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3月17日讯】（大纪元英文记者Jan Jekielek报导/原泉编译）当你发现湖北所有的火葬场都排起长队﹐并且不能再接收尸体，尸体堆积在一起等待火化，你就知道死亡人数巨大，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数字不准确。
习近平未来的很多东西取决于如何应对这场瘟疫。如果中共把这事搞砸了，对经济和政治的震动将是巨大的。许多人会说冲击已经很大了。这肯定意味着所有李文亮的哀悼者都从他的殉难中认定他是死在中共的手里。
从本质上讲，中共不愿意让李文亮警告大家这场疫情，并且武汉市共产党领导不愿意认真对待警告﹐包括李文亮和其他医生﹐至少八人被迫签散布谣言的训诫书。
在一名记者的眼中，当前冠状病毒的爆发究竟有多大威胁？这名记者曾在三十多个疫区工作过，包括中国的SARS和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疫区。
冠状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它的传染性如何？它与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和1918年大流感相比如何？中共掩盖疫情信息如何导致冠状病毒的爆发？防止被感染的最佳预防措施是什么？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在本集中，我们邀请到了普利策奖得主、科学作者劳丽‧加勒特（Laurie Garrett）。她还是一名流行病专家和《外交政策》杂志的专栏作家。
在这场严重疫情中 人们该怎么防备？
杨杰凯：劳丽‧加勒特﹐你能参加《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真是太棒了。我看了你写的关于如何保护自己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和其它病原体的文章﹐因此我就不与你握手了。不可思议。实际上，你是疫情和流行病的专家。你已经去过三十多个疫区。当疫情发生时﹐多数人往外逃﹐你却奔向那里。
劳丽‧加勒特：没错。我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寄生物。
杨杰凯：言归正传。我最近读到了你的这篇文章，是关于预防措施的，防止感染冠状病毒﹐或者我们称呼它的新名字“2019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一命名。我从我们的报道中感觉疫情会变得更严重。我们想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你在这方面已是一名专家﹐所以请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劳丽‧加勒特：这取决于你是谁。我们先把医护人员放在一边﹐谈谈其他人。我不讲紧急救护人员是怎么做的﹐也不谈接送病人的救护车司机和警察等这一类人，把他们放在一边。
先讲普通人，你和我这样在街上过日子的人。记住最重要的原则是冠状病毒——包括这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导致一半普通感冒的病毒家族一员。因此，第一件事是问你自己，当你四岁的孩子从托儿所回家咳嗽并打喷嚏时，传染给整个家庭需要多长时间？你在家中以及在整个家庭生活中曾经做过什么来减少每个家庭成员感染感冒的机会？
办公室的情况也类似。总是有人在圣诞节假期结束﹐回来后又打喷嚏又喘粗气并认为带病工作“勇气可嘉”。非常感谢你，你把我们所有同事都传染了。传染整个办公室需要多长时间？传染整个办公室还有学校、游戏小组或其它场所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无害的病毒比如普通感冒，也许会去掉一些恐慌因素，这样我们可以专注于生物学。
我们就这样讲﹐我想人们容易理解。当人惊恐时﹐判断力很差。我们来考虑一下怎样不染上常见感冒。我们从居室开始。居室中最大的错误之一是人们倾向于共用毛巾，厨房毛巾和浴室毛巾。
毛巾上没有人名，其表面极易滋生病毒和细菌。它们潮湿，上面还沾有微生物的食物。毛巾很容易传播病菌，你用力擦拭它们，这就是毛巾的作用。因此你把病菌蹭到了手上或脸上。这样做﹐你将毛巾上的脏东西带到了自己的鼻子、嘴和眼睛﹐你把自己感染上了。
因此第一步是分离﹐将所有湿毛巾分开﹐家中每个人知道哪一条是自己的。在办公室可以用纸巾替代。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在家中如果有人感冒了﹐传染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门把手。因为你有病时做什么﹖你（掩口咳嗽）然后去拧门把手﹐你把病毒从嘴上、肺部传到手上再到门把手。现在门把手受到污染﹐根据室内温度，可能在三个或四个小时都属于被污染的表面。
病毒在表面存活三至四个小时
杨杰凯：在那里存活三至四个小时﹐是指2019年新冠病毒，还是其它？
劳丽‧加勒特：我们正在厘清这些问题，但可能差不多也是这么长时间﹐当然会有差别。如果室外温度高﹐门把手表面暴露在太阳紫外线下﹐病毒会死得更快；如果光线暗一些﹐温度低一些﹐病毒在表面的存活得时间会更长。
你现在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把它递给我﹐因为我想看看平板上的某些内容。啊，我刚触摸了平板电脑的背面你的手刚摸过的位置。你可能就把你的病毒传给了我。所以﹐常见感冒的另一种传染方式是共享物品﹐污染了的手通过手机、笔、餐具、茶杯等所有这类东西。
你必须考虑一下，然后说不，不，不，不。所有这些现在都要停止。当然，如果你是学校老师，则必须教孩子不要这样做﹐这很难。年龄越小﹐越难教。两岁幼童流着口水﹐把东西往嘴里塞﹐训诫两岁的孩子不传播疾病非常困难。但到四至五岁﹐他们确实需要学习这些﹐他们需要从观察大人来学习。
因此，父母要做正确的事﹐小孩子也会跟着做。但是，如果父母对这一切满不在乎，不使用个人专用毛巾，并且在生病时也不小心，咳嗽时不要用手捂嘴，而是用臂弯遮住嘴，因为人不是用臂弯握手﹐不用臂弯开门﹐而是用手开门。你的手与面部接触的次数越少越好。我认为这真的很难。
