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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导读 从历史学习,“天堂”操之在己

Ludwig von Mises. (Mises Institute via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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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1月18日讯】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旧唐书.魏徵传》

“人”是万物之灵,而“人生为何?”“何为人生?”在我小的时候,有“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这个说法。那个时候,被强逼背诵这两句话,到数十年后自己成为经济研究人员,并且为人师教授经济学之后,当“永续发展”成为大家琅琅上口的流行语之际,突然顿悟这两句话正是“永续发展”的绝佳诠释,可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的发展却愈来愈远离这个境界,竟然逐渐走往“毁灭之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可能是主因之一。

主流经济学的演化

众所周知,经济学之成为一门学问,始自一七七六年,由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撰写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经典大作的出版而奠定。这本书探索的是“财富”(wealth)的本质,以及财富的成因,而食衣住行育乐这些有形和无形产品是最主要的财富,如何促进这些产品的增加也就成为经济学的主题。史密斯告诉我们“分工”、“自利动机”,以及“无形之手”(市场机能或价格机能)自由运作是关键之钥,政府只在“国防”、“治安”和“法治”上戮力,以“建立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的生活环境”,自由放任人民去追求财富的成长,扬弃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

在亚当.史密斯及其《原富》的奠定下,古典经济学派于焉诞生,历经李嘉图(D. Ricardo, 1772~1823)、马尔萨斯(T. Malthus, 1766~1834),以及密尔(J. S. Mill, 1806~1873)这几位名家的发扬光大,到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演化为新古典学派,在其一八九○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本经典名著,提供了供需图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并开始引入数学工具。到一九三六年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政府“创造有效需求”解方来消弥不景气和失业,从此政府能以总体经济政策对整体经济体系作“精密调节”的干预,就普遍被接受,而政府担负救经济、拼经济重责大任也被认为理所当然。而“总体经济学”的大门也开启,国民所得帐总体经济指标也纷纷出现,成为政府能以政策促进国民所得成长的依据和标的,也助长凯因斯理论的普及。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经济学》(Economics)一书,是精通数理的一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写成的,出版后洛阳纸贵畅销全球,该书以简单明了的“数理模式”撰文,成为往后经济学教科书范本,而经济学数理化从此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蓬勃开展,使得经济学可以从事实证,而“数量化”的结果是以“提出证据”大声说话,尤其重要的是,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之影响效果得到数字答案,“计量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经济学成为科学,也被称为“实证经济学”。

总体经济学,凯因斯理论和数量方法日新月异,使政府跃上干预经济舞台,并成为主角。另一方面,由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经济成长、国民所得提升的结果,贫富悬殊扩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出头,要求政府管制、干预市场,并课以重税、社会福利措施来促进公平分配。此外,一九二○年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的《福利经济学》(Wellfare Ecomon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市场失灵”现象普受认定,必须由政府出面校正也理所当然。

被极端忽视的奥国学派

总括来说,主流经济学的凯因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现代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前者以“政府创造有效需求”,后者以“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大纛,让政府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以各种管制干预政策(美其名为公共政策,现今以印钞救市、量化宽松(QE)大行其道)和重分配政策(社会福利为代表),利用“法律”强行大力干预戕害“个人自由”和产权,更让金融风暴、经济萧条、“大债危机”、“债留子孙”紧紧笼罩着,人类深陷于水深火热、万劫不复之境。

其实,在凯因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等主张大政府、集权政府的派别之外,尚有继承亚当.史密斯小而有能政府、自由经济、个人主义主张的奥地利学派或奥国学派(Austrian School),由孟格(C. Merger, 1840~1921)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开创的,一九○三年圣诞节前后,读了这本书之后逐渐成为此派学者的米塞斯(L. v. Mises, 1881~1973),被认为是第三代掌门人。他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凸显奥国经济学派,并建立其不朽名声的特点,在于该学说是一种人的经济行为研究,而非纯粹的经济均衡理论,奥国学派同样应用静态与均衡式思维概念,但他们都清楚知道静态与均衡思维的工具性角色。他们进行价格探讨,必采用能实际在市场上支付的金额作为研究数字,而非那种明知成立条件不符现实的价格,他们拒绝使用数学方法,并非基于对数学的无知或排斥数学的精确性,而是因为他们不重视那种基于假设性统计资料所形成的均衡状态,他们从不给自己致命的错觉,去认为一切数值都是可以衡量的。他们也从不让自己认知错误,所以知道所有统计数字都只属于经济学历史范畴,与经济学理论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很明显常把一些简单的事实故意弄得很复杂,让一切看起来很重要,而且还能吓退一般民众,让他们觉得经济太复杂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其实经济很简单,今天的运作模式,与千百年前一样,大家聚在一起彼此自愿交易和相互协助。大家各有专精,彼此分工合作皆大欢喜,亚当.史密斯不就这么说的吗?

