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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杰:引用《紧急法》在政治上将是灾难

香港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认为林郑若引用《紧急法》,在法律上有极大的值得商榷的空间,在政治上更是灾难。(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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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9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黄瑞秋香港采访报导)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4日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会撤回送中条例,仅满足香港市民五大诉求中的一项,也并未提及撤回之前考虑引用的《紧急法》。根据民意回应,很多香港市民不会因这个迟来的撤回送中的决定而停止抗争,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落实五大诉求。《紧急法》是否接下来会被林郑实施,也受各界关注。

《紧急法》,即《紧急情况规例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Cap. 241),最初产生于当时香港仍为殖民地时期的1922年,已有50多年未被引用,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的1999年被修订过。根据《紧急法》,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众安全的情况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

香港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认为林郑若引用《紧急法》,在法律上有极大的值得商榷的空间:“因为在殖民地时代的总督要服膺于《英王制诰》(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及《王室训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当时是没有宪法的。

“但是回归的时候,香港有了一个《基本法》。《基本法》就是引入了《国际人权公约》里面的自由、人权的保障和权利。另外,香港在九七年之前,是通过了一个《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这个条例同样是将《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文引入成为香港本地法律的一部分。

“简单讲,回归以后的特区行政长官,他的权力由于受制于《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所以是小于、窄于英治时代的总督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搬出1922年的《紧急法》出来,随时是会被司法复核,被判定无效的。因为你违反了那个‘小宪法’,这就是为何法律上我会觉得值得商榷。”

面对香港市民争真双普选等将要持续的示威活动,如果林郑引用《紧急法》镇压,梁家杰认为在政治上更加是灾难性的后果,不符合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的可预见性发展环境。

“它其实是一个独裁、军管一样的措施,将大权集于特首一人手中,但你能够做第一次就能够做第二次。而香港有很多外国投资在这里,香港也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就是因为人家相信我们做事是有规有矩。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法治的制度,有一个客观的预见性。

“你可以很肯定,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就会出现什么结果;又如果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就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责任。这个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预见性就令整件事情有个确定性。投资者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要这个确定性。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什么时候你林郑月娥可以通过一条紧急法例冻结我的户口,又不给我出境;待会儿又说可以把我关起来,超过48小时都可以不放人。人们会害怕的。”

梁家杰认为,实施《紧急法》的后果,可以说是一次见效,将见到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香港难保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等于宣布终结一国两制:“你用完第一次,这些国际投资者就会走了。他不会在这里等你,将他的资金和他的国民(继续)放在香港,等你再来行使第二次《紧急法》。怎知第二次的会是怎么样?

“假设你这次只是停了Telegram(社交媒体)或者你立法禁止蒙面,那么下一次呢?如果突然间说我限制外国人出境,或者限制外汇的流通,或者限制了你的资产,不让你动用,那不是很大一件事吗?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是千万不要做。因为你一旦做了,政治上的灾难就是第一(要考虑到的),一国两制基本上是(被)宣判死刑。可能他们就会将投资、国民移去例如新加坡、台湾、日本,说不定了。所以香港如果真是出现了(实施)《紧急法》,我相信我们不能再保住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了。”

如果香港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是香港一方的损失,对中共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梁家杰说:“如果这个地位一失去,相信对于中共来讲也是灾难。因为香港每年为内地引入直接的外国投资占了它总数的大概七成,而人民币要换一些国际流通的货币,也都是透过香港这个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

“那如果你想一下,就算我现在撇除了有很多内地的有钱佬将他们的资产存在香港,不算这个,只是集资、走资这两个角色香港扮演不了的话,其实我想中共都挺头痛的。因为(如果)没有香港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它到哪里去集资呢?

“人家伦敦、纽约现在针对中国的,当然不会那么顺利去给你、迁就你上市集资。同样你(如果)要做一个货币的兑换,当然没有(在)香港这么方便了。人家多数处处设限,有关卡、有很多苛刻的条件等等。

“所以如果你使用了《紧急法》,香港保护不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可以继续扮演这个集资、走资的功能,其实不但香港是很大的损失,中共都有很大的损失。而如果内地真是经济下行的话,其实中共怎样还有一个认受性、在内地继续执政呢?所以整件事是影响很大的。”

在梁家杰看来,用《紧急法》或者找解放军、武警来香港维持治安,两种方式都面临很差的结局,不觉得这其中哪一样比另一样更好,因为都说明了一国两制已经实施不了了,属于香港的这一制——港人治港是做不到了,就来破坏香港的办事规矩。这个规矩一旦被破坏,人们在这里不会得到那个客观可预见性的保障,继续在这里生活或投资都很有担忧。

香港人的和平抗争让世界看到了香港的民意,也看到中国模式的弊病。梁家杰说,香港人等于把中共极力对外输出的中国模式宿命论给打破了。他说:“中共的说辞就是:这个中国模式就是必然的、世界政治发展的宿命,我们是优秀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和他们的核心价值的。其实我想过,为什么2014的雨伞运动和2019的反送中运动受到国际的关注,而且是与年俱增?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香港人真是可以令到(把)中共向世界输出的这个中国模式宿命论(给)打破了。因为中共似乎是对世界讲:你看我们14亿人都能摆平。我们是独裁呀,不过人人有饭吃,很行啊。好像觉得这个(中国模式)是必然的发展,是不能逆转的,是中共独大的。但香港从一四年的雨伞运动开始,一直走下来,到今年一九年的反送中运动,我们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我们的气魄,也是将中共正在世界上推销的这一个宿命论打破了。”

近些年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质疑香港是否受到中共过多的干预。梁家杰说:“我最近几年的外访,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欧盟,其实都经常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确保香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香港不是一个‘扯线公仔’(指受暗中操控)呢?”

如今香港的自治民主空间被进一步践踏,如果国际社会考虑收回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中共将被置于困局。梁家杰说:“所以我奉劝中共,由于香港一直是有这么强的国际网络,而且国际间也有很多的投资者和资金在香港,所以这些外国人,其实他们是有充足的理据因他们在香港的投资是否安全、他们的国民在香港有没有保障(而)去发声的。现在你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参议院的多数派领袖麦康奈尔,其实都发了言。”

梁家杰说:“你差不多要预备,如果他(美国)一旦通过2019的《香港人权自由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的话,那他就会真的定时去检视香港是否还能自治、自主,也可以对一些对于香港的民主进程有窒碍的人,或者是破坏香港自由、阻碍民主的人,他是可以制裁的。那这个法案一旦通过,我会觉得对于中共来讲都是有(引发)很多的考虑(考量)。

“如果说他再进一步,如果他根据这个法案去检视完之后,发现香港不再能够自主,不是一个真是自己可以履行国际义务的地方的话,他随时可能下一步会将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的特殊地位取消。如果这样就很大件事了,如果他真是取消了我们的特殊地位,没有独立关税区的位置,我们就很难再去扮演到刚才讲的为内地进行集资、走资的角色了。”#

责任编辑:林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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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7 6: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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