”从1970年5月被捕到判刑仅花了两个月时间。7月，南京市分两批宣判“现行反革命分子”，笔者为其中之一。宣判那天，我们被押送到五台山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在世界上大概绝无仅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算司法程式之一部分，实质是杀鸡儆猴的恐怖宣传秀。下车之后，我们一个个被公安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背后还插了一块打着红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大牌子。笔者脑子里立刻跳出京剧《窦娥冤》里窦娥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形象，时光彷佛一下子倒退了八百年。
笔者被两个公安一边一个架着押上台去。由于头部被死劲地往下压，眼睛只看到地面。我使劲朝左右瞄，发现两边“同伙”和我一样，脖子里都套个绳套。我当时不明白这劳什子是做什么的，事后才知道，原来有那不怕死的“反革命”在宣判后、临刑前高喊口号，如“打倒共产党”或“打倒法西斯”什么的，当局才想出这一预防高招。临刑前喊口号本是电影里所表现的共产党员英雄气概，可是，“英雄”只有共产党能做，反对共产党的就不让做，万一哪个“反革命”学英雄喊口号，两边的公安马上就勒紧绳套，让你欲喊无声，甚至气绝。
笔者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对异己者的残酷无情，但宣判结果依然让我震惊，当时真觉得后脑勺被大棒重重敲了一下似的。不但所谓“首犯”王同竹被判处死刑，而且他的好友兼妹夫以及三个故交也都被处死。此外，三个和王同竹交情不深但“出身不好”的人，一个被判死缓，另一个获有期徒刑20年，再有就是笔者，15年徒刑。同案的三个插队知识青年以“年轻受骗”而免于刑事处分，还有一个因是中共干部子弟也免于刑事处分。另一个免刑的，就是那个“立功赎罪者”了，他是王同竹在南京交往最密切，也是对王了解最多的人。
宣判结束，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我们这些被判刑者又被押上卡车，但不再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而是两个人一辆，每车上押解的公安却有十多个。接着是游街示众，这种古老的不文明做法，世界上别的地方即使曾经使用过，到20世纪也绝迹了吧，唯独无产阶级专政却拿来古为今用。
载着笔者的卡车在伫列的后方，王同竹作为“首犯”应该在第一辆车上。整个游街过程中，两个公安的两只大手紧抓着我的肩膀，另两只大手重重地往下压我的头部，以示强迫低头认罪的意思。卡车开出五台山体育场，从广州路向中山路方向缓缓行驶。由于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虽然被压低着头，依然可以部分看到一路上被组织来观看的民众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街道。前引的丁抒先生文章中说，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而且卡车前方两侧还各配备一挺机枪。如此煞有介事地如临大敌，而“大敌”不过是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不啻在恐怖剧中增加了讽刺闹剧的成分。
游街车队一路向南，最后到江东门刑场绕了一圈，判死刑的被立即执行了，免于刑事处分的被释放了，发监劳改的只有三个“出身不好”的人，包括笔者在内。
王同竹是个才高八斗的诗人，他被害时应不超过四十岁。1950年代初，他就读于武汉大学俄语系，毕业后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据他说，曾和毛泽东那个脑残的儿子毛岸青同事。1957年，王同竹因书写和发表初试啼声的诗作和短篇小说而被打成右派，由于不认罪，被定为极右分子，发往河北省茶淀农场改造，后来又去了新疆，曾和著名诗人艾青在一个农场。文革时，他趁乱逃离新疆，流落南京。他是那种越受迫害越反叛的硬骨头，他对共产集权有透彻的认识，所以他的反共是彻底的，毫不妥协的。
尽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王同竹的诗作仍源源不绝。他的格律诗展现写景抒怀的爱国之忱和向往山水田园的雅意逸趣（包括很多描述新疆风光的生动作品），更有杜甫式饱含沧桑的浓郁和深沉；他的新诗有徐志摩的清新自然，也有匕首般直刺中共专制要害的疾言厉色。他追求形式美的创新，绝对超越大多数中共允许的当代诗人水准，令对白话诗不甚感兴趣的笔者刮目相看。只可惜他的作品早早就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和机会，仅在熟人小圈子里流传，笔者即因读过并帮他抄写过诗作而获十五年有期徒刑。令人跌足的是在他被捕之时，当局搜走了他随身带在皮箱里的全部诗作手稿，不管反共不反共，销毁殆尽，片纸不留。笔者常想，如果他的作品留存至今，定能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当时的环境，没人敢保存他的作品，即使是阅读欣赏，也只能偷偷而匆匆，年长日久，早已于记忆中消逝。他的妻子是藏人，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藏语播音员，早在他被打成右派时就离他而去，想来不会保存他反右前的作品；听说过他有个妹妹，好像是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妇女，也不知道她那里是否可能存有兄长的作品；他的女友虽然是三个免于刑事处分的下乡知识青年之一，但在平反前仍一直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可能留有他的遗作。总之，王同竹的诗作，似雁过不留声，船过水无痕，彷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令人伤痛！
1979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捱过9年半铁窗生涯的笔者得以出狱。令我吃惊的是，此案不但判刑劳改的都获得平反，连死去的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故友等也都获得平反。我当时想：难道共产党已经进步到放弃以言定罪，甚至允许言论自由了吗？还是真如平反书上所说，王同竹诗作中虽有部分反共言论，但那都是反右后所写，而当初定其为右派分子根本是错误的？或许只是因为文革中的反革命案多如牛毛，统统一风吹，不予细细追究了？事实上，文革后中共对异见分子的镇压政策从未放松，王同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共产党也一样容不得的。
王同竹只因写诗而被杀，人亡诗毁两不存。我们失去的既是一位反共斗士，也是一位文学天才，不论从反抗共产专制的意义看，还是从文学价值的意义看，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文革已届50年，王同竹被害也已46年。多年来，笔者一直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但每每提笔，竟有千金之重，因为我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哪怕是他写的一首短诗，向世人展示这位诗人和他诗作的真实性和价值，真正是悲莫大于此！笔者已年届耆耄，来日无多，再不留几个字，只怕这段焚书坑儒的残酷事实将永埋历史灰烬之中，笔者亦将永远愧对王同竹在天之灵，故有此文。（摘自《纪念王同竹先生：人亡诗毁两不存》#
——原载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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