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1月18日訊】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舊唐書．魏徵傳》
「人」是萬物之靈，而「人生為何？」「何為人生？」在我小的時候，有「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個說法。那個時候，被強逼背誦這兩句話，到數十年後自己成為經濟研究人員，並且為人師教授經濟學之後，當「永續發展」成為大家琅琅上口的流行語之際，突然頓悟這兩句話正是「永續發展」的絕佳詮釋，可是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人類的發展卻愈來愈遠離這個境界，竟然逐漸走往「毀滅之路」，當代主流經濟學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可能是主因之一。
主流經濟學的演化
眾所周知，經濟學之成為一門學問，始自一七七六年，由於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撰寫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本經典大作的出版而奠定。這本書探索的是「財富」（wealth）的本質，以及財富的成因，而食衣住行育樂這些有形和無形產品是最主要的財富，如何促進這些產品的增加也就成為經濟學的主題。史密斯告訴我們「分工」、「自利動機」，以及「無形之手」（市場機能或價格機能）自由運作是關鍵之鑰，政府只在「國防」、「治安」和「法治」上戮力，以「建立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安全的生活環境」，自由放任人民去追求財富的成長，揚棄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
在亞當．史密斯及其《原富》的奠定下，古典經濟學派於焉誕生，歷經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3）、馬爾薩斯（T. Malthus, 1766～1834），以及密爾（J. S. Mill, 1806～1873）這幾位名家的發揚光大，到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演化為新古典學派，在其一八九○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這本經典名著，提供了供需圖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並開始引入數學工具。到一九三六年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政府「創造有效需求」解方來消彌不景氣和失業，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而政府擔負救經濟、拚經濟重責大任也被認為理所當然。而「總體經濟學」的大門也開啟，國民所得帳總體經濟指標也紛紛出現，成為政府能以政策促進國民所得成長的依據和標的，也助長凱因斯理論的普及。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經濟學》（Economics）一書，是精通數理的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寫成的，出版後洛陽紙貴暢銷全球，該書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成為往後經濟學教科書範本，而經濟學數理化從此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是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計量經濟學」逐漸成為顯學，經濟學成為科學，也被稱為「實證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凱因斯理論和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使政府躍上干預經濟舞台，並成為主角。另一方面，由於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施，經濟成長、國民所得提升的結果，貧富懸殊擴大，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出頭，要求政府管制、干預市場，並課以重稅、社會福利措施來促進公平分配。此外，一九二○年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的《福利經濟學》（Wellfare Ecomon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市場失靈」現象普受認定，必須由政府出面校正也理所當然。
被極端忽視的奧國學派
總括來說，主流經濟學的凱因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要現代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前者以「政府創造有效需求」，後者以「政府維護公平正義」的大纛，讓政府名正言順，堂而皇之以各種管制干預政策（美其名為公共政策，現今以印鈔救市、量化寬鬆（QE）大行其道）和重分配政策（社會福利為代表），利用「法律」強行大力干預戕害「個人自由」和產權，更讓金融風暴、經濟蕭條、「大債危機」、「債留子孫」緊緊籠罩著，人類深陷於水深火熱、萬劫不復之境。
