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5月27日讯】（接上文）
信仰的力量
他这学期选的课比较多，他认为“祗有不断的努力，从工作中，才会使自己觉得满意，否则，时间是如此快速的度过，这样好的机会让之溜了过去，岂不可惜！像我这样的遭遇，可说是千万人中难得其一呢。在香港，看看是将要陷入泥沼了，而最后终能拔脱，这几乎是神话似的难以令人置信。这乃是祈祷发生的功效，在我精神上空虚惶惑，一无所依的时候，宗教予我心灵上以极大安慰镇定的作用。因为我想：像我这样秉心持志，平时的表现是如此之佳的人，必天不弃我。”
他审视自己：“我是一个情感走极端的人，对别人好时，我是以自己全部的心意相献，而有所憎恶时，也是达到深恶痛绝的程度。在我说来，是没有所谓‘中间路线’的，这也是有违中庸之道的待人处事方法。至于何以会形成如此极端的性格，这也是社会刺激所迫使我而形成的。如果说，在中国念中学时是我思想的萌芽期，那时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香港乃是我爱国思想的成熟期。尽管我受到本国政府麻木不仁的待遇，但是，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啊，我是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的。这两天，我有这样的想法，人生祗不过几十年，为什么要为了现实而出卖理想呢？反正是要死的，何不坚持自己的理想，这样自能求得心中的安泰，而无所愧负。”
他现在是德国OSCD团体（国际天主教学生组织）的负责人，承担这份工作，耗去他不少时间和精力，“在外面跑，使我感到有些累，可是，积极的活动是必要的，我们处在这一时代，不能死抱着书本而不管外面的事，那祗有间接的帮助了共党的扩张。我们必得尽量的利用每一个时机，工作奋斗，以阻遏和打击共党！”他准备在下个月的集会时，谈论“在俄国的生活情况”，美国领事馆有一官员曾在莫斯科停留过两年半，他将携带照片来讲解。同宿舍有一个乌干达的学生，曾在莫斯科大学念过一年书，他也可以参加讨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他回想他的生命历程：“我生命中涌现的奇迹，看来是为常情所不能置信的，祗有天主从冥冥之中鉴察我的苦心和奋斗的热诚予以协助，才会成为可能。那对我的生命过程，乃是一项重大的转变，第一次从中国大陆出走至香港，第二次又从香港到欧洲来。在那样的情势下，看来我在客观的条件上是一无具备的，然而却终于化为事实了。当我念及这一些神奇的变化时，我必得真诚地感谢冥冥中主宰的恩典。前此，我但信自己的主观能力，而在屡遭挫折，愈自奋斗而愈受阻扰打击的时候，我才逐渐的感到自己的微渺不足道。主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从危困中解救出来，故此我必得全心皈依，这乃是完全由自己所体认而信的。我本是一个顽强的人，外界的力量，很难影响到我的意志，祗有自己的决定才足以发生效能；而信天主教，乃是经过我长期的考虑观察，以及屡次神意的表现，使我才作是项的选择决定的。”
“我对世界上许多的不义，存有强烈的愤激之感。其实，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的发展下去的。下午六时始往教堂望弥撒，宗教精神的感召，或许会使我变得平和安详一些。通常，我的心中总是像有烈火一样的燃烧。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短促的，必须为美好与至善的目的而工作努力。”
挫败中共筹备“中国同学会”的阴谋
有两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中国学生要成立“中国同学会”，他们是共方的学生，想在这儿搞统战，这事使他为之不安。一个是学医的，姓舒；一个是学物理的，姓杨，这人57年出来，并不讳言他今后要回去，也不专讲共党好，看来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统战能手，他们非常活跃，和在此的每一个中国学生频频接触。他们拉来两个香港来的女同学，还有一个台湾陈姓男学生，他是台湾本地人，对政府不满，看《人民日报》，从北京订购中文教材教人中文，加上他们两人，共五人，准备在台湾陈同学的住处开筹备大会。陈同学拿着开会通知要他签名，他说：“我一看心中就明白，这是杨、舒二人的主意，推两个愚昧无知的女孩子出来领头，要台湾陈出来跑腿，同时借用他的住处开会，以掩人耳目。我是见过共产党那一套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乃是他们统战方法的运用。可怜的无辜者被用来作为工具，这两个女孩子，年轻无知，爱出风头，于是就给人家利用而不自知。至于台湾的几个学生，他们对政治也认识不清，是共党作工作的对象，想将之拖下水以后，绝其归回台湾的一条路，于是逼其投上梁山。共党运心之阴险毒辣，这些未经受过的人是无知的。我是从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搏斗出来的人，共党的一举一动，我都明了其用心之所在。所以当陈要我签名时，我说这不可能大家都是发起人；他一再的要我表示知道有这回事，于是我在顶上处，写了我的名字并注明‘知’字，表示我知道有此一举；但是并不是等于同意或参加。”他逐一去告诉其他中国同学不要去开会，“这件事，总以不让其实现为上策，将祸患消除于无形，而不必在以后多费心神的去对付。”之后，他又找那两个香港女同学，希望她们不要被人利用，搞什么“中国同学会”，性格活跃的这个同学起初还以为有所得，经他剖析实际的情况，解释利害，她才觉得果然有问题，决定不参加了;另一个同学年轻，没有主见，别人怎么说，她就怎么办，听他一说，她马上就同意了。“事实上，这次行动是共党统战方法之一，可是给我予以打破了，我们对共党的阴谋不能懈怠，应随时的提高警惕，否则就给对方钻了空子。”
