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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听说韦君宜这位老革命，中国出版界的名人，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前社长，为了出这本讲真话的书几经周折，而且在一些敏感的话题上进行了删节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虽然给读者留下了不能尽览作者全稿的遗憾，但是这本书还是保留了作者从为了救亡投身中国革命到近年，六十年多来年来对许多政治生活中基本问题的深刻反思。
读了这本书，在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和作者沉痛的思考面前，不得不让人掩卷长思，提出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一个美丽的理想变成了一场人间悲剧？为什么一个以革命为目的的政治集团，先是在自己的根据地，后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地在自己的忠实的同志中，在国家现代化最稀缺的资源─知识界精英中，在善良正直的人民中，一次又一次，涉及得人越来越多地制造冤假错案？而且领导人乐此不疲。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人人都可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而在中国即使高层中象彭德怀这样的开国元勋对国家领导人的错误提出批评也难逃家破人亡的厄运？为什么在中国某一阶层出身的人被非法杀害之后，而法律对凶手不能追究？为会么拿人不当人？无论是把一个无辜的普通人“平衡”成右派毁掉他的一生，还是把一个民族折腾的肌肠辘辘饿殍遍野，为什么当局者有这样的权力？是以革命的名义？革命是为了革掉一个腐朽政治制度的命，难道一个人民的国家建立后，为了其制度的巩固就可以剥夺无数无辜者的生命和幸福为基础？以理想的名义？为了一个领袖，或一个政治集团的高尚的理想，就可以随便剥夺一个无辜者的幸福和生命？就可以把一个民族抛入炼狱之中？
是这场革命所选择的道路原本就是错误？还是这个革命的过程，使在凶险的政治斗争度日的领导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目标，而变成了权力狂和迫害狂？是权力腐蚀人，掌握了不受控政权就一定要堕落，一定要祸国殃民？还是这仅是一场误会，原来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一些人为了争天下当皇帝，仅仅是用了现代革命的旗号？更令人悲哀的是，为什么在革命中建立的人民国家里，人民对于以他们的名义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的人的任意胡为却毫无办法？
韦君宜在《思痛录》里指出，曾经献身这场革命的人中，有很多是当时在学校里才华卓著的学生，如果他们在较好的条件下发展学术，一定能有较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在爱国热情的支配下，抛弃了学业，踏上了救亡、革命的道路，最终是一场人生的悲剧。在革命的队伍中，先是为了理想，后是为了生存，韦君宜不得不做了违心的事情，文革中，韦君宜就认识到了这种无能为力的可悲。
她说：“后来我想了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弃个人的一切。那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1）在李兴华右派案中，韦君宜是一个不自觉的盲从者，韦君宜自省道：“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2）这些年来有一些过去位高权重的人，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错误进行了忏悔，但总爱找一些客观原因说是事出有因，只是没有顶住上面的压力搞了扩大。还有一些人对自己的过去总是躲躲闪闪，韦君宜坦诚地忏悔显示出了她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基本底色，不但使人对她们当年的真诚追求油然起敬，而对她和她同学们后来的人生悲剧深为痛惜。
由此想起了为了救亡所有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们，走了韦君宜道路的人是悲剧，当时参加了政府军，后来也受到了非历史地对待，同样他们的人生也是一种悲剧。其中参加青年远征军的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在中国的悲剧命运，近几年已有人提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韦君宜还重点指出，在文革的前期和文革的后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在思想上和态度上有一巨大的变化。韦君宜一家在文革后期的“家庭政治小组会”，是许多关心祖国命运的家庭的真实写照。从那时起，很多人都克服了迷信和盲从，文革前期许多积极跟随错误决策的人，在后期都与那条祸国殃民的路线拉开了距离。无休止的政治迫害，甚至逼得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这样一个从不怀疑党的决策，一向严守党的守密纪律的“石头也要说话了”。
在众多的倒行逆施下，一个书呆子，“这位最初热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实人”老王，在76年四五运动惨遭镇压后，面对天安门淋漓的鲜血，也不避斧钺义无反顾地秘密编印了铅印本“天安门诗抄”。（3）从这一点看，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能泯灭掉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良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人天下顺之，寡助之人亲戚叛之”，看来这真是不爽之天道！韦君宜还深刻地指出，文革“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小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4）
韦君宜指出1957反右运动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敢言之士可以说都是关心国家命运的社会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成了崭露才华的国之英才。但在那个“阳谋”中，他们一个个惨遭近迫害，多少人为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从这时候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5）从此中国“正气下降，邪气上升”。（6）实事上，这就是几乎一个民族在国家权力所及的绝大多数领域内逆向淘汰的开始。有创新思想的人被淘汰，只会跟着领导思想走的人得以提升，敢于直言的人被淘汰，阿谀谄媚之徒大行其道。追求真理，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倒霉，不问对错盲从领导，甚至迎逢领导，昧着良知追随领导的人升官得利，这就是1957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奖罚机制。
逆向淘汰的结果使整个国家在绝大多数的领域里，领导层中多数是平庸之辈，这些平庸之辈只能使用提拔比自己资质更平庸、更拙劣的人。这种奖罚机制的另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就是必然把人变得自私，因为在这种奖罚机制下，人如果不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活着，就可能飞来横祸。后来在体制转轨之时，出现了大量权力寻租机会时，道德防线几乎一泻千里的崩溃，吏治败坏到无廉耻可言，不能说不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奖罚机制有着重大关系。
韦君宜对自己丈夫杨述痛苦的心路历程的描述，叫人心动，令人感叹。的确对这些从年轻时就有信仰追求的人，在被迫害时精神上的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来的更严重。“实际上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7）韦君宜非常希望和年轻人沟通。她表示“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年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才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局面的。”（8）我的理解她说的“思想解放的局面”不仅是指民间的思想解放，因为民间的思想解放，实际上文革后期已经开始了。可能这里更主要的是指中共高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思想解放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与中共的老革命们受迫害后觉悟有重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如果中共高层中没有大批人在文革中受迫害，是否仍不能出现思想解放的局面？
在痛定思痛之后，韦君宜希望在生前不再做助纣为虐的违心之事，她说“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难做到这。”（9）但愿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干部都能以此书为鉴，能坚持这一点做正直的人的道德水准。
1998年6月5日于山西太原
发表于《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月号
注释：
（1）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69页
（2）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88页
（3）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56页
（4）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14页
（5）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50页
（6）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51页
（7）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17页
（8）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34页
（9） 《思痛录》韦君宜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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