人们没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总是不知不觉中摸自己的脸。你不会去想这点﹐搔一下鼻子，挠一下脸﹐或觉得眼睛里有东西揉一揉。如果手上沾有病菌﹐每一个这样的行为都有传染的潜在可能。如果你有意识地考虑这些事情，就会意识到你必须多洗手﹐那就对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有一个极简规则。他们说﹐在病毒传播之际﹐人们应该用不滚烫但比温水要热的水和肥皂洗手﹐搓洗时间要长到能唱完两遍生日快乐歌。教孩子这些很容易。
杨杰凯：这比我通常洗手时间长。
劳丽‧加勒特：比绝大多数人长。
杨杰凯：的确。
劳丽‧加勒特：同样，当你在淋浴、洗澡时，你都要考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脸和手，脸和手，脸和手。
口罩如何戴有用？
杨杰凯：我读过的违反直觉的东西之一是，我想整个世界的口罩都卖光了。对吧？目前口罩的生产跟不上需求。但是，你说特别是在户外甚至在室内，进入这些地方时你不戴口罩。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请谈谈。
劳丽‧加勒特：当我在中国空气污染的环境中，我更愿意戴防尘口罩，而不是戴口罩保护自己免受疾病侵扰。
首先﹐有效的口罩非常少见。几年前﹐我参加了由斯隆基金会委托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我们当时担心流感大流行因此试验了几乎所有的口罩。我们很快发现﹐即使是N95和外科手术用专业口罩﹐一旦变得湿润﹐其阻止病毒的有效性迅速下降。口罩中各种编织在一起的纤维和细丝一旦被水分浸湿，开始分离并产生病毒能长驱直入的大缝隙。
你想想﹐其实很有道理。你戴口罩四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基本是人的口腔气味一遍又一遍地在口罩的内表面循环。
一段时间后﹐不仅会有臭味还变得令人恶心，你也在呼出水汽。因此﹐整个口罩的功能相当快地下降。有人争辩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口罩基本上有大约四小时的有效窗口，然后效果迅速变差并失效。我想说﹐在手术室和医疗环境以外的多数情况下﹐在日常使用中，戴口罩的最大作用可能是让看到你的人感到紧张。从形成有效的病毒防护屏障这一角度讲，戴口罩实际上可能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看看在中国戴口罩的绝大多数人﹐口罩周边松垮﹐病毒可以从上方不严实的地方进入。这些不是真正的防病毒口罩。很多是防过敏的口罩，用来防止比病毒大得多的尘埃颗粒。许多口罩是给建筑工人用的﹐防止吸入木屑等。所以那些并不是真正的防病毒口罩，可能根本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但是，这的确会引起看到你的人警觉，实际的效果是可能导致社交疏远。现在你和我之间有适合的社交距离。所以即使你咳嗽﹐除非特别剧烈的咳嗽，否则﹐我会没问题。
杨杰凯：非常非常有趣。假设你将去中国。实际上也许你会去，我不知道。但是，假如你现在要去中国，并被允许进入武汉，你能那么做，那你会穿什么？
劳丽‧加勒特：我没有选择﹐不戴口罩是违法的﹐不戴手套也是违法的。所以我实际上都得戴上。
戴什么样的手套
杨杰凯：但是，如果我记得对，你建议戴手套。
劳丽‧加勒特：我说的是乳胶手套。现在很多人从未戴过乳胶手套，他们可能没意识到自己会对乳胶过敏，对乳胶过敏相当普遍。这种过敏根本不罕见。有些医生和护士因为对乳胶有急性过敏不得不改行。我有一位同事是澳大利亚的医生，她对乳胶极度过敏。这不仅影响了她作为医生的工作能力，而且大多数餐厅的厨房员工戴乳胶手套准备食物，她便不能去就餐。
杨杰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戴布质手套。
劳丽‧加勒特：我会戴的。如果法律规定乳胶手套﹐如果对我不戴乳胶手套会引起人们非常不满的的情况下，那么我会戴上乳胶手套。但是，你知道，乳胶手套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有保护作用。
有一次在刚果伊博拉病毒爆发时﹐我想搞清楚伊博拉病毒是如何传播到一个偏远村庄的。我想礼貌对待那些幸存下来的家庭。当他们拿出一大锅食物时﹐我知道在他们的文化中用手抓食物。
但是当时病毒肆虐，我不想将手伸进一个共用的锅里。我认为我想出一个好主意﹐给每个人发乳胶手套﹐说吃饭时让我们保护好自己。我甚至没想到，一旦乳胶碰到食用油，就会完全分解。不久﹐我们所有人手上沾满了粘乎乎的东西﹐变得毫无用处。
杨杰凯：明白了。令人惊讶。让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谈谈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我们现在对它如何传染了解了多少？
中共病毒的传染性
劳丽‧加勒特：这一爆发事件仍在发展中，对吧？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争议。当疫情开始时，中共的官方立场是人传人的可能性很低。只有高烧38摄氏度（99华氏度）以上的病人才能传染给你。你必须和病人密切接触才会被传染。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例不符合这一套令人稍感宽慰的条件。
首先﹐我们知道存在无症状传播者。有些人的症状可能很轻微，以至于他们自己都察觉不到，就像感冒刚开始时的感觉一样，有点酸痛，也许有点累﹐但是不咳嗽，不打喷嚏，也不发烧。
你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结果他们具有传染性，在某些病例身上，他们能传染。其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毒可通过气溶胶传播。我们知道，感染人类的所有冠状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人的肺部以及口腔中有水分，病毒隐匿在小水滴和粘液以及其它体液中。当你咳嗽时，这些病毒便搭上了顺风车。
杨杰凯：甚至都不用咳嗽﹐只是呼气就可以产生飞沫。