孟格在《经济学原理》书中这样写着:“货币并非国家的创新,也非某项法案的产物;至于还需国家当局的批准,更是与货币的定义相去甚远,即使某种货品被作为货币使用,也是在经济行为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完全不需国家在此发挥任何影响力。”

米塞斯认同孟格说法,主张国家应从整个金融体系中退离,而中央银行与国家独占货币的概念,也应消除。他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这本划时代的巨作中指出,“货币供给扩张,绝对无益于整个社会”,他并指明,这种政策只会造成社会财富重分配,并使货币的购买力比货币供给额增加之前低。如果这个货币供给额的提升,经由银行体系信用扩张顺利进行了,还会造成繁荣的假象及错误投资。

这个当初的创造理论,在一九二七年时准确预测到一九二九年美国华尔街大崩盘,继而一九三○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出现。不过,迄今这个理论还是受到抗拒,他在《回忆录》中就写说:“不出所料,我写的书,被德国御用经济学者创办的各方杂志,用最粗暴的方式悍然排拒。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我知道,我的看法很快就会散播各地。而且,我还心存恐惧,看到我所预见的灾难即将来到眼前。”他又写道:“战后,我身为金融与银行专家的声望如日中天,所以有些大银行便希望能聘请我去担任董事。但早在一九二一年前,我就对这类邀约一概拒绝,因为他们无法采用我的建议。何况稍后,所有银行在我眼中都形同破产般无可救药,而且种种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道一以贯之的米塞斯

米塞斯主张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自由市场,毫不妥协。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极力证明是行不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行。这本书让米塞斯一炮而红,而且让全球的社会主义者都讨厌他。米塞斯在书中写道:“我相信,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学说,是无可辩驳的。而且就因为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敌意从社会主义阵营蜂拥而来。对我不满的,也包括一九三○年代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顺便一提: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在精神上是兄弟,只是后来成为竞争对手。两者的共通点是它们都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以及反对自由经济制度。”

当时米塞斯心中明白,纳粹主义在德国即将取得胜利,并且随即会威胁奥地利。在《社会主义》出版后,以他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立场和犹太人身份,一旦奥地利被纳粹占领,盖世太保一定会来找他。于是在一九三四年,米塞斯迁居瑞士日内瓦。在瑞士期间,他写出了毕生最重要的千页著作《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于一九四九年出版,将他的学说衍伸至人的行为,称为“人的行为学”(Praxeology),他以完美无暇的思考脉络为文,写出和数学公式同样无懈可击的理论。该书第二三五页里,有这么几句话:“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他指的是不是就是总体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呢?它们将人“机械化”、“集体化”。

米塞斯一生致力于揭露真相,一辈子捍卫保护私人财产、公理正义之前人人平等,主张市场自由,却被像个国家政敌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对米塞斯的学术遗产心存疑惧。为什么?菲利浦.巴古斯(Phillipp Bagus)和安德列亚斯.马夸特(Andreas Marquart)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国家偷走我的钱》一书中告诉我们说:“显然他们害怕,万一人民知道真相,发现原来国家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干预,经由事实证明是错的,根本弊大于利,那么他们恐怕就会沉沦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为什么奥国学派的理论从来没被一般民众听说过呢?这两位学者认为:“其一,对国家与政坛人士来说,奥国学派理论让他们感到超级不舒服。而且因为还没有人成功反驳过此学派的学说,所以让这些东西销声匿迹是最简单干脆的方法,不准教导,也不许在课堂上讲授。无论是大学或其他(公立)学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们自己(必须)传播的知识是不良理论也都噤声不语,因为太啰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他们设身处地为这些教授想:“如果他们对国家统治提出质疑,他们还能继续坐在位子上吗?因为这些议题是禁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今世道,身为经济学家却支持奥国学派,就会在国家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不仅寻觅教职难,个人收入与学院名声都会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样──终生被拒于国立大学门外,不曾在那些学校成为正规教授。

最让国家和政坛觉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奥国学派对于市场经济货币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该主张能落实,必须禁止无中生钱,还要关闭中央银行,因而央行和银行业者会全力反对。如果真的实现,谁来付钱给那么多的财经专家?他们可写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为国家的货币政策护航,有的还被包装成重量级顾问。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为国家货币捍卫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学者生涯就是建立在这些理念上,而且他们也要养家活口。

绝大多数的奥国学派学者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但因政客最热爱的活动就是给社会制定一堆规定和法律条文。对于国家和政治面来说,他们一定得为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怪罪的对象,米塞斯对此早已了然于心,他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官僚体制》(Bureaucracy)书中就这样写着:“经由国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谓‘进步’政治,其支持者最爱用的政令宣传伎俩,就是把当今世况所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但一切好的、善的,都归功于社会主义。他们从来不花功夫去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实证,也向来不为其国家经济原理的争议辩驳。他们全心投注的焦点只在于侮辱对手,以及怀疑对方的动机。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并无法识破这其中的诡计。”