其實，在凱因斯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等主張大政府、集權政府的派別之外，尚有繼承亞當．史密斯小而有能政府、自由經濟、個人主義主張的奧地利學派或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由孟格（C. Merger, 1840～1921）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開創的，一九○三年聖誕節前後，讀了這本書之後逐漸成為此派學者的米塞斯（L. v. Mises, 1881～1973），被認為是第三代掌門人。他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凸顯奧國經濟學派，並建立其不朽名聲的特點，在於該學說是一種人的經濟行為研究，而非純粹的經濟均衡理論，奧國學派同樣應用靜態與均衡式思維概念，但他們都清楚知道靜態與均衡思維的工具性角色。他們進行價格探討，必採用能實際在市場上支付的金額作為研究數字，而非那種明知成立條件不符現實的價格，他們拒絕使用數學方法，並非基於對數學的無知或排斥數學的精確性，而是因為他們不重視那種基於假設性統計資料所形成的均衡狀態，他們從不給自己致命的錯覺，去認為一切數值都是可以衡量的。他們也從不讓自己認知錯誤，所以知道所有統計數字都只屬於經濟學歷史範疇，與經濟學理論一點關係也沒有。」
現代主流經濟學思想，很明顯常把一些簡單的事實故意弄得很複雜，讓一切看起來很重要，而且還能嚇退一般民眾，讓他們覺得經濟太複雜了，只有專家才能理解。其實經濟很簡單，今天的運作模式，與千百年前一樣，大家聚在一起彼此自願交易和相互協助。大家各有專精，彼此分工合作皆大歡喜，亞當．史密斯不就這麼說的嗎？
孟格在《經濟學原理》書中這樣寫著：「貨幣並非國家的創新，也非某項法案的產物；至於還需國家當局的批准，更是與貨幣的定義相去甚遠，即使某種貨品被作為貨幣使用，也是在經濟行為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完全不需國家在此發揮任何影響力。」
米塞斯認同孟格說法，主張國家應從整個金融體系中退離，而中央銀行與國家獨占貨幣的概念，也應消除。他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貨幣與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這本劃時代的巨作中指出，「貨幣供給擴張，絕對無益於整個社會」，他並指明，這種政策只會造成社會財富重分配，並使貨幣的購買力比貨幣供給額增加之前低。如果這個貨幣供給額的提升，經由銀行體系信用擴張順利進行了，還會造成繁榮的假象及錯誤投資。
這個當初的創造理論，在一九二七年時準確預測到一九二九年美國華爾街大崩盤，繼而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出現。不過，迄今這個理論還是受到抗拒，他在《回憶錄》中就寫說：「不出所料，我寫的書，被德國御用經濟學者創辦的各方雜誌，用最粗暴的方式悍然排拒。不過，我一點也不在意。我知道，我的看法很快就會散播各地。而且，我還心存恐懼，看到我所預見的災難即將來到眼前。」他又寫道：「戰後，我身為金融與銀行專家的聲望如日中天，所以有些大銀行便希望能聘請我去擔任董事。但早在一九二一年前，我就對這類邀約一概拒絕，因為他們無法採用我的建議。何況稍後，所有銀行在我眼中都形同破產般無可救藥，而且種種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
道一以貫之的米塞斯
米塞斯主張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自由市場，毫不妥協。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極力證明是行不通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行。這本書讓米塞斯一炮而紅，而且讓全球的社會主義者都討厭他。米塞斯在書中寫道：「我相信，我在這本書裡提出的學說，是無可辯駁的。而且就因為這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使敵意從社會主義陣營蜂擁而來。對我不滿的，也包括一九三○年代在德國迅速蔓延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順便一提：國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並不是對立的，它們在精神上是兄弟，只是後來成為競爭對手。兩者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以及反對自由經濟制度。」
當時米塞斯心中明白，納粹主義在德國即將取得勝利，並且隨即會威脅奧地利。在《社會主義》出版後，以他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立場和猶太人身分，一旦奧地利被納粹占領，蓋世太保一定會來找他。於是在一九三四年，米塞斯遷居瑞士日內瓦。在瑞士期間，他寫出了畢生最重要的千頁著作《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於一九四九年出版，將他的學說衍伸至人的行為，稱為「人的行為學」（Praxeology），他以完美無暇的思考脈絡為文，寫出和數學公式同樣無懈可擊的理論。該書第二三五頁裡，有這麼幾句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他指的是不是就是總體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呢？它們將人「機械化」、「集體化」。
