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统一天下后，镌造了一枚皇帝玉玺，称为“天子玺”，也称为“传国玉玺”，玉玺正面刻有李斯的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传国玉玺 象征皇权正统
在古代，天子玉玺是继承皇位正统合法的重要信物。因此，历代帝王将传国玉玺视为一统天下、皇权神授的重要象征。一旦失去玉玺，则视为王朝气数已尽。所以，传国玉玺是国之重器。
传国玉玺随着朝代更迭不断易主。唐朝末年，群雄割据，豪杰四起。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下传国玺，建立后梁。李存勗灭后梁，建立后唐，传国玺由此转归后唐。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末代皇帝李从珂（885年—937年）抱着传国玺自焚而亡。至此，玉玺消失了。
但是到北宋哲宗时，一位名叫段义的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宋廷十三位大学士根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以后，认定这就是秦始皇的国玺。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汴梁，掳走徽、钦二帝，也掠走了传国玉玺。自此，玉玺再度失去了踪影。
当玉玺再度现身时，它的存在意义，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朝时，两度出现传国玉玺的传闻，但都被臣子挡了回去。
天子重在德 不在国宝
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初年（1457年），胡人首领孛来到边境，请求赈济粮米。传说，宝玺就在他那里。大将石亨听说此事，就想带着军队巡视边境，趁机取回玉玺。
英宗征询大学士李贤的建议。李贤辅佐英宗、代宗，是明朝难得的治世良臣，他说：“胡人首领虽在边境，但没有出兵侵犯。现在无故对其用兵，一定不行。况且宝玺是秦始皇时期所造，上面有李斯篆文，已是亡国之物，不珍贵了。”英宗同意李贤的看法。
李贤对待传国玺的态度不是个案。明神宗时期，另一位大臣梅国桢也持雷同看法。
明朝大臣梅国桢（1542年─1605年）镇守边关，担任少司马，统领三镇军政。有一年，一个胡人首领求见，说是在沙漠中得到一个传国玉玺。胡人将玉玺的字印在黄绢上，顶在头上，到梅国桢的军营中求见。胡人想把玉玺献给朝廷，请少司马（中国古代官职名称）代其转奏进献之功。
梅国桢说：“不知道玉玺是真是假？等你拿来后，让我确认一下。如果是真的，我就犒赏你。”
胡人首领说：“历代都有上天传授真命天子信物之事，现在玉玺正是为了圣朝而出现的，这是非常祥瑞的事。如果禀奏皇上，一定会得到封赐。我所希望的不是犒赏。”
梅国桢笑着说：“宝源局自然存有国宝。即使这个玉玺是真的，也没有什么用。我也不敢轻易亵渎皇上圣听。念你一片好意，我给你一锭金子作为犒赏，并把黄绢还给你。”胡人听后大失所望，嚎啕大哭离开了营帐。
有人问梅国桢，为什么不禀奏皇上呢？梅国桢说：“春秋时期周大夫王孙满说，天子在德，不在鼎（国之重器）。何况胡人将其视为奇货。如果轻易禀奏皇上，胡人会借着玉玺挟持。万一圣旨下来，真要征求玉玺，而玉玺又不能准时送到，难道真的要用封赏来购买玉玺吗？”众人听后，叹服他的见识。
梅国桢知道玉玺是国之重器，但也知道国君的德行比玉玺更重要。梅国桢宁可失去玉玺，也不希望君王为了一方玉玺，去和胡人做交易。
昔日，曾经拥有传国玉玺的君王，随着朝代更迭，成为青史中的风流人物。有人看重传国玉玺的象征意义，也有人倾向于“国君修德，会比国宝更加重要”。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上，传国玉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也是它的迷人之处吧。＠*#
事据《智囊．通简 》 第三卷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