劳丽‧加勒特：是的﹐只是呼气，病毒就会随飞沫排出。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飞沫不会传播太远﹐它们很重，除非你身后有大风，才能将飞沫带到相当远的距离。
但是本周﹐中国有几篇论文发表，暗示病毒的传播可以不靠飞沫这个载体。这意味着它更接近流感，也意味着病毒会在这样的房间中以气流的形式悬浮在空气中循环一段时间，时间长得让我们担懮。我们不知道细节﹐我不想吓得人们丢了魂﹐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千真万确的，什么只是可能的。
几项不同的研究确认的另一件事是，这种病毒存在于患者的粪便中。这为一整套传播途径打开了大门。再次回到脏手上，但它更像人们传播霍乱、诺罗病毒、痢疾病毒等。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难阻止新型冠状病毒在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那艘游轮上传播。我上次看好像有135人被感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是在已经有人染病并且所有人都被隔离后才被感染的。他们被困在房间里﹐但究竟是如何被传染上的？可能是由于船上已感染的工作人员和那些无症状病人的通过粪便传播了病毒。
这意味着病毒可能在他们手上，然后他们准备食物，而这些事情很难控制，因为这是人类的行为，我们都在做，连想都不想。如果你在触摸厨房中的任何东西之前以及在完成厨房中的所有准备工作之后有意识地洗手，那么你已经打破了大多数人的正常行为方式。
医护人员风险最大
另外，我们当然知道，感染冠状病毒、特别是这种新冠病毒风险最高的人通常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任何积极尝试治疗患者的人都有很高的风险。我们没有什么治疗措施﹐真的没有。我们没有灵药﹐没有很好的疫苗。我们也没有对症治疗的特效办法﹐根本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提供的姑息疗法和供氧等，所有器械都需要与患者及其感染源密切接触，比如口腔、鼻子、眼睛、脸部和便盆等，所有这些东西对医护人员都非常危险。
在试图了解这场流行病动态的人中，有一件事引起很多忧虑，即中共政府没有对他们提供的感染和死亡数据按职业或类别进行汇总，而分门别类很有用。
就在今天，据《南华早报》报导，仅武汉就有500名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已死亡。我们当然知道李文亮去世﹐他只有34岁。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和一丁点的分类信息只是老人和那些有其它疾病的人会病情加重，比如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这些病人虚弱并且更容易感染。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年轻健康、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34岁垂死挣扎时，你知道有人并没有给你真实的信息。
杨杰凯：中国的那些医护人员现在一定处境十分艰难，我们在心里挂念着他们。
劳丽‧加勒特：如果你从未经历过瘟疫也从未见过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将无法想像压力有多大。唯一可以类比的是战场上的士兵。无休无止﹐如果他们一天能真正睡四个小时就算不错了。因为即使你在休息时，也会感到紧张，你对所目睹的一切充满恐惧和焦虑情绪﹐很难入睡。
然后，刚要睡着又该起床了。这一切再重新开始﹐你所看到的都是绝望。人们情绪激动﹐病人人数众多，病人家属惊慌失措。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今天比昨天多，明天将更多。你没有医疗器械给病人治病，你没有特效药，这些使情况更糟。
眼看着病人与病毒战斗
你只能在那看着病人自己与病毒战斗﹐你只能在旁边站着﹐希望给病人一点水﹐一些氧气﹐希望病人身体能抵挡住病毒﹐但是这个人没能挺过去。目睹这一切很可怕﹐它能给人造成创伤，真的。然后，如果再加上中国独特的一系列紧张气氛，比如你告诉任何人你所经历的事情，那么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狱，命令来自神秘的官僚机构和中共官员个人。突然你陷入麻烦中﹐因为你没有执行这个步骤或者没有填写某个文件。非常令人恐惧。
这又增加了一层压力和担忧。当人们看疫情爆发时总是忘记一件事﹐即医护人员都有家庭。
他们都有亲人﹐许多人家中有年幼的孩子﹐他们为家人担心。在许多情况下﹐出于保护家人﹐他们不回家。因此连续数周、数月、无论多久，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家庭或家人分离。他们为家人忧心如焚。他们认为住在医院的宿舍或附近的地方更安全﹐他们不想把医院的病毒带回家。这是令他们挣扎的另一层情感上的困难。
我看过许多视频﹐医生和护士在休息时间用平板电脑与他们的孩子、爷爷、奶奶通话﹐问有吃的吗？有人生病了吗？你做了什么能让孩子有事做？有学习吗？你和老师在线吗？你整天在做什么？你知道﹐人不能日复一日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而不感到自己的心被牵挂着。所以这些人在经历炼狱，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他们已经进入但丁的地狱。
杨杰凯： 你提到过，一个普通外行有保护自己的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类危险物品防护服。我想那可能不叫做危险物品防护服。
劳丽‧加勒特：不是。那叫做人防护装备（PPE）。
医护压力巨大
杨杰凯： 比如那些来医院工作的人，他们要回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天哪，我想我可能也会这么做。紧急救护人员、警察以及防疫第一线的员工，他们有什么不同的防护方法？他们都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吧？