为了让一般民众不识破这其中的诡计,就得极力将好的学说和更好的理念隐藏起来,而不良学说与不良思维成为主流,一代接一代学习流传。俗话说:“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观念”是也。凯因斯也在《一般理论》的结语中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凭空臆度的狂人,也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

如今凯因斯干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干预主义盛行,主导政府政策,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已故美国总统里根也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为了截窒世下流,让奥国学派理论重视人间是一项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体制》中说的:“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目的,并非想把每个人都变成经济学家,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发挥其身为国民的功能。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关文明发展的未来出路,而这无法由内战或革命来决定。这是一场理念之战,而民意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胜与负。”

米塞斯著作中译在台湾

米塞斯七十五年前说的话在今天更显现其先知与真切。说也真巧,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自二○一七年底推出“经典名著文库”书系,也将奥国学派学者的著作纳入,就是从米塞斯的作品开始。

首先《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这本米塞斯最重要的经济学传世理论千页巨著,于二○一七年六月出版中文译本,接着于二○一八年一月再出版《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二○一八年九月再推出《经济学的终极基础:经济学方法论》。这三本书都由谢宗林先生翻译,谢先生浸淫奥国学派学者著作数十年之久,深得其精髓,尤其对米塞斯更是青睐有加,对其思想有深刻体会,能将艰深难懂的奥国学派作品平易的转达给中文读者。

《人的行为》是米塞斯最核心最重要最完整的理论性著作,米塞斯将人的行为科学分为行为学和历史两部分。经济学镶嵌在行为学中,研究主题是市场现象,最终基础是人的行为这个概念。它不只是学者设想出来解释市场或其他社会的概念,更是每个人以每一个具体行为所彰显的真实情况。

《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是一本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历史著作,主要利用历史学家特有的了解方法和相应的理念类型设计,论述十九世纪中期迄二十世纪中期,西方文明地区(特别是美国)的“反资本主义者”,其心境之所以形成的心理原因与后果,其实是给一般读者简要介绍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本质。

《经济学的终极基础》这一本书的主题,在揭露实证论这个基本主张的谬误,并且叙明该主张所导致的种种灾难性后果。经济学这种人的行为学,应以先验论解析,绝不能用实证论。米塞斯强调:“任何人,如果真想了解经济学理论的要旨,就应该首先使自己熟悉经济学究竟传授些什么定理,对这些定理反复深思熟虑后,再进而研究相关的认识论问题。”经济学是行为学中发展得最为详尽、成熟的部门,但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大异其趣。

米塞斯的著作甚丰,自一九四○年避纳粹迫害移居美国之后,以英文写作的最重要作品有四本,依出版日期先后为:《人的行为》(1949)、《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1956)、《理论与历史:对社会和经济演变的一个解读》(1957),以及《经济学的终极基础》(1962)。第一本是核心,虽然篇幅超过千页,却未能将各部分说清楚,另外三本书就是补足某些重要部分。除了第三本之外,其他三本已译成中文列入五南的“经典名著文库”,将近一年之后,《理论与历史》也由宗林兄翻译完成,列入“经典名著文库”出版。

这本书论述人的行为学的历史学部分,弥补米塞斯的《人的行为》中第二章〈人的行为科学在认识论层次的一些问题〉里,未能充分阐释的历史研究之不足处。如宗林兄在〈译者序〉中所言:“《人的行为》第二章一开始就提到的‘历史本身不会提供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与技巧’,同时又点到‘研究历史让人变得比较明智与持重’,但对于为什么‘研究历史,以及研究历史如何让人变得比较明智与持重’,当时并未有进一步的说明。”本书第十三章对这些问题,就有发人深省的观察,米塞斯道:“如果个人所面对的情况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充分加以描述,向历史求助便不可避免。”又说“对于现况的分析,没有非历史分析这种事。对现状的审视与描述,必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记述。”毕竟“历史并非总是很远,也并非总是过去,活着的人时时刻刻都是历史。未来,在人的预期中,也是一种历史。要处理历史,要了解历史,绝不会用到数理经济学效用函数那一套东西。因为它是固定不变的,只表述死的东西,而历史的本质是变动。”

的确,历史是人的行为的纪录,人是有血有肉有灵魂会思考的,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实证方法。米塞斯在《经济学的终极基础》书中已告诉我们:“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方法,是一种幼稚的数字游戏,对于阐明真实的经济问题并没有丝毫贡献。”在本书中,他再说的更清楚,计量方程式中有“常数”,这在自然物理是可接受的,但人的行为没有“反应常数”;“在经济学里,各种数量之间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关系。因此,一切可以确定的数据都是变数,或者换句话说,都是历史资料。数理经济学家一再述说,数理经济学的困境,在于变数太多。然而,他们真正的困境,其实是:只有变数,没有常数。在没有常数的场合,谈变数一点意义也无。”

