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权力内战”及其终结

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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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10月17日讯】“权力内战”是我在《灾变论》一书中创建的一个政治分析概念。它旨在说明这样一种政治情况:权力最大化是“政治人”的基本偏好,但在一个缺乏“法理合法性”统治的政治结构中,权力最大化努力不是说服选民,而是效忠表演竞争并通过非程序化手段毁灭竞争者,这构成“权力内战”的基本内容。“权力内战”在效忠表演的购买者──最高权力──更替的时段发展为它的高级形式:全面内战。在这个阶段,对最高权力的若干追逐者为获得拥护者和群众,在他们之间同时展开庇护性竞争。权力内战的高级形式就是效忠竞争和庇护竞争同时存在,并以非法理性手段为“内战”的外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外在制约,也缺乏宗教力量的内在约束,往往出现政治危机,使政治社会化(政治斗争变为群众运动)和军事化(依靠军事力量结束宫廷政治或街头政治)。

这种非法理性手段在“热月”以及革命胜利者统治时期,更多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而在后革命时期或实用主义统治时期,就表现为反腐败控制权之争。这时意识形态之战被边缘化,所谓反对左派和右派已经不再是政治的中心任务。由于腐败存在的结构性,成为反腐败对象的人主要可能不是因为腐败本身,而是因为个人政治竞争手段的“无效性”。反腐败作为权力内战新的政治形式,一方面因信息不对称使权力之争获得了某些群众支持,另一方面,因其缺乏程序公正和法律平等而使反腐败堕变为政治腐败。群众和媒体向落败者吐口水,这不仅反应了对结构性腐败的普遍怨恨,也表现出中国政治意识的理性局限和道德贫困。无论是那种内战形式,其目标既不指向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也不指向政治廉洁和法治──而指向权力最大化。

当下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被置于政治内战的全面爆发的前夜,或者,正处于其中。2002年仲夏,媒体首先展开了关于十六大召开日期的猜谜游戏,与此同时是各种版本的政治故事非短流长。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政治的悲哀,也是人类理性的悲哀。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了人事盘点的到计时。其表现之一就是反腐败“力度”骤然强化,一系列的腐败新闻事件使人们应接不暇。

首先是演艺界名人刘晓庆落马。尘埃甫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案重新成为媒体焦点。接下来是朝鲜新义州“特首”杨斌案和央视文艺部主任赵安──随后也传闻音乐部一位官员──涉嫌受贿罪被警方拘捕。此前不久,中国交通部原副部长、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原会长郑光迪以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而“多维社“10月11日一则消息称:现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卢展工已内定替代现仍是湖北省省长的张国光。这些新闻事件几乎是在一两内内发生的,事实上上述案件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

当然,并非每一起腐败案件都牵涉到“权力内战”,但有关当事人背后的人脉传闻显然也并非全部是空穴来风。比如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朱小华案宣判的同时,也是在赵安案件热播之际,中国媒体突然宣布:中国警方与加拿大方面正加紧协商,准备将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主犯赖昌星从加拿大押解回国。众所周知,厦门远华走私案牵连甚广,赖昌星归案会导致的政治后果让人充满想像。

由于信息缺如使研究者无法对“权力内战”做描述性分析。使人焦虑的是:一个国家政治落后所带来的危机。首先,在一个缺乏理性制度的社会里,没有人是安全的,包括因之得益的人也可能同时是受害者。其次,整个社会为政治内战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一方面表现为政治对民族道德水平的伤害,另一方面表现为军事主义的复兴:在政治无法自我解脱的时候军事成为最后的援救手段,而军事力量的政治介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将导致严重倒退。

在上述情况下,如何使“利维坦”恢复理性就成为当务之急。但历史经验给人的答案是悲剧性的,而对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特征进行理性分析也使人深感悲观──权力内战缺乏自我更新机制,这个封闭系统非外力输入无法自我克服危机。而这个“外力”再也不是同构的未来“权力”。对新时代的渴望并不能减轻我们对个体悲剧的同情和对历史循环的担忧。因此,祈祷“上帝保佑中国”就成为政治恐怖主义绝罚之下唯一的精神出路。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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