劳丽‧加勒特：截至本周，全球的个人防护装备已有供应危机。世界各地都用光了，当然，大部分防护产品是在哪制造的？中国。中国现在不再出口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因为需要满足其自身的需求，这很正常。如果我是习近平﹐首先要说的一件事就是停止下列基本医疗产品的出口。即使如此，这些产品仍无法满足中国国内的需求。如果美国新冠病毒开始流行，我不知道从个人防护装备从哪里来﹐因为我们从中国那里买不到﹐美国本土又不生产。我们不制造手套和口罩。所有这些都靠进口﹐然后以美国公司的名义包装﹐最后放到药店的架子上。你今天去药店找口罩试一试。亚马逊的口罩已经脱销。
杨杰凯：对，我注意到这一点了。
劳丽‧加勒特：需求的确存在。对于橡胶，仅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生产﹐因为大部分生产乳胶手套用的橡胶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南亚国家﹐制造商都在该地区。因此，随着该地区的疫情蔓延，你将看到与乳胶手套和橡胶有关的一切东西都开始紧缺。在中国，他们已经用光了面罩、呼吸机、氧气、氧气罐。对于感染上这种病毒的肺炎患者来说，这些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因为抗生素不好使﹐那是针对细菌的。我们没有特效药。它们都是辅助性疗法。患者的肺会因自身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他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同病毒作战而充满液体。
人的肺通常有这么大的空气容量。但是随着液体增加﹐患者肺部的空气容量会减少，患者获取空气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你会听到那种典型的大口喘气的声音，试图将空气吸入肺中。你能为病人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为他们提供支持性氧气，或者是鼻管——人们已经看过这些东西。如果你没去过医院，那么在每个医疗剧中都会看到——或者是气管导管，从嘴里向下进入肺部的导管，或者是一个使用压缩空气的氧气面罩。在中国所有这些医疗器械正被消耗殆尽。
我对美国的医疗界做了一些粗略的清点。我们正处于一个大规模流感季节之中，虽然不是非常危险的流感。但是在每一次流感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最终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并发展成肺炎，我们的供应链已经相当紧张。
杨杰凯： 难以置信。你现在让我想到一点，我听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嘿，每年有多少多少人死于流感。为什么我们对冠状病毒如此认真？我自己发现这种说法很荒谬。但是，我很想听听你对此的看法。
劳丽‧加勒特：每次疾病流行，都会有人拿出同样的幌子或者障眼法，不管随你怎么叫它。因为这种说辞确实是。流行病的特点是它们是叠加性的。在原有疾病的基线之上，流行病是一个额外的负担。作为一个额外的负担，这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但你无法预测，也无法确定传播的方向。你不能。你得随机应变，比如你要从医疗工具箱里、从公共卫生资源中拿出何种对策。你可能会将其比作流感，然后说，这个做法对流感有效，让我们试一下。但是对于流感，我们确实有药治疗。对特定的急性流感病例如何发展成继发性细菌感染并需要抗生素支持﹐我们有相当深入的理解。我们多数从事肺部护理、急诊或重症监护室工作的医生知道如何治疗流感。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你总能成功。每年都有人死于流感，对吧？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很少有医护人员因为担心感染上患者的流感而生活在恐惧中。但是我告诉你，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担心从病人身上感染新冠病毒。我认为很多人都在关注英国的超级传播者。
杨杰凯：超级传播者，对吧？
劳丽‧加勒特：我不喜欢那个词 。
杨杰凯：你不喜欢这个术语。这是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请谈一谈。
劳丽‧加勒特：超级传播者是指造成大量次生传染的中心人物。但是，这个词对大众来说，听起来好像说一个人作为超级传播者是一种罪过，好像他们是恶毒、可怕的家伙﹐到处传播疾病。因此﹐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词，说出来有污名化的嫌疑。这个病例不知道自己生病了。他在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参加了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他不知道新加坡爆发了疫情，这家酒店也被波及。数名酒店员工和其他一些与会的旅客、商人也生病了。他没有任何症状﹐会议结束后﹐他从新加坡飞往法国阿尔卑斯山区﹐与朋友在那里度假。
后来他从法国飞回英国的家乡，并在一路上不知不觉中感染了数人。然后他的家庭医生不得不关闭整个诊所，因为我上次看到的是诊所中有四名工作人员因与这个人接触而被感染。我刚想到，我今天早上去看牙医﹐他跟我握手问候。我说﹐请不要这样。他跟我谈话过程中﹐没戴口罩也没戴手套。
杨杰凯：当然他要给你看牙。
劳丽‧加勒特：看牙时他戴上了口罩和手套。但在那之前，他和我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聊天。我在想﹐天哪﹐如果有一名新冠患者来到这里看牙﹐病毒在这个小牙科诊所里会怎样迅速传播？在场的有他的秘书、三个牙医助理以及坐在候诊室的五个人及我。
