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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瑾香港报导/就法轮功最近在中联办门外和平请愿，遭警方武力清场，继而被起诉控告，香港基督教学会总干事胡露茜四月二日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认为，特区政府对示威者的态度是“因人而异”，是“同中央政府有关的一个政治敏感问题”，所以政府才对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有所行动，“而不是他们（警方）所用的借口——骚扰（市民）出入（中联办）”。
港人自扫门前雪
被问及警方对个别群体的请愿行动进行干预，企图制造示威人士的负面形象的情况，致使市民对请愿人士产生误解，如以为他们在搅事，胡露茜认为跟现时部分传媒在自我审查的风气下，所作出的不全面报道很有关系。而在香港处于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香港市民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态度，会最终使自己变成受害人。她感到政府近几年所推行的政策，不断将人分化，使社会变得脆弱，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
反颠覆法将成严苛法例
胡露茜觉得在回归的五年里，政府对示威者的请愿行动收紧了很多，且因人而异，对大堆头及与民生有关的示威行动，政府很少干预，但遭到拘捕的人士通常不到二、三十人，举凡与中央政府政策有抵触的人士，特区政府就变得特别敏感。她说：“挑战中央或特区政府的政治威信的人，特别受到严苛的对待，法律成了操控工具。”与此同时，她认为，一旦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请愿行动可能会变成很严重的罪行，这将会是一条非常严苛的法例。她指出，在如何界定颠覆罪这方面，香港市民是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香港人现时无法理解这些政治敏感性问题，将会影响个人的自由问题。
传媒自我审查成政府隐晦控制
胡露茜觉得香港部分传媒自我审查的情况，是混淆视听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些传媒一方面传达官方的看法，另一方面仅单方面报道警民冲突场面的图象，而缺乏理性的讨论和有条理的分析，很难看到传媒扮演公义的角色。在没有讨论的基础下，再加上政府恐吓的言论、传媒片面的报道，致使发出异见声音人士的理据被扼杀。在某程度上，传媒在有意无意之间制造了请愿人士的负面形象。她认为，部分传媒发展到“自我审查”、“擦鞋文化”和“怕得罪政要”等情况，与跟报业背后的大老板与政府的关系有关，这种无影的压力便成为政府对传媒的一种隐晦控制。
受害者是所有人
“香港社会处于低谷，人埋在低谷容易变成自我中心去看问题，导致社会意识越来越差，对政府处理一些问题如居港权问题表现麻木，一个社会的重要基本价值若丧失了，受害的是所有的其他人而不是某一班人。”胡露茜认为“是时候香港人要醒一醒，在经济低迷时仍为自己的保障考虑，单单这样是没有出路的”。若能帮助市民看到他们的个人问题是与政府的整个机制有关，亦即是民主民生问题不是个别的独立概念，应该可以鼓励一些社会动力。“除非我们可以改变大的框框，否则个人的前途都堪虞。”
对于香港的前景，胡露茜既感到悲观，亦感到乐观，悲观是因为香港过去十多年公民社会意识、市民对言论自由的珍惜，以及对人权的尊重，比十多年前退步了。政府透过行政局及立法局（立法会前身）的机制，泡制了以经济主导的社会气氛，当香港与大陆拉近的时候，香港固有好的传统如法治精神，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被拉着住后退。特首不断取悦中央政府，“呢种自动送上门，就等于自毁长城”。她觉得乐观的地方是大陆社会也不断改进，一定会有正面的事情出现，如农民、下岗工人等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上街游行请愿。
市民变得“集体自私”
另外，她认为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香港政府回归后这几年做得最成功但同时亦是最差、最“无人性”的就是不断将人分化，如居港权、房屋措施、处理劳工问题、将公务员和其他香港市民分开等事情，让市民变成就如陈日君主教所说的“集体自私”，危险度就是社会变得很脆弱，少了同舟共济的谅解和包容，缺乏人情味，甚至排斥别人，到自己有问题时又无人倾诉，人变得越来越孤立，因而自杀率高、家庭惨剧等社会问题有增无减。
民间团体及传媒角色重要
胡露茜又发现政府在解释一些社会问题时，将矛头转移，要市民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肩负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例如重播《狮子山下》的目的与当初拍摄时强调市民在困难的环境中要自力更生的励志意义不同，现在宣扬市民应该学习片中的人物，要自己解决问题，不要指望政府会做什么；此外，房屋政策方面，政府并不是要帮助市民解决住屋问题，而是帮地产商赚钱。因此，她觉得香港市民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不能只期望一个“正”一点的领导人，社会差香港市民也有责任。她认为要改变目前的形势，民间团体应多点与市民沟通，让市民认清自身和香港的处境，并带出民生与民主的密切关系等讯息。
另一方面，她认为有独立性、有批判精神和比较正面报道事件的传媒，才能让市民看到比较全面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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