米塞斯一生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产制度、个人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干预主义、集体主义严厉批判。就永续发展、增进生活福祉这个可被公认的目标来说,自亚当.史密斯领衔的古典经济学派就以“分工”、“市场机能”、“不可见的无形手”的自由放任,在比较利益原理发挥下,私利和公益相调和,主张自由贸易,理性的“人”在和谐分工下,发挥所长搭配资料、科技、知识、自然资源,让生产力达极致,在市场调配下提升生活水准。而社会的分工合作,不是靠强制,而是自发性的。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干预主义,采信人与人间利益冲突,不是和谐的,不同族群间相互争斗,他们鼓吹战争、使用暴力,不容异己。马克思主义要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是预先注定的,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鼓动人们要有革命精神。

受忽视的理论与历史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主张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者基于“性善”──人有道德,有利他之心,能和谐分工合作,在市场机能引导下,可达至善境界。共产和社会、集体主义者则以“性恶”出发,自私自利的个人,会“剥夺”别人,必须政府来主持正义,才有公平的社会。米塞斯在这本书中,以各种角度一再剖析,指出后者的矛盾、错误,而前者较能让人类生活更好,在历史长河中,也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苏联、古巴、北韩和中国实施共产主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社会主义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都可用水深火热来形容,而实施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论物质和精神文明都发展得很好。米塞斯在书中,以三大篇、十六章,四百多页的篇幅,反复论证这样的景象,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干预主义、集体主义不仅没被世人唾弃,甚至还渗透到全球,连号称资本主义国度的美国也不例外。其实,米塞斯自己在本书最后一章〈目前的一些趋势与未来〉中第五节〈“经济”自由遭到抑制〉所陈述的,就是这种心理现象的呈现,“人的妒嫉心、不满状态、幻想美好未来”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抓个正着而充分利用。毕竟平凡的世人根本不重视历史的教训,或者压根儿就轻视历史,或都很容易遗忘历史。由米塞斯这本《理论与历史》问世以来,一直乏人问津,即使是对奥国学派经济思想感兴趣的年轻学者也不例外,已可见其一斑了。

其实,当今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种种学说,都充斥共产主义基因,不只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其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还要让人的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使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让人类毁灭,从它出现迄今一百年已造成上亿人的死亡,如今更隐匿在社会主义下,由中共经济的发展来毒害全人类,此刻正处于毁灭的悬崖边,除非世人能赶紧觉醒,将邪灵铲除、消灭,否则人类就要灭亡。米塞斯这本书将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的本质讲清楚、说明白,世人都应该读它一读来破除心魔,也应将它广传。说真的,这本书并不那么好读,但将方法论和各种学术学说忽略,只就米塞斯的白话解析好好看一看,也就可以清楚明白了。

以史为镜走回传统路

当看到本书“历史”的书名时,我心中就浮出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史为镜”名言。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流传千古,在其治下开启大唐盛世,而其之得以让国家繁荣强盛,人民富足、天下太平、文化辉煌,由其“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说词可知一斑,时时警惕自己,倾听名臣魏徵的诤言免于犯错或知错即改,更由历史获取正面教训,向明君学习,以昏君、暴君为警惕,因而得以行“德政”,仁民爱物成就盛世。我们也都知道,历史记载古代明君,当出现天灾时都是“下诏罪己”,向神明忏悔认错,重新再起。可叹的是,当代人不重视历史,不从历史获取教训,还一直犯同样的错,竟然有“历史的教训就是从来没从历史得到教训”的口头禅,难怪会向下沉沦、道消魔长,向邪灵倾斜,走向毁灭之路。

最后,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许人类“乌托邦”完美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均衡”,甚至“一般均衡”或“完全竞争”、“柏拉图至善的供需均衡点”完美境界而言,前者只是空话,骗人的语言,毕竟人类都是凡人,政府、君王、帝王都不是神,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创造乌托邦,它只存在梦里。至于经济学的“均衡”和“供需图”,只是一种概念,是静止的状态,也是一个“天堂”,但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是将之视为现实世界,而是一种分析工具,在“供需图”中可说明让价格随着人的供需行为自由弹性变动,会引领我们向均衡点(天堂)趋近,但人的行为是时刻都在移动,因而“永远”不可能在均衡点上静止不动,毕竟“人间没有天堂”,但具道德善念的千千万万无数“个人”,在自由市场里,在“不可见之手”的价格自由变动指引下,最能向天堂趋近。所以,让我们回到亚当.史密斯和奥国学派的世界去吧!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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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8 10: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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