米塞斯一生致力於揭露真相，一輩子捍衛保護私人財產、公理正義之前人人平等，主張市場自由，卻被像個國家政敵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對米塞斯的學術遺產心存疑懼。為什麼？菲利浦．巴古斯（Phillipp Bagus）和安德列亞斯．馬夸特（Andreas Marquart）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國家偷走我的錢》一書中告訴我們說：「顯然他們害怕，萬一人民知道真相，發現原來國家在經濟與社會上的干預，經由事實證明是錯的，根本弊大於利，那麼他們恐怕就會沉淪到無足輕重的地步。」
為什麼奧國學派的理論從來沒被一般民眾聽說過呢？這兩位學者認為：「其一，對國家與政壇人士來說，奧國學派理論讓他們感到超級不舒服。而且因為還沒有人成功反駁過此學派的學說，所以讓這些東西銷聲匿跡是最簡單乾脆的方法，不准教導，也不許在課堂上講授。無論是大學或其他（公立）學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們自己（必須）傳播的知識是不良理論也都噤聲不語，因為太囉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他們設身處地為這些教授想：「如果他們對國家統治提出質疑，他們還能繼續坐在位子上嗎？因為這些議題是禁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當今世道，身為經濟學家卻支持奧國學派，就會在國家掌控下的教育體系內不得其門而入。而且，不僅尋覓教職難，個人收入與學院名聲都會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樣──終生被拒於國立大學門外，不曾在那些學校成為正規教授。
最讓國家和政壇覺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奧國學派對於市場經濟貨幣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該主張能落實，必須禁止無中生錢，還要關閉中央銀行，因而央行和銀行業者會全力反對。如果真的實現，誰來付錢給那麼多的財經專家？他們可寫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為國家的貨幣政策護航，有的還被包裝成重量級顧問。那些主流經濟學家不為國家貨幣捍衛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學者生涯就是建立在這些理念上，而且他們也要養家活口。
絕大多數的奧國學派學者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但因政客最熱愛的活動就是給社會制定一堆規定和法律條文。對於國家和政治面來說，他們一定得為所有經濟與社會問題找到可以怪罪的對象，米塞斯對此早已了然於心，他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官僚體制》（Bureaucracy）書中就這樣寫著：「經由國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謂『進步』政治，其支持者最愛用的政令宣傳伎倆，就是把當今世況所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都歸罪於資本主義，但一切好的、善的，都歸功於社會主義。他們從來不花功夫去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實證，也向來不為其國家經濟原理的爭議辯駁。他們全心投注的焦點只在於侮辱對手，以及懷疑對方的動機。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並無法識破這其中的詭計。」
為了讓一般民眾不識破這其中的詭計，就得極力將好的學說和更好的理念隱藏起來，而不良學說與不良思維成為主流，一代接一代學習流傳。俗話說：「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觀念」是也。凱因斯也在《一般理論》的結語中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權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裡導出他們的妄想。」
如今凱因斯干預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干預主義盛行，主導政府政策，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已故美國總統里根也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為了截窒世下流，讓奧國學派理論重視人間是一項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體制》中說的：「讓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在民間廣為流傳，其目的，並非想把每個人都變成經濟學家，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在一個共同的社會中，發揮其身為國民的功能。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事關文明發展的未來出路，而這無法由內戰或革命來決定。這是一場理念之戰，而民意將決定這場戰爭的勝與負。」
米塞斯著作中譯在台灣