中国同学筹备会开张时，除三个发起人外，只有一个人到场，本来是五个人发起，那两个香港女同学退出了，所以祗有四个人参加。杨来看他，显得很沮丧，大概是想看他的反应如何。“我也就很坦白的对他说明我的意见。我说共产党的不仁不义，对青年们的残害，同时说共产党内部的整风清党。他听了并不反驳，说他们有些地方好，也有些地方不好。他之所以说要回去，就是想从内部去加以影响，以他的理想去改正一些毛病，使之变为良好。我说这是可能的么？连高岗、饶漱石这样的老干部首领，都被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那么要什么人才能算是革命的呢？说起大陆上的情况，他拿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一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他说有些地方是犯了过火的毛病，干部的水准不高，犯了错误。我对他说，这乃是制度根本的错误，而不能怪干部本身，一个运动下来，无数的人受批判受检讨，入狱的入狱，处决的处决；过了一个时期，说是犯了错误，于是又翻案，牢里的人放了出来，而死者也就冤枉的死了，永不能复生了！这不能不说是残酷的牺牲。说了两小时，他每一次发言，都经我以事实反驳，使得他祗有点头称是的份儿。”这个“中国同学会”由于他从中阻挡而使中共的统战伎俩无法得逞。
这个假期他在银行实习，德国同事对他这个中国人很感兴趣，他发觉德国人对亚洲方面的事情了解得太少了，一天午饭时，一个德国人问他：“台湾这个政府可以支持得多久？”他直截了当道：“这并不是台湾一地对抗中共的问题，今日对付共产党，乃是全世界性的，正好像柏林的问题一样。台湾的情势，正有如今日的西德，台湾政府支持多久，也就是问西德政府能支持多久的问题。西德如无美国从后支持，在此驻军，则苏俄的红军及爪牙，早已控制了这一地区，在太平洋地区亦复如此。我们应该将问题整个的从全面性来看，而不能分割开来做个体的分析。这把他说得点首不语了。”
他的主管是一个东普鲁士人，这是德国出军人的地方，一如中国的湖南。“他在战时曾服过兵役，在东西两战场都曾作过战，在俄国前线，捱过苦寒的严冬。正当德军溃退的前夕，他奉调到法国战场去作战，以后又在意大利和美军对抗。德国的男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在上次战争中从军的，这才是彻底的总动员！而战后，都曾进过战俘营，有的被拘禁五六年之久才释放出来。他们确是历经苦难，没有一个国家曾受过这样集体的惩罚，祗有今日共产党治下的人民，其生活的惨痛哀愁才可与之比拟。和他们谈起，他们都是吃过苦受过难的人，因之，以我的经历与之相较，则所曾遭受到的折磨和压力，便也不算是什么了。”他感慨历史在不断的推展向前，我们的一生，在整个的历史上，祗不过是一瞬而已，[…]他在梅恩河畔散步时，想到这里“曾是当年歌德散步和采撷文思之所。今日看战争后残存的古教堂，颇有芳草夕阳，凭古吊今的悲怆心理。”
英国一个外交官员请他吃饭，谈到中共加入联合国之事，这个英国人认为应该让其加入，如果拒之于外，自然是不可能期望中共对联合国予以尊重，而让其加入之后，大家才可以商谈。“我告诉他这乃是西方部分人士的幻想，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本质，对其特性，并无深刻的认识。共党的姿态和语言是全不可以信赖的，现在联合国中有一个苏联，已经是将局势弄得够坏的了，使用否决权从中作梗，如果中共加入之后，也就是更增加共党阵营的声势，加添更多的困难，而中共取得安理会的席位，有了否决权之后，联合国的机能将为之瘫痪。[…]他问我何以在此左倾的学生不投向西方而意欲回去？我说西方是软弱的，你们要承认中共，让其人联合国，他们觉得在西方没有希望前途，当然是要回去了。”
抗议中共京剧团在法兰克福的演出
1964年，中共的百人京剧团，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名，在新近倒向中共的法国活动后，将于3月18、19两日在法兰克福市立剧院演出。3月12日，他得知中餐馆“南京楼”的麻老板定了十张票，每张贵达二十五马克，使他大为生气。“我知道这绝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所以问他这是谁叫他买的？邢浙生坐在傍边就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去看戏又并不犯法嘛。’我对他说：‘这完全是各人的认识问题，德国人去看，尚可说是好奇，我们中国人去看，就可说是给共党捧场了。’尤其是他们从台湾来的，更是不应该。”