我认为我们的大多数医护人员都很缺乏经验，尤其那些在私人诊所工作的。除了爱滋病之外，美国尚未遭受超级致命流行病的重大打击。顺便说一句，在1980年代人们对爱滋病处理不当。因为他们对患这种疾病的人和同性恋的鄙视超过了对疾病本身。既然我提到了牙医﹐佛罗里达州曾发生的牙医传染爱滋病的著名事件。在1980年代一名牙医无意中传染给了他的许多患者。该事故导致牙医在给病人看病时破天荒地戴上手套和口罩。信不信由你﹐在此之前牙医们在病人嘴里检查、决定是否需要补牙时，是赤手空拳进入患者的口腔。今天听起来挺震惊﹐是吧﹖但那是1970年代、80年代早期的状况﹐直到爱滋病的出现。
杨杰凯：据我们了解到的，与每年都有的流感相比，新冠病毒病毒的致病能力究竟有多强？
劳丽‧加勒特：这是有争议的话题，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结果不同。因此，我们有这样一个参数称为R0。它是对我感染一个人，加上摄像师是第二个人，再加上制片人是第三个人﹐最后传给音响师是第四个人的可能性进行的一种统计分析。如果是R0等于1﹐疫情不会扩增。我可能会传染你，但疫情的净规模仍然停在原有水平。R0等于2，意思疫情会倍增。所以在这个房间内我传染你们两个人，你又传染两个人。
杨杰凯：在多长的时间段内？
劳丽‧加勒特：取决於潜伏期的长度。
杨杰凯：我很快就会问你这个问题。
劳丽‧加勒特：这就是为什么R0计算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因此当你问疫情的危险程度、扩大的速率是多少，围绕R0的大小有激烈的讨论。一些人坚持认为是1.5左右﹐也许甚至只有1。但是绝对有迹象表明R0可能更高。在中国的一个城市，不是武汉﹐有人坚持R0大约是4.5﹐这是巨大的数字﹐这远超任何流感类型。我们来作一下比较，在商业航空时代之前的1918年的大流感导致了7500万至一亿人死亡。疫情在18个月内横扫全世界三次。那场流感的R0值低于2。
杨杰凯：这次疫情会变得更糟，这是你正在告诉我的。
劳丽‧加勒特：梁卓伟是世界一流的著名流行病学者﹐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在亚洲颇有名气。他也受聘于哈佛大学。多年来﹐我有幸与梁卓伟在多个项目上共事。我看到他处理香港的SARS和禽流感疫情。他必须非常谨慎的处理从来自大陆的令人困惑、甚至是故意混淆的信息﹐并做出如何保护香港人的实时决策。
根据美国时间昨天深夜他发布的分析报告，这次的疫情将蔓延全球， 世界超过60%的人口将被感染﹐死亡率为1%。你算一算，这意味着有超过一亿的人口死亡。现在，我希望他完全错了。
杨杰凯：我们熟知他的敏锐，非常敏锐。我不知道他做出了这样的预测，肯定不是随随便便的。
劳丽‧加勒特：对。我想现在﹐我们有太多从中国传出的错误信息，以至于无法真正归纳和猜测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一些信息是中共党员试图改变故事并利用这些信息耍花招。另一些只是无心的失误。因为医护人员的队伍在缩小，他们在疫区受到感染，他们神经崩溃，他们非常害怕。
他们无暇去确认今天真正的死亡人数。我是说，当你发现湖北所有的火葬场都排起长队﹐并且不能再接收尸体﹐尸体堆积在一起等待火化，你就知道死亡人数巨大，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数字不准确。
杨杰凯：中国任何地方的数字都不准确。
习近平把疫情当成安全问题
劳丽‧加勒特：死亡数字不可能每分每秒地公布。这非常难﹐真的非常难。加上中共领导层内部明显不和，习近平感受到威胁﹐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他们的叙事也在不停地变。过去四天﹐他把疫情应对小组的领导全部撤职，并由他自己的安全主管代替。
他把整个疫情当成安全问题，把它从医疗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你知道，这意味着警察会到处跑，把人们住的公寓门焊上，我猜他们会饿死在里面。把人们抓起来。我们都看过有人在北京街头被抓走的视频，他们被关在狭小的金属箱子里，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尖叫声。他们要被带到哪儿？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现在真的应该关注新加坡、还有停靠在横滨的邮轮以及日本和香港﹐看看疫情在这些地方会如何发展。我认为，由于疫情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这些地方的数字小得多，但会对预测和评估R0和潜伏时间有更好的指导作用。
潜伏期长达24天
我们有新的报告显示潜伏期长达24天。官方认为多数病人的潜伏期是三到五天。如果病人在这段时间具有传染性但却没有明显症状，三到五天已经够糟的了。
杨杰凯：告诉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清楚24天的潜伏期意味着什么。这对疫情有何影响？
劳丽‧加勒特：它以两种关键方式改变了游戏。一个是你传染他人需要多长时间；另一个是，你被认定是安全的，但实际上你可能处于风险和危险之中。你将一次又一次地在医疗系统中进出，意思是说你进入医疗机构、接受检查，也许要接受更具侵入性的检查，结果显示阴性，回去。再回来，再回去。这意味着你有多次机会成为医疗机构中的传染源。
但是我认为真正的风险是——我们不知道风险有多大——现在有很多人争论说真正的风险在于病毒具有一个较长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你可以传染他人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病毒携带者，这简直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噩梦。
你必须意识到的一件事是，并且在假设美国也发生疫情的情况下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快速诊断的方法，是吧？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女人，现在很容易确定自己是否怀孕，并且廉价、快速且准确。这比我确诊新冠病毒感染容易得多。
杨杰凯：可能容易得多。
假阴性的比例多大？