米塞斯七十五年前說的話在今天更顯現其先知與真切。說也真巧，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自二○一七年底推出「經典名著文庫」書系，也將奧國學派學者的著作納入，就是從米塞斯的作品開始。
首先《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這本米塞斯最重要的經濟學傳世理論千頁巨著，於二○一七年六月出版中文譯本，接著於二○一八年一月再出版《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這本不到二百頁的小書，二○一八年九月再推出《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經濟學方法論》。這三本書都由謝宗林先生翻譯，謝先生浸淫奧國學派學者著作數十年之久，深得其精髓，尤其對米塞斯更是青睞有加，對其思想有深刻體會，能將艱深難懂的奧國學派作品平易的轉達給中文讀者。
《人的行為》是米塞斯最核心最重要最完整的理論性著作，米塞斯將人的行為科學分為行為學和歷史兩部分。經濟學鑲嵌在行為學中，研究主題是市場現象，最終基礎是人的行為這個概念。它不只是學者設想出來解釋市場或其他社會的概念，更是每個人以每一個具體行為所彰顯的真實情況。
《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是一本為一般讀者而寫的歷史著作，主要利用歷史學家特有的了解方法和相應的理念類型設計，論述十九世紀中期迄二十世紀中期，西方文明地區（特別是美國）的「反資本主義者」，其心境之所以形成的心理原因與後果，其實是給一般讀者簡要介紹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
《經濟學的終極基礎》這一本書的主題，在揭露實證論這個基本主張的謬誤，並且敘明該主張所導致的種種災難性後果。經濟學這種人的行為學，應以先驗論解析，絕不能用實證論。米塞斯強調：「任何人，如果真想了解經濟學理論的要旨，就應該首先使自己熟悉經濟學究竟傳授些什麼定理，對這些定理反覆深思熟慮後，再進而研究相關的認識論問題。」經濟學是行為學中發展得最為詳盡、成熟的部門，但與當今主流經濟學大異其趣。
米塞斯的著作甚豐，自一九四○年避納粹迫害移居美國之後，以英文寫作的最重要作品有四本，依出版日期先後為：《人的行為》（1949）、《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1956）、《理論與歷史：對社會和經濟演變的一個解讀》（1957），以及《經濟學的終極基礎》（1962）。第一本是核心，雖然篇幅超過千頁，卻未能將各部分說清楚，另外三本書就是補足某些重要部分。除了第三本之外，其他三本已譯成中文列入五南的「經典名著文庫」，將近一年之後，《理論與歷史》也由宗林兄翻譯完成，列入「經典名著文庫」出版。
這本書論述人的行為學的歷史學部分，彌補米塞斯的《人的行為》中第二章〈人的行為科學在認識論層次的一些問題〉裡，未能充分闡釋的歷史研究之不足處。如宗林兄在〈譯者序〉中所言：「《人的行為》第二章一開始就提到的『歷史本身不會提供可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與技巧』，同時又點到『研究歷史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但對於為什麼『研究歷史，以及研究歷史如何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當時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本書第十三章對這些問題，就有發人深省的觀察，米塞斯道：「如果個人所面對的情況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充分加以描述，向歷史求助便不可避免。」又說「對於現況的分析，沒有非歷史分析這種事。對現狀的審視與描述，必然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歷史記述。」畢竟「歷史並非總是很遠，也並非總是過去，活著的人時時刻刻都是歷史。未來，在人的預期中，也是一種歷史。要處理歷史，要了解歷史，絕不會用到數理經濟學效用函數那一套東西。因為它是固定不變的，只表述死的東西，而歷史的本質是變動。」
的確，歷史是人的行為的紀錄，人是有血有肉有靈魂會思考的，經濟學是人的行為學，不能用自然科學的那一套實證方法。米塞斯在《經濟學的終極基礎》書中已告訴我們：「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分析的一個方法，是一種幼稚的數字遊戲，對於闡明真實的經濟問題並沒有絲毫貢獻。」在本書中，他再說的更清楚，計量方程式中有「常數」，這在自然物理是可接受的，但人的行為沒有「反應常數」；「在經濟學裡，各種數量之間並沒有固定不變的關係。因此，一切可以確定的數據都是變數，或者換句話說，都是歷史資料。數理經濟學家一再述說，數理經濟學的困境，在於變數太多。然而，他們真正的困境，其實是：只有變數，沒有常數。在沒有常數的場合，談變數一點意義也無。」
米塞斯一生堅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私產制度、個人主義，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干預主義、集體主義嚴厲批判。就永續發展、增進生活福祉這個可被公認的目標來說，自亞當．史密斯領銜的古典經濟學派就以「分工」、「市場機能」、「不可見的無形手」的自由放任，在比較利益原理發揮下，私利和公益相調和，主張自由貿易，理性的「人」在和諧分工下，發揮所長搭配資料、科技、知識、自然資源，讓生產力達極致，在市場調配下提升生活水準。而社會的分工合作，不是靠強制，而是自發性的。至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干預主義，採信人與人間利益衝突，不是和諧的，不同族群間相互爭鬥，他們鼓吹戰爭、使用暴力，不容異己。馬克思主義要人們相信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是預先注定的，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鼓動人們要有革命精神。
