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1月30日讯】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最危急的时刻，中共删帖控评仍在继续。发表在“大家・腾讯新闻”的《中共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直击此次疫情的症结，但很快遭删除。
文章的署名作者为陈季冰。据百度百科显示：陈季冰是著名媒体人。《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学士）；曾经在《文汇报》、《上海经济报》（该报后改刊号为“第一财经日报”）任职。
文章发表于1月27日，以下摘选文章的部分内容：
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1月20日是分水岭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中共病毒（俗称武汉病毒、新型冠状病毒）”（中共肺炎）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在1月20日之前，绝大多数关于“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的报导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导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它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导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着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导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导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医护人员被封口 记者被抓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中共肺炎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访……
当天下午还有人称，路过这次病毒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顺手拍了张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围上前来，大声呵斥，要求删除照片。甚至有动手抢手机的，说是“昨天一名日本记者来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这一天，还发生了湖北某报资深名记者因微博受处分的事情。
这套类似于掩耳盗铃的做法的代价是，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下来，最终一次次通过中共肺炎这样的重大危机爆发出来。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一手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所有的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
将近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无人在意”。我曾哀叹，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导方面的能力，已经衰退到了何种地步！并且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隐喻来形容没有了优质新闻媒体的社会。
我当时怀着强烈的忧虑写道：“以今天的这种舆情状况，若是真的再面对一次SARS，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幸一语成谶，还不到两年！
我现在的心态依然像两年前一样，我不想指责这是谁的责任，更没有雄心和抱负去为现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了危险一幕后，我们总是应该大声指出来。只有更多人关注了，重视了，参与了讨论，事态才会有一线希望。那篇文章在“腾讯・大家”的平台上获得了超过100万的阅读数，证明了读者对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说明希望犹存。#
责任编辑：心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