劳丽‧加勒特：容易几个数量级。现在通过CDC得到的标准试剂盒，与中国正在使用的测试版本相似﹐确实有假阴性。到底假阴性的比例多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杨杰凯：为了我们听众能明白，你说的假阴性，是指病人染上新型冠状病毒，但在检测中未被发现。对吗﹖
劳丽‧加勒特：对。有人在检测中显示未被感染﹐但他们确实被感染了﹐这就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传染给别人。实验室要花4-5个小时检测﹐此外还要花时间将人带来做检测﹐还要有文书工作等等。他们排队等候检测，然后得到结果，还需要填写官僚文书，并为个人提供医嘱。整个过程在可能需要连续8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明天再来取结果。现在我们听说中国各地缺少测试盒的消息。很多样品等待测试。
杨杰凯：可能有很多已有发烧症状但未能得到检测的人。
劳丽‧加勒特：如果你不知道，只能去寻找有症状的人，只能去找发烧的病人。在中国，整个防疫工作都是基于SARS的经验，即检测发烧。我记得我从北京的办公室步行到司机那儿，然后司机开车带我去参加某个会议，然后再去参加另一个会议﹐一个记者典型的一天，对吧？一天中，我可能至少被测了12次体温。
我从北京开车，经山西然后进入河北南部转一圈回来。这一圈对于不熟悉中国的人来说﹐就像开车从缅因州出发，经过芝加哥，再到南卡罗来纳州再回到纽约，因此是挺大的一片地方。我的车大概每五到十英里被叫到路边停下来，测试体温。
杨杰凯：基本上，如果假设是中国用同一个战术，从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到的像是，这一招也许将不再奏效。
劳丽‧加勒特：SARS的时候这一招管用。事实表明发烧时SARS病人才有传染性。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携带者不发烧时也具有传染性时，我们对整个防疫手段的质疑就越多。如果发热检查站不能发现所有的病毒携带者，那么你以此为主要手段就无法阻止疾病的蔓延。
但是我们有什么工具？我们没有相当于酸堿试纸一样的东西告诉你是酸还是堿。我没有工具能伸进你的嘴里然后回来告诉你感染了。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任何国家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包括纽约市。
杨杰凯：对。你讲话的时侯我一直在想，医生们逐渐意识到正在发生疫情的严重程度与实际披露之间的时间差。我想医学界广泛接受的时间是大约一个月，大概一个月。疫情未能披露的重要性何在？你可以对此谈谈吗？
劳丽‧加勒特：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先前问我的问题：那麽流感呢？难道人们不得流感吗？我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总是很生气。第二个是，哦﹐只有10个病例﹐你为什么如此小题大作？只有20例﹐干嘛要大动肝火？40例，但是仅40例而已。干嘛兴师动众？应对和制止疫情爆发的时机就是在只有20例时、40例时。到几百例的时候，你就输了﹐完蛋了。那是你就在应对一种流行病，你的整体爆发控制策略已被击败。你的失败是由于你的自满﹐在于你不愿意认真对待第一批看似很少的病例。当病例很少时，很容易制止任何流行病疫情。
但是新冠肺炎的疫情是我回答的第二部分，就是中国特色。19年11月﹐习近平政府发起了一场海报运动。看上去像超人的人戴着口罩，有点像漫威漫画。海报说：爱国就不要戴口罩。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共政府大规模使用了人脸识别系统。在中国，基于脸部识别的治安警务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他们在这一基础上增加了这个计分系统，
杨杰凯：社会信用系统。
劳丽‧加勒特：对。因此他们试图让整个国家的人不戴口罩﹐以方便政府的监控摄像头。最重要的是，当然，习在政府部门中安插了越来越多、和他同一派系的共产党员。我在报导SARS的时候，我作为局外人最大困惑之一就是，这个房间里谁是真正的负责人？
杨杰凯：对。有政府人员，有来自中共的人。那个中共的人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你说的是这个吗？
劳丽‧加勒特：是的。那个中共的人有一个怪异的、无恶意的头衔，听起来像收垃圾的，而与你交谈的穿着笔挺西装的这个人有部长之类的头衔。但他对那个坐在房间后面的家伙怕得要死。因此，对局外人来说﹐试图弄清楚谁是真正的负责人﹐应该与谁谈话曾是个问题，关于习近平的所做所为，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同事伊丽莎白‧易康诺米为此写了很多文章。
习近平实际上将党政高度整合到了一起，以至于不再存在并行管理。习近平未来的很多东西取决于如何应对这场瘟疫。如果中共把这事搞砸了，对经济和政治的震动将是巨大的。许多人会说冲击已经很大了。这肯定意味着所有李文亮的哀悼者都从他的殉难中认定他是死在中共的手里。从本质上讲，中共不愿意让他警告大家这场疫情，并且武汉市共产党领导不愿意认真对待警告﹐包括李文亮和其他医生﹐至少八人被判入狱或被迫签散布谣言的训诫书。
社交媒体遭严厉镇压。
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很难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在习近平上台后﹐这五年来所有社交媒体都遭到严厉镇压。有一天有些人突然消失了，只是因为他们发了小熊维尼的形象，但脸被换成习的，说些俏皮话﹐然后突然这个人就被迫跟家人告别了。
将来也许这个人会回来。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经历了什么。现在加上瘟疫，更加纷乱。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发布信息，尝试发布视频。很多时候他们消失了，另一些时候他们处心积虑地加上一层又一层的匿名以保护自己。