受忽視的理論與歷史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主張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者基於「性善」──人有道德，有利他之心，能和諧分工合作，在市場機能引導下，可達至善境界。共產和社會、集體主義者則以「性惡」出發，自私自利的個人，會「剝奪」別人，必須政府來主持正義，才有公平的社會。米塞斯在這本書中，以各種角度一再剖析，指出後者的矛盾、錯誤，而前者較能讓人類生活更好，在歷史長河中，也證實這種看法是對的。蘇聯、古巴、北韓和中國實施共產主義，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社會主義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都可用水深火熱來形容，而實施資本主義的國家，不論物質和精神文明都發展得很好。米塞斯在書中，以三大篇、十六章，四百多頁的篇幅，反覆論證這樣的景象，但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干預主義、集體主義不僅沒被世人唾棄，甚至還滲透到全球，連號稱資本主義國度的美國也不例外。其實，米塞斯自己在本書最後一章〈目前的一些趨勢與未來〉中第五節〈「經濟」自由遭到抑制〉所陳述的，就是這種心理現象的呈現，「人的妒嫉心、不滿狀態、幻想美好未來」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抓個正著而充分利用。畢竟平凡的世人根本不重視歷史的教訓，或者壓根兒就輕視歷史，或都很容易遺忘歷史。由米塞斯這本《理論與歷史》問世以來，一直乏人問津，即使是對奧國學派經濟思想感興趣的年輕學者也不例外，已可見其一斑了。
其實，當今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種種學說，都充斥共產主義基因，不只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其本質是一個「邪靈」，它由「恨」及低層宇宙中的敗物所構成，它仇恨且想毀滅人類，它不以殺死人的肉身為滿足，還要讓人的道德敗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使生命真正的死亡。「共產邪靈」就是要使全人類都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讓人類毀滅，從它出現迄今一百年已造成上億人的死亡，如今更隱匿在社會主義下，由中共經濟的發展來毒害全人類，此刻正處於毀滅的懸崖邊，除非世人能趕緊覺醒，將邪靈剷除、消滅，否則人類就要滅亡。米塞斯這本書將馬克思及其共產主義的本質講清楚、說明白，世人都應該讀它一讀來破除心魔，也應將它廣傳。說真的，這本書並不那麼好讀，但將方法論和各種學術學說忽略，只就米塞斯的白話解析好好看一看，也就可以清楚明白了。
以史為鏡走回傳統路
當看到本書「歷史」的書名時，我心中就浮出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史為鏡」名言。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流傳千古，在其治下開啟大唐盛世，而其之得以讓國家繁榮強盛，人民富足、天下太平、文化輝煌，由其「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的說詞可知一斑，時時警惕自己，傾聽名臣魏徵的諍言免於犯錯或知錯即改，更由歷史獲取正面教訓，向明君學習，以昏君、暴君為警惕，因而得以行「德政」，仁民愛物成就盛世。我們也都知道，歷史記載古代明君，當出現天災時都是「下詔罪己」，向神明懺悔認錯，重新再起。可嘆的是，當代人不重視歷史，不從歷史獲取教訓，還一直犯同樣的錯，竟然有「歷史的教訓就是從來沒從歷史得到教訓」的口頭禪，難怪會向下沉淪、道消魔長，向邪靈傾斜，走向毀滅之路。
最後，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許人類「烏托邦」完美世界，和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均衡」，甚至「一般均衡」或「完全競爭」、「柏拉圖至善的供需均衡點」完美境界而言，前者只是空話，騙人的語言，畢竟人類都是凡人，政府、君王、帝王都不是神，根本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創造烏托邦，它只存在夢裡。至於經濟學的「均衡」和「供需圖」，只是一種概念，是靜止的狀態，也是一個「天堂」，但真正的經濟學家不是將之視為現實世界，而是一種分析工具，在「供需圖」中可說明讓價格隨著人的供需行為自由彈性變動，會引領我們向均衡點（天堂）趨近，但人的行為是時刻都在移動，因而「永遠」不可能在均衡點上靜止不動，畢竟「人間沒有天堂」，但具道德善念的千千萬萬無數「個人」，在自由市場裡，在「不可見之手」的價格自由變動指引下，最能向天堂趨近。所以，讓我們回到亞當．史密斯和奧國學派的世界去吧！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