当他获知此消息时，就想到了要趁此机会予共匪以打击，但是仅有意念而无计划，后来他看到市内各广告柱均贴有该剧团之大幅海报，3月15日他静坐在家里写日记，乃决定采取行动。他认为不去观看乃是个人的消极态度，不能让他们在此毫不受阻的演出，可以在戏院的门前散发传单，至少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受一种威胁。祗有三天的时间了，他首先起草传单，并与法界及政界人士取得连络，认为此举并不防碍当地法律，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与鼓励。周一联系印刷厂时告知要等两周，而他后天就需要，印刷厂得知实情后，表示同情与支持，决定将其他业务暂缓，提前赶印这四千份传单，而且还减收五十马克印刷费。
他本来想找中国同学帮忙散发传单，有香港同学担心大陆亲人受牵连，台湾同学则担心介入政治活动影响奖学金等等，倒是德国同学勇于相助，“我们一行十人，在七时就到市内的戏院门口，形成一个半圆型，将印好的传单分发。在传单的首页，印的是‘北京歌剧简介’，这和戏院的节目表非常的相像，而内容则在报导赤色政权的暴虐无道，呼吁观众不要上当。在分发的时候，戏院里面曾出来一个人，站在台阶上向一个警察指指点点，手里拿了一张传单。但是，我们的行动预先问过法律界的人士，他们相告谓这是合法的行动，祗是不能到室内去分发而已，因此，警察也就没有加以干涉。我们分发传单进行得很顺利，一直到大家都已进场之后，我们才收队回来。难得有德国同学这样的热诚帮忙，夜寒侵人，我们必得在外面停留一小时以上，他们是为了理想而来工作的。我邀请他们去南京楼吃一顿中国饭，以示酬劳。大家都觉得很兴奋，这是正面的同共党作战；可叹在今日的自由世界，一般人对共党了解得太不够，甚至还存有幻想，这是很可悲的事。”
文情并茂的反共檄文：
谁在中共治下经历过的，就知道那种生活，有如恶梦，难以忘怀。日日夜夜进行着所谓“人民公审”、“斗争大会”，叫嚣与咒骂，形成一股野蛮狂暴的气氛，然后，无辜善良的人们被拖出去枪毙，祗因为他们所属的是不同的“阶级”。饥饿、恐怖与绝望，是一般人民共同的感觉。农夫被驱迫得像畜牲般的作苦役，生产所得几乎全部必须交给政府，剩余的一点点粮食，根本不足以养活一家，事实上，家庭制度在赤色中国已不复存。工人们必得竭尽其体力的去劳动，以免被加上破坏经济生产的罪名，他们精疲力竭，而不能要求适当的工资，因为酬报的观念，祗在“陈旧腐败的资本主义反动社会”才存在，现在则一切属于国家，一切都是“人民的财产”，“对人民不能讲价钱”！
年轻的人，必须“志愿参军”，在韩战的时候，就有一万四千多名“志愿军”，真正的表现了他们的志愿，他们不愿为共党作战，选择了自由，同时参加了反共的阵营，向共产主义开火！诚然，赤色政权拥有大量的军队，可是那却是靠不住的武装，共党唯有不断的进行整肃，将士兵们和军官们清算，甚至连将军们和元帅们也成为了“人民的敌人”和“反党份子”，像前国防部长彭德怀，以及前参谋总长黄克诚，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北京歌剧团”来此上演，赤色政权是想用轻歌曼舞来掩饰其残暴不仁的国内实况么？赤色政权已将中国传统的文化彻底摧毁，今日上演的共党歌剧，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那祗是盗用其躯壳外形，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经已消失。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处死，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犹置身于集中营中，可是，这一个歌舞团体，却在此粉墨登台，装模作样的来作迷惑，好像是歌舞升平，天下无事。
我在贵国求学，我知道，你们为了柏林可耻的围墙而激动，当逃亡的难民在边境被射杀时，你们为之愤怒。我想在此提醒你们的注意，毛泽东政权，其残暴无人性，较之乌布里希政权，尤有过之。我的良知，使我不能安于缄默。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和德国都身受共党的灾害，我们对共党卑劣的本质，当能更有深刻的认识。请勿受催眠，请毋漫不以为意。
如果你们对我所陈述的，业已置念及之，则盼你们能善为欣赏今晚的演出！”
“在文后，我提揭了几句警语：‘当你们听到中国歌剧的音乐时，祈勿遗忘，在共党集中营里，有完全不同的另一乐章！当你们看到年青貌美的歌舞女郎时，祈勿遗忘，在人民公社中，数以百万计的瘦弱妇女，辛劳操作至死！当你们看到这一百个男女演员时，祈无遗忘，在香港有两百万难民！’”他在传单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此内容负责。
陈嘉远先生在歌剧院散发的反共传单
（待续）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责任编辑：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