但是这意味着很难对信息进行核实。当然还有一些患有恶意的人﹐发布一些谎言，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俄罗斯，散布极度歪曲信息的老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用中国镇压活动的旧视频说，看这事正在中国发生，这是疫区的受害者。因此，作为疫区之外的人﹐我们真的很难真正了解发生的事情和该相信什么。
杨杰凯：除了体制问题妨碍有效的报导，我认为对于那些把这些视频、真实视频放到网上的人们来说，存在某种程度的绝望﹐因为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
劳丽‧加勒特：是的。
独立记者在武汉被失踪
杨杰凯：通常，中共体制的构建方式使你不想说太多，因为坏事会发生。
劳丽‧加勒特：一个很受欢迎的年轻独立记者在武汉被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失踪的时间越长，人们越生气。你在微博等媒体上看到了。人们把他比作李文亮。中国已经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即疫情被用来压迫我们。
我还记得，在SARS时发生的事情之一，疫情被掩盖那么长时间的原因是之一是巧合。中共中央委员会开会决定谁接替江泽民，指定了胡锦涛。就在这一天﹐SARS的第一个病例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医院。中共知道，每当移交权力就有人死。让我们这次权力移交不要发生内部清洗。
让权力移交不要导致暴力。这必须是一个平稳的过渡，应该彻底稳定。在三月份召开的党代会批准胡锦涛上位、官方加冕仪式开始之前，不能有任何事情出差错。SARS爆发了，但被掩盖了。
当全世界都知道的时候，SARS已经出现在30个其它国家。特别是新加坡、香港以及越南的疫情非常严重。直到四月，有一名中国军医（蒋彦永）﹐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曾经披露六四时天安门广场的真相。这位军医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时代》杂志泄露了一些文件﹐显示北京的军医院里到处都是SARS患者。《时代》杂志用配有医学图表的照片揭露SARS疫情。
中共政府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真的。然后，现在有了一个胡锦涛新政府，不同的领导人，但我们不会说江泽民任何坏话，因为他仍然掌控着军队。但是，掩盖疫情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承认北京有SARS。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一旦说疫情是真的、北京有SARS，北京人会如何反应？我去了火车站，目睹20多万人离开分散到全国各地，从北京消失并带走了病毒。
掩盖行为将中国人及世界置于危险
杨杰凯：这有点像七百多万人在隔离之前离开武汉。你告诉我如果有一百个病例，如果我还能记得的话，疫情就无法控制。我们在谈论700万人。其中有多少病例？我们不知道。
劳丽‧加勒特：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重建那段历史﹐但掩盖行为把中国人民及整个世界置于危险之中。
杨杰凯：我又在想，我真的希望梁卓伟的预测没有发表﹐也不要成真。
劳丽‧加勒特：我希望他彻底错误。绝对的。我无法想像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情况。在世卫组织总部日内瓦每天举行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总干事谭德塞几乎都在某一时刻都发出恳求﹐呼吁全球保持团结，一起努力，互相帮助大家生存下去；停止囤积口罩。不要将医疗用品收归国有，要互相帮助；顺便说一句，资助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没有钱做这件事。
杨杰凯：根据世卫组织对待台湾的所作所为，对我来说这听上去很虚假。
劳丽‧加勒特：什么意思？呼吁团结？
杨杰凯：他们把台湾拒之门外﹐对吧？
劳丽‧加勒特：但是整个联合国组织都这样做﹐不只是世卫组织。这样做不好。这是香港街头孩子们害怕的众多事情之一，担心香港和澳门也会受到这种对待。当谭德塞说到团结时，他是说医疗供应链，共享基因组样本、病毒样本、将整个全球社区团结起来，团结一致致力于科学研究，研发疫苗，共享在临床上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弄清楚如何进行下一步防控，最终维持整个必需品的供应链，包括物品、设备和防护装备。
疫苗的进展
杨杰凯：疫苗的进展如何？
劳丽‧加勒特：SARS发生在2003年，我们没有SARS疫苗。 MERS出现于2013年，我们没有疫苗，而这两种病毒与新冠病毒是近亲。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当然提高了赌注 ，应该说是增加了动力。在医药行业，对于任何在富裕国家利润潜力不高的东西，是缺乏动力的。
如果我们走运、制药行业存在某种适当的激励机制的话，我们有一种SARS疫苗﹐目前已经通过了一些临床试验。由于其基因和新冠病毒非常相似，我们能迅速地研制出19冠状病毒疫苗。如果一个有效，另一个可能也会有效。
但不幸的是，尽管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其它许多实体、英国的惠康基金会等等都进行尝试、激励人们研制MERS和SARS疫苗，并希望找到合适的投资机制以鼓励科学和制药业的发展。这两个疫苗我们哪个也没有制造出来。
我见过的最乐观的预测是一年之内做出来。我不明白的是说这话的人吃了什么迷幻药。至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候选产品进行临床试验。
现在即使你在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在那里进行临床试验，在疫情中心武汉，你要在瘟疫之中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你不会获得数据和结果来验证疫苗有效或无效、剂量是否合适、这是一种必需辅剂或者应该这样配方。几个月你都不会有结果，我们离这些还远着呢。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一年的预测是怎么来的。也许他们的意思是在一年的时间内，我们至少从理论上应该知道疫苗是什么，是由什么制成的，以及如何配方。我们进行临床试验是不可能的。
我对通过疫苗在短期内摆脱这次危机并不乐观，也不是在目前这个疫期。有人提议基本上有几种可能性。有人说，因为人类的行为随着天气转暖而变化，大家都会打开窗户、走到外面、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人类行为的所有变化都会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
人们夏天感冒的概率比冬天低。这也许是SARS结束的确定因素之一，因为它在2003年6月的确收尾了。但是， SARS是在整个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进行了艰钜的控制努力之后，才告结束。在春季变暖、群众涌上街头享受美好时光之前，SARS已经在逐渐减弱。
明年冬天或卷土重来
第二种可能性是成为某种地方性的疾病。是的，在流行中可能会出现季节性下降，但并没有消失。明年冬天它会卷土重来，并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的周期性特征。这当然很可怕。希望不会发生。
第三种可能性是，新冠病毒继续在广泛地域传播，并且在地理上的扩散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小，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独立的集中爆发，最后通过一带一路进入通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种情况下，将是一场噩梦，一场规模巨大的噩梦。
从我所读的东西和所看的非洲领导人特别是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待过多年的经验来判断，我认为那儿已经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他们认为如果这种病毒出现在非洲，非洲将会被抛弃。如果你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已经耗尽，非洲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些资源。在中国，医生使用CT扫描、核磁共振、高级支持以及各种呼吸设备。撒哈拉以南非洲90%的医院都没有这三个设备。
有什么支持护理，谁将执行隔离检疫，人们被安置在哪里？在非洲大陆上怎么实现这些？很难想像。我担心的是，疫情发生的时候，全球政治要多糟糕就有多么糟糕，因为现在是反全球化的世界。所有的多边机构现在都处于困境，整个联合国系统，还有几十个不属于联合国的机构。
我们有创记录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却没有资金帮助他们。看看叙利亚，我们都退缩了，目睹这个国家被彻底摧毁。我担心这将给残存的全球化再制造一个分裂的机会。
在谭德塞博士呼吁全球团结一致之际，现实则恰恰相反。各国将继续尝试并幻想用墙来隔开病毒、封锁机场和人员、尤其是封锁中国人，显然这从根本上看是种族主义。
随着这些行动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将看到对其它团结合作的侵蚀。这将影响贸易政策、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及一切，从而使我们退回到巴尔干化（四分五裂）的世界，充满刻毒，这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杨杰凯：根据你所看到的和去过的疫区﹐我知道很难很难预测任何事情。但是基于你现在所看的发展轨迹、已有数据和你的经验，你认为接下来六个月内情况会如何发展？
劳丽‧加勒特：我认为答案在于密切关注新加坡、香港目前的状况。如果这两个发达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这两个地方地小人多、人口密度大﹐如果疫情曾爆炸性蔓延，那么全世界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一直密切关注新加坡和香港。看新加坡总理两天前对国民的电视讲话很有趣。他穿着随意，坐在他的客厅里，我想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客厅就是那个样子的。
他直视镜头﹐讲了35分钟左右，非常冷静地讲述了所有风险，新加坡采取的所有步骤，市民应该做什么，医生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从国家元首那里听到的关于一种疾病的最透明和明智的讲话之一。新加坡曾为SARS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每次我回新加坡时，我都会在其医院中看到感染控制方面的更多改进以及对可能疫情的密切关注。现在他们正在接受检验。如果新加坡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新加坡无法控制住疫情，那么我们就完蛋了，因为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系统。
杨杰凯：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很荣幸邀请到你。谢谢！
劳丽‧加勒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